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令员的算盘
徐向前把那张烧饼掰成两半,一半递给身边的警卫员,另一半捏在手里,没急着往嘴里送。烧饼是杂粮面的,掺了榆树皮,嚼起来发苦,但在这个年头,能有一口干的,已经算不错了。这里是沂蒙山腹地,岱庄。一九三九年六月底,天热得蝉都懒得叫。
他刚进村那天,脚上的布鞋还沾着冀南的黄土,走了大半个月,从威县一路往东,过馆陶、走范县,最后从楼德以西穿过津浦路,才算踏进沂蒙的地界。路上他只带了一个警卫小分队、一匹马,还有一辆德国造的自行车。那自行车在队伍里是个稀罕物件,干部们大多会骑马,会骑自行车的没几个。有回一个年轻参谋想试试,结果连人带车翻进路边的水沟里,徐向前也不恼,把人拉起来,拍拍车座子说,征服它不难,摸透它的性子就行。这话像说车,又不像说车。
他到了沂蒙,是来当司令的。八路军第一纵队司令,统辖山东和苏北所有八路军部队。名头大,担子也重。可他屁股还没坐热,就觉出这司令的分量跟想象中不太一样。
山东的情况比他想的要复杂。这里头有几路人马,各有各的根脚。最大的一支是老牌主力一一五师,从山西那边过来的,由陈光和罗荣桓带着,能征惯战,底子厚实,是真正经历过长征的老红军骨血。另一支是土生土长的山东纵队,两万五千多人,是黎玉、张经武他们从各路的起义队伍拉起来的,人多,枪杂,打仗的套路还嫩。
中央让他来,就是要把这几根指头攥成一个拳头。他来之前,朱瑞已经从八路军总部和抗大一分校挑了一百多名干部,一路带过来,准备充实到各个部队里,把架子搭起来。
可拳头不是那么好攥的。徐向前到山东的第一天就撞上了日军的第一次大“扫荡”。两万多鬼子兵,从津浦、胶济几条铁路线上压下来,分成十路,往沂蒙山区里合围。他还没来得及去各个部队串门认人,先得指挥打仗。仗是打赢了,可仗打完之后,他坐在岱庄那间借来的民房里,看着墙上挂的军事地图,心里那点不痛快,却像根刺似的扎在那儿。
他指挥得动的是山东纵队,那没问题,命令下去,跑得飞快。可一一五师那边,总隔着一层。不是说人家不听他的,面子上都过得去,电报照回,仗照打,但那种感觉,就像你端着一碗热汤,人家伸过来的手,指尖碰着碗沿,却始终不肯把整个手掌贴上来。原因他心里明镜似的:一一五师是经军委和总部直接指挥的主力,指挥关系盘根错节,有自己成熟的领导班子和作战传统。他徐向前的名字,在山东根据地是挂出来了,国民党那边也把这里的八路军统称“徐向前部”,可真要论起调兵遣将的顺滑程度,这两支平级的主力之间,确实存在着一条看不见的沟壑。
有天晚上,他跟朱瑞在院子里乘凉,朱瑞也叹气,说老徐,这上头的婆婆多了,咱这媳妇不好当。徐向前没接话,只是拿一根树枝在地上画圈。画了半晌,忽然把那树枝一折两段,丢进旁边的草丛里。
“不画了。”他说,“吃饭。”
第二天一早,他叫上参谋处长罗舜初,出了岱庄,往南走。他说要去看看沂蒙山的沟沟坎坎。
山纵的底子
沂蒙的山不险,是那种连绵起伏的土石山,沟壑纵横,庄稼就长在巴掌大的山间平地上。七月的青纱帐起来了,高粱和玉米长得比人还高,人钻进去,影都看不见。
徐向前在山梁上走着,后面跟着几个参谋,都是朱瑞从抗大带过来的年轻后生,腿脚利索,只是脸上还带着没怎么晒过的白。走了十几里,到孙祖一带,徐向前停下来,指着前面一片地势说,这地方好,两边是山,中间一条沙河,鬼子要是从这儿过,咱们在两边一夹,他跑都没处跑。
这话是对罗舜初说的,也是说给那些年轻参谋听的。他边走边问,沂蒙山的村子有多少户人家,哪条沟能通到哪个镇,哪里的水井夏天不干,哪条路雨天能走牲口。参谋们有的答得上来,有的摇头。徐向前就笑,说不熟悉地形,这仗没法打。你们从抗大来,学的本事要跟这山山水水对上号。
