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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8年深秋,省民政厅办公楼里的桂花香得让人犯晕。
我坐在副厅长办公室里,面前摆着九份烈士家属的申请材料。窗外那棵老桂花树是我五年前调来时种下的,现在已经有二楼窗台那么高了。
办公桌上那杯茶已经凉透了,我没心思换。九份材料,九条命。
“陈副厅长,求求您了。”
耳边还响着今天早上那个退伍老兵的声音。他叫刘大柱,是我父亲的老部下。他来找我的时候,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装,胸前的军功章别得整整齐齐。
他的儿子刘卫国,在边境排雷时牺牲了。留下一个刚满六岁的女儿,由刘大柱老两口拉扯。
按照政策,烈属子女在考公务员时可以优先录用,但优先不是必然。刘卫国的女儿去年考了第二名,岗位只招一个人。
“陈副厅长,我不是想让组织照顾。可那个岗位,它本来就是给烈属预留的呀。”刘大柱红着眼睛说,“我儿子的班长牺牲后,他的孩子去年考上了。怎么轮到我家,就不算数了?”
我没办法回答他。
九份材料,九个故事。有的父亲是在抗洪中牺牲的,有的是在执行任务时遭遇车祸,有的是在缉毒一线倒下。他们的孩子,最小的刚考上大学,最大的已经三十多岁,有的考了三次公务员,每次都差那么一点。
他们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在等待一个编制。
我拿起电话,拨通了厅长张立民的号码。
“老张,烈士家属那件事,我想特批。”
电话那头沉默了。
“远山,你知道后果吗?”张立民的声音很沉。
“知道。”
“按照规定,特批需要省级领导的签字,我们民政厅没这个权限。”
“所以我要你帮我,以民政厅的名义,向省委写一份报告。”
“这样你会被处分的。”张立民叹了口气,“你知道上周的会议,省委已经下了通知,要严控编制。”
“我知道。”我说,“但你知道那些烈士家属的情况吗?”
张立民沉默了很久。
“你父亲当年也是军人。”
“对。”
“所以你这是……”
“不是。”我说,“我这是想做对的事。”
又是沉默。
“你把材料送来吧。”张立民终于说,“我签字。”
那天晚上,我加班到很晚。九份材料,我一份一份地看,一个字一个字地核对。
林晓梅打来电话:“远山,你回来吃饭吗?”
“不了,今天加班。”
“女儿明天期末考试,你能不能陪陪她?”
我看了眼桌上的材料,说:“改天吧。”
“你每次都这么说。”林晓梅的声音有些失落。
我没接话。
挂了电话,我看到手机屏幕上的时间:晚上十一点。窗外桂花树在夜风中沙沙作响,像极了当年在部队时的夜晚。
01
第二天一早,我把九份特批报告送到张立民办公室。
张立民正在看文件,见我进来,摘下老花镜揉了揉眼睛。
“远山,你知道我最欣赏你什么吗?”
我摇头。
“你是个有良心的人。”他说,“在这个位置,良心比能力重要。”
“你不怕被连累?”
“怕。”张立民笑了,“但咱们这些人,总要有人做点事情。”
他说着,拿起笔,在报告上签了字。
“给,送省委吧。”
我接过报告,看到他的签名工整有力。张立民是退伍军人出身,在位十年,从来都是四平八稳,不犯错误,也不出风头。
“老张,谢了。”
“别谢我。”他摆摆手,“真要谢,等事情办成了,请我喝酒。”
三天后,省委办公厅回复:同意特批。
消息传开,办公室里议论纷纷。
“陈副厅长这事,怕是捅了马蜂窝。”
“可不是嘛,省委刚说严控编制,他就搞特批。”
“听说有人告到纪委去了。”
我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桂花树。秋风一起,金黄色的花瓣落了满地。
林晓梅又打来电话:“远山,我听说你被人举报了?”
“你听谁说的?”
“同事说的。远山,你真要给那些烈士家属特批?”
“已经批了。”
“你知道这样会有什么后果吗?”
“知道。”
林晓梅沉默了一会儿,说:“我不怪你。你爸当年也是军人,我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谢谢。”
“但我担心女儿,你……”
她没说完,但我懂。
两天后,省纪委的调查组来了。
领头的姓王,四十多岁,看着很斯文,说话轻声细语。
“陈副厅长,我们接到举报,说你在编制审批中有违规操作。”
“我是特批了九名烈士后代。”
“按照规定,这是需要省级领导签字的。”
“我们请示了省委办公厅,得到了批复。”
王组长拿出一个文件夹:“但我们查到的批复,是你们民政厅自己起草的,省委办公厅只是走程序。”
“这是我的主意,张厅长没有责任。”
“我们不是来追究责任的。”王组长说,“我们是来调查事实的。”
调查持续了整整一周。
那几天,我感觉自己像住在审讯室。每天被问话八九个小时,回家累得倒头就睡。
林晓梅给我端来一碗热汤,坐在床边看着我。
“远山,他们是不是很难为你?”