一路上,他见到不少山东纵队的兵。那会儿山纵刚成立不到一年,底子薄,穿什么的都有——有的穿灰军装,有的穿老百姓的黑褂子,脑袋上裹着白羊肚手巾,枪更是杂,汉阳造、老套筒,还有打猎用的土铳。新兵多,脸上还带着庄稼人的憨厚,见了徐向前这个“大官”,有些手足无措,敬礼的姿势都透着生涩。
徐向前没摆架子,走到一个哨位跟前,跟一个年轻哨兵聊天。那哨兵十八九岁,本地人,问他怕不怕鬼子,哨兵挺起胸说不怕。徐向前拍了拍他的肩膀,问他枪法怎么样。哨兵挠头说,打过两回枪,打兔子行,打鬼子还不知道中不中。徐向前说,打兔子和打鬼子一个理,都得沉住气,等近了再搂火,一枪一个。哨兵咧开嘴笑了,露出一口白牙。
回去之后,徐向前跟朱瑞、黎玉开了个会。他说,一一五师那边,该配合配合,该协调协调,眼下当紧的,是把咱们山纵这摊子撑起来。他说得慢,一字一句,玻璃杯里的白开水映着窗外的天光。
他看得很明白:山纵兵多,但缺魂。缺打仗的魂,缺练兵的魂,缺一股子能把新兵蛋子淬成铁砧子的劲儿。这活儿,他熟。从鄂豫皖到川陕,哪支队伍不是从泥腿子一步步滚打出来的。
“我们抓部队的发展,首先注重质量的提高。质量是基础。部队质量提高了,是不发展的发展,不扩大的扩大。”这话后来他在干部会上反复说过。可这会儿他没说,他把罗舜初叫来,说,你拟个方案,从八月开始,山纵搞整训,要动真格的。
整军
一九三九年的秋天,沂蒙山区的庄稼还没收完,八路军山东纵队的整训就拉开了架势。这是山东纵队的第二期整训,也是徐向前抓得最紧的一件事。他下了死命令:每个支队、每个团,都必须办干部培训班。他自己兼着随营学校的校长,时不时骑着那辆洋车子,从这个驻地跑到那个驻地,去看训练,去听汇报。
有一天他到一个支队检查,正赶上部队练拼刺。百十来号人,在打谷场上捉对厮杀,木枪对戳,嘴里喊着“杀”,声音倒也响亮,可动作五花八门。有的把枪端在腰里,有的举过头顶往下劈,还有的使蛮力,一枪捅过去,自己倒先失了重心,踉跄两步。
徐向前站在场边看了一刻钟,把支队长叫过来。他也没发火,只是让集合,他走到队伍前面,拿过一支木枪,说,看好。
他做了个突刺的动作。很简单,弓步、送胯、拧腰、出枪,一气呵成,枪尖几乎贴地,然后猛然挑起。动作不大,甚至看着有些轻描淡写,可那一下的爆发力,让场边的人眼皮一跳。
“拼刺,”他说,“不是比谁的胳膊粗,是比谁的劲儿用在了地方。你们刚才那样,胳膊抡圆了,鬼子一拨,你自个儿就栽了。要这样——”他又做了一遍,“短,平,快。一刺不中,马上收枪,防左,防右,别给鬼子反刺的机会。”
说完,他让一个老兵上来跟他练。那老兵有点紧张,端着木枪冲过来,徐向前用一个极小的动作拨开对方的枪,枪托一横,轻轻顶在老兵肋下。“看见了?”他拍拍老兵的肩膀,“要是真家伙,你已经躺下了。”
这种场面,在整训期间并不少见。徐向前带兵向来如此,不喜空谈,讲究实效。他甚至亲自编写教材,把战斗中的经验教训揉碎了讲。有个基层指挥员,打仗猛,可就是不会看地图,徐向前就把地图摊在桌上,指着等高线说:“这不是线,这是山,这是沟。你指挥一个连,不光要看脚底下,更要看图上这几根线,敌人在哪儿,路在哪儿,都在里面了。不识图,你就是个蒙眼骡子,光会拉磨,不会寻路。”
除了拼刺和识图,他抓得最狠的是纪律。山纵不少战士是农民出身,游击习气重,住在村里,拿了老乡一根葱、掰了人家一穗玉米,觉得不是大事。徐向前专门开会,把黎玉也请来——黎玉是山东本地干部,懂民情。徐向前说,咱们是来打鬼子的,也是来给老百姓撑腰的。你拿人家一根葱,鬼子来了人家就不给你报信。他定下规矩,借东西要还,损坏要赔,出门要请假,回来要销假,哨位上的枪,子弹必须上膛,保险关好,谁敢拿枪口对着人,关禁闭。
有个连长,打仗挂了彩,群众送了他一只老母鸡补身子,他没给钱。徐向前知道后,让警卫员从自己津贴里扣出钱,亲自送到那老乡家里。老乡吓得不敢收,徐向前说,这是纪律,你不收,我这司令说话就不算数了。
整训到了秋天,成效慢慢显出来。队伍的精气神不一样了,走路能走出队列来了,哨位上的兵眼睛也亮了,知道什么时候该放人过去,什么时候该把枪端起来。徐向前却没松劲,他知道,一支队伍光靠练是练不出来的,还得靠打。枪杆子硬不硬,拉出去遛遛才知道。
第一次较劲
机会来得比预想快。
一九四〇年三月,青黄不接的时候,沂蒙山里的树叶还没长齐,日子过得紧巴。日军也没闲着,从临沂、沂水、莒县几个据点凑了四百多号人,其中日军三百多,伪军百十号,带了钢炮和机枪,由沂水的渡边中佐领着,往孙祖方向摸过来。他们的算盘打得精,想趁着青纱帐还没起来,八路军主力还没集结,一举端掉山东分局和《大众日报》社的驻地。
消息送到岱庄的时候,是三月十五号晚上。徐向前正在油灯下看地图,罗舜初推门进来,把情报递过去。徐向前看完,没说话,手指头在地图上划了一下,从铁峪到孙祖,再到九子峰,那条弯弯曲曲的山路,像一条干涸的河床。
“召集团以上干部,马上开会。”他说。
会开得短,没废话。情报处长分析了敌情,几种可能:敌人可能西进,可能就地扎点,也可能打完就撤。徐向前听完,把手里的铅笔往地图上一搁:“他们哪儿也去不了,只能往孙祖来。朱位那边的敌人拐到铜井汇合,不是为了回家,是为了攒够了人,往咱们心窝子上捅一刀。”他扫了一眼屋里的干部,目光最后落在坐在角落里的孙继先身上。
孙继先是山纵二支队司令,长征路上抢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之一,是员猛将,可这回他带部队从蒙阴那边赶过来,刚到高庄,人困马乏。
“老孙,”徐向前叫了他一声,“累不累?”
孙继先一下站起来:“不累!司令,有任务您就下命令!”
徐向前点了点头,走到地图前,手指头点在九子峰那个位置:“你带二支队,天亮之前,给我卡在这里。”他的手指沿山脊线划了一道弧,“敌人在铁峪吃了个小亏,肯定会继续往南拱,钻到九子峰底下的时候,你从山上往下捶他。他受不了,一定掉头抢山头,你们就在山上跟他磨。磨到天黑,他没了锐气,咱们再合围。”他顿了顿,看了一眼孙继先的脚,“你们刚到,有困难吗?”
孙继先一挺胸:“困难是有一点,可只要枪里有子弹,肚子里有口热气,这仗,我们打!”
徐向前拍了拍他的胳膊,没再多说。他把罗舜初叫过来,低声交代了几句,罗舜初转身出去,调兵遣将。
那天夜里,山纵的通讯兵骑着马,在沂蒙山的沟沟坎坎里跑了一宿,把命令送到各个伏击点上。孙继先带着二支队,摸黑往九子峰赶。山路不好走,队伍里没人说话,只听见脚步声和喘气声,偶尔有石头滚下山崖,在夜里发出空旷的回响。
九子峰上的血
天亮的时候,日军出了铁峪。
这伙鬼子气焰足,钢炮架在骡子背上,机枪手走在队首,军靴踏在沙河滩上,咔嚓咔嚓响。他们昨天夜里在铁峪附近的岱庄打了个小胜仗——其实是八路军一个警卫连摸黑放了几枪就撤了,鬼子却以为是友军溃败,越发骄横。
四百多号人,沿着沙河往南走,队伍拉得不算太长,但队形松散,显然没把这一带的中国军队放在眼里。他们不知道,九子峰上,一双双眼睛正隔着步枪的准星,盯着他们慢慢移近。
上午九点,日军前队过了孙祖,准备从九子峰东麓绕过去,就在这时,枪响了。
最先开火的是九连,曲连长带着队伍趴在半山腰的石头后面,等鬼子走到三十米开外,他才喊了一声“打”。几十颗手榴弹划着弧线落进鬼子的队形里,轰隆连声,沙河滩上腾起一团团黑烟。鬼子被炸懵了,有人趴在沙地上放枪,有人端着刺刀往山上冲,山上的机枪响了,冲在前面的鬼子倒了一片,顺着山坡往下滚。
渡边中佐倒是个老兵油子,很快就稳住阵脚。他指挥炮兵往山上轰,炮弹落在九子峰的岩石上,炸得碎石横飞,有几发打在干草丛里,引着了火,浓烟顺着风往八路军阵地上卷。鬼子借着烟幕掩护,开始组织冲锋,一次,两次,三次,每一次都嗷嗷叫着往上扑,又被手榴弹和机枪压下去。