“没有。”
“那你为什么……”
“没什么。”我闭上眼睛。
她不再问了,只是轻轻地摸了摸我的头。
第五天,张立民被叫去谈话。
回来的时候,他脸色铁青。
“远山,我们可能都完了。”
“什么意思?”
“省委那边扛不住了。”他坐在我对面,点了一根烟,“上面说这事必须有人负责。”
“你我都逃不了。”
“那就我来吧。”我说。
“不行。”张立民摇头,“我已经想好了,我来认。”
“凭什么?”
“就凭我是厅长,你是我下属。”
“可这是我的主意。”
“那也不行。”张立民狠狠吸了一口烟,“你还有三年就退休了,你的女儿还在读书。我已经五十二了,无所谓。”
那天晚上,我们在办公室坐到很晚。窗外桂花树映着月光,影子摇曳。
“远山,”张立民突然说,“你后悔吗?”
“不后悔。”
“为什么?”
“因为那九条命,不是白死的。”
他笑了,那种苦涩的笑容。
“你说得对。”
02
调查组结论下来那天,正好是女儿的生日。
那天早上我出门时,林晓梅说:“晚上早点回来,我给你烧几个菜。”
“好。”
办公室的门被推开时,王组长走了进来。
“陈副厅长,调查结论出来了。”
“你说。”
“我们认定,你在特批编制过程中,存在违规操作行为。按照规定,应该给予行政警告处分。”
“就这些?”
“还有一些……”王组长犹豫了一下,“省委认为,为了平息舆论,建议对你进行降职处理。”
我沉默着。
“具体方案是,调离省民政厅,到下面的乡镇工作。”
“什么乡镇?”
“西南县龙山镇。”
那个地方我知道,是全省最偏远的一个镇,从省城开车去要六个小时。
“什么时候走?”
“一周后。”
“好。”
王组长看着我,似乎在等我说什么。但我说不出口。
给他倒茶?谢谢他?不知道。
他走了之后,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桂花树。
秋天的阳光透过窗户洒进来,照在那份降职文件上。
张立民进来的时候,我正在整理桌上的东西。
“远山,对不起。”
“没事。”
“我……”
“老张,真的没事。”我打断他,“我知道你尽力了。”
“可是……”
“我不后悔。”我说,“那九个孩子,现在有饭碗可以端了。”
张立民的眼圈红了。
“我有时候真不知道,咱们在这个位置上,到底应该怎么做才对。”
“做对的事就行了。”我说。
“可是这个世界,它不一定会奖励对的事。”
“那就问心无愧。”
张立民看着我,没有再说话。
那天晚上回家,林晓梅已经做好了饭菜。桌上有鱼有肉,还有一个小蛋糕。
“生日快乐,女儿。”
陈雨桐笑了笑,但眼神里有担忧。
“爸,我听说你被降职了?”
“谁告诉你的?”
“同学们都在传。”
我叹了口气,摸了摸她的头:“没事的,爸只是换个地方工作。”
“为什么要去乡镇?”
“因为有些事情,爸爸做错了。”
“可是妈妈说你做的事是对的。”
林晓梅低下头,没说话。
“这事没那么简单。”我说,“吃饭吧。”
那顿饭吃得格外安静。
饭后,我一个人站在阳台上,看着远处的城市灯火。
林晓梅走出来,站在我身边。
“你真的要去?”
“必须去。”
“多久?”
“不知道。”
“那我怎么办?女儿怎么办?”
“我每个月会回来一两次。”
她沉默了很久。
“你走那天,我去送你。”
“不用。”
“要的。”
那晚的风很凉,我裹紧了外套。
陈雨桐突然打开阳台门,抱住了我。
“爸,你别走好不好?”
“爸爸必须走。”
“为什么?”
“因为爸爸做了一件对的事。”
她的眼泪流下来:“可是我不想你走。”
我抱紧她,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03
一周后,我收拾好东西准备下乡。
办公室里的东西,用一个纸箱子就装完了。那年买的桂花树,我把它连根拔起,装进了后备箱。
“陈副厅长,这东西能带走吗?”
“能,”我说,“这是我自己的。”
门卫老李头看着我,欲言又止。
“老李,有事?”
“没啥,就是……陈副厅长,他是个好人。”
我笑笑,拍拍他的肩膀。
去往西南县的路很不好走。山路十八弯,六个小时的车程,我开了八个小时。
龙山镇政府就在镇中心,一栋三层小楼,看上去比省城的写字楼差了不止一百年。
镇长叫赵德明,五十多岁,比我大一点。他听说我要来,提前收拾了一间屋子。
“陈副厅长,不对,现在该叫陈书记了。”赵德明笑着说,“乡镇条件差,您别嫌弃。”
“没事,比部队好。”
赵德明的眼神亮了亮:“您当过兵?”
“算是吧,我爸是军人,我也在部队呆过几年。”
“难怪。”赵德明点头,“我看您这人,就有一股子军人的气质。”
“客气了。”
乡镇的生活很单调。每天早上六点起床,到镇政府食堂吃饭,然后去田间地头转一圈。晚上八点以后,整个镇上就只剩下路灯和狗叫声。
我给林晓梅打电话,说这里一切都好。
“远山,你真的没事?”
“真的没事。”
“女儿想你了。”
“我也想她。”
“你什么时候回来?”
“工作稳定了就行。”
“那你什么时候能稳定?”
我沉默了。
挂断电话后,我一个人坐在房间里,看着窗外黑漆漆的大山。
十三年前,我从部队转业到省民政厅,踌躇满志,以为能改变些什么。现在,我坐在这间连热水器都没有的屋子里,看着满天的星星,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但我还是觉得,我不后悔。
那天晚上,我做了一个梦。梦见那九个烈士站在我面前,穿着整齐的军装,向我敬礼。
我醒来的时候,发现枕头湿了一片。
窗外,龙山的清晨,雾气弥漫。
04
一个月后,林晓梅带着陈雨桐来看我。
陈雨桐看到乡镇的环境,眼泪就掉下来了。
“爸,我们什么时候才能回省城?”
“等爸爸工作完成。”
“那要多久?”
“不知道。”
“我不要你在这里。”她抱着我哭,“跟我回家吧。”
林晓梅拉过她:“雨桐,别闹了。”
“我没闹,我就是不想让爸爸待在这里。”
我看着女儿,心里一阵酸涩。
“雨桐,你现在高三了,要好好学习。”
“我知道。”
“等高考考完,爸爸就回去陪你。”
“真的?”
“真的。”
那天晚上,赵德明请我们吃饭。林晓梅带了几个菜,赵德明买了酒。
“嫂子,你放心,陈书记在镇上,有我在。”赵德明给林晓梅敬了一杯酒。
林晓梅喝了一口,说:“老赵,你要好好照顾他。”
“肯定的。”
“他胃不好,不能吃太辣。”
“我记住了。”
“他有腰伤,要经常活动。”
“好。”
林晓梅说着说着,眼睛就红了。
“远山,你是个好人,我也是这么跟我女儿说的。但是……”
“但是什么?”
“但是这个社会,它不一定会善待好人。”
那个夜晚,我一个人坐在镇政府门口的石阶上,看着满天的星星。
赵德明走出来,递给我一根烟。
“陈书记,想什么?”
“想当年。”
“后悔?”
“不后悔。”我深吸了一口烟,“只是觉得对不起她们娘俩。”
“嫂子是个好人。”
“是啊。”
“要不,你回去的时候带上她?”
“不行。”我说,“她还要上班,女儿还要上学。”
“那……”
“你放心,我能撑得住。”
赵德明点点头,陪着我坐了一会儿。
“陈书记,你知道吗?我在这个镇子上呆了二十年。见过很多像你这样的人,被贬到这里的,被流放过来的。最后,他们都走了。”
“你怎么不走?”
“走不了。”赵德明苦笑,“我的根在这里。”
“那你觉得,像我这样的人,值得吗?”
“值不值得,不是别人说了算的。”他说,“是你自己觉得。”
那天晚上,我想了很久。
第二天,林晓梅和女儿走了。我送她们到镇上,直到班车消失在盘山公路的尽头。
05
乡镇生活一转眼就是两年。
我在龙山镇建了一所小学,修了一条路,改了一个农贸市场。这都是当年在省民政厅积攒的人脉和资源帮的忙。
赵德明常说:“陈书记,你是来我们镇上的贵人。”
我说:“我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2010年冬天,我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陈副厅长,我是刘大柱。”电话那头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
“刘叔,你好。”
“我孙女考上公务员了。”
“恭喜。”
“谢谢你,陈副厅长。要不是你,她这辈子……”
“别这么说,那是她自己的本事。”
刘大柱哭了:“我儿子的在天之灵,一定会感谢你的。”
挂断电话,我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的雪。
那九个人,我现在还能叫出他们的名字。
他们有的当了乡镇干部,有的进了事业单位,有的在企业上班。但不管在哪里,他们都有一份稳定的工作,一个安身立命的地方。
我打开抽屉,拿出那份省民政厅的降职文件,翻到最后一页。
上面写着:“经研究决定,给予陈远山同志降职处理,调离省民政厅。”
我的手指划过那些字。
我突然笑了。
那些年,我在省民政厅里签过无数份文件,只有这一份,让我觉得值得。
手机响了,是张立民。
“远山,最近怎么样?”
“还行。”
“听说你在龙山镇干得不错。”
“瞎忙活。”
张立民沉默了一会儿,说:“远山,有件事我要告诉你。”
“什么事?”
“当年你被降职的事,我一直觉得对不起你。”
“老张,别这么说。”
“不行,我要说。”他的声音有些激动,“当时我其实可以替你扛下来的,但我没有。”
“为什么?”
“因为……我有私心。我怕丢了厅长的位置,我怕影响我儿子的前程。”
我沉默着。
“远山,对不起。”
“没事。”
“其实……”张立民突然说,“有些事情,不是你想的那样。”
“什么意思?”
“你走了之后,我才知道,当年省委并没有真的想处分你。”
“什么?”
“他们只是想做个样子,给舆论看。本来打算过个半年一年,就把你调回来。但是……”
“但是什么?”
“有人把这事压下来了。”
我的手开始发抖。
“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