孙继先在前沿指挥,嗓子都喊哑了。他看见九连那边打得最苦,曲连长已经牺牲了,阵地上只剩下指导员孙秀泉带着二十几个战士死守。孙秀泉身上挂了彩,脸上是黑灰和血泥混在一起,看不清模样,可他还在喊“杀”,带着人往下冲,追出去不到十步,一颗子弹打穿了他的胸膛,他往前扑倒,手里的枪还攥着。
消息传到指挥部,徐向前正在听罗舜初报告前沿的情况,听到九连干部几乎打光,他摘下眼镜擦了擦,又戴上,沉默了片刻。
“把预备队拉上去。”他说,“告诉孙继先,坚持到天黑。天黑之前,九子峰不能丢。”
下午一点多,鬼子发起最后的疯狂冲锋。炮火比上午更猛,整个九子峰山头都被硝烟罩着,火借风势,把石头都烧得发烫。日军冲上来七八次,全被压下去。有个排长叫李前仁,带着三个战士从侧面迂回,摸到鬼子占据的一间小土屋跟前,扔了一排手榴弹,把屋里的机枪炸哑了,李前仁冲进去,跟两个鬼子拼了刺刀,他刺倒了一个,被另一个刺中了大腿,他倒在地上还扔出一颗手榴弹,把第二个鬼子炸飞了。
天擦黑的时候,山头上的枪声渐渐稀了。日军在九子峰下丢了一百多具尸体,士气彻底垮了,趁着夜色往孙祖村里缩。渡边中佐把剩下的二百多人收拢在村里,想固守待援。
徐向前等的就是这个时机。天黑透了之后,他下达了总攻命令。山纵各部从四面八方围上来,把孙祖村团团围住。村里的鬼子像困兽一样,在房顶上架起机枪,往外瞎扫。老百姓早撤了,村里空荡荡的,只有几条狗被枪声吓得乱窜。
后半夜,鬼子扛不住了。渡边下令放火,把村子里二十多间民房点着了,抢来的粮食也一并烧掉,火光冲天。借着火光的掩护,一百多残兵往北突围,想逃回铜井据点。
他们跑出孙祖没多远,就撞上了早就埋伏在荆山的特务团和地方武装。枪声又响了,这一回比白天还密,鬼子的队伍彻底散了,到处是哭爹喊娘的嚎叫。等天亮的时候,沙河滩上横七竖八躺着鬼子的尸体,渡边中佐本人也被击毙,只有极少数残兵逃回了铜井。
三月十八号早晨,战斗结束。毙伤日军一百九十多人,其中有个炮兵中尉和三个翻译官,缴获洋马五匹、小车六十多辆,还有不少枪支弹药。山纵伤亡也不小,一百一十人。
这是沂蒙山根据地开辟以来,八路军第一次成建制地重创日军。
孙祖之后
孙祖战斗打完的第三天,徐向前站在高庄前面的一块空地上,开了一个祝捷大会。三千多人坐在下面,有穿军装的,有穿便服的,还有妇女和老人,都是从附近村子赶来的。台上摆着缴获的洋马和机枪,鬼子的大衣摞了一堆,像展览似的。群众敲锣打鼓,把煎饼、鸡蛋往台上送,有个老大娘挤到前面,抓着徐向前的手不放,说长官,你们打得好啊,替咱老百姓出了一口恶气。
徐向前让老大娘坐下,他在台上讲了话,话不多,说这仗不是他一个人打的,是山纵的兄弟们拿命换的,也是老百姓送情报、抬担架换的。他又说,接下来鬼子一定还要来,咱们要有准备,每一家都要坚壁清野,鬼子来了,水井要封,粮食要藏,不能让他们抢走一粒粮。
台下的人都听着,没人说话,可眼睛里都有光。
会散了之后,徐向前回到住地,把孙继先和几个参战的干部叫来。他没先表扬,让人搬了条凳坐下,开了一个检讨会。他说,这一仗赢了,但赢得不漂亮。第一,咱们的侦察不细,敌人夜里向北突围,咱们埋伏的部队居然没发现,要不是特务团在荆山截住了,这伙鬼子就跑掉了一半。第二,部队之间的协同还不行,二支队打九子峰的时候,交通营在山下干等着,没能及时支援,白白牺牲了不少人。第三,有些战士见到鬼子的信号弹,居然当成了流星,不知道那是敌人求援,这是知识不够,往后要教。
孙继先脸上挂不住,低着头不说话。旁边有个参谋小声说,司令,这仗赢了啊,您怎么还批评。
徐向前看了他一眼:“赢是赢了,可要是下次遇到更多鬼子,这点毛病,就够咱们喝一壶的。打仗不是图痛快,是要命的事。今天把毛病挑出来,明天才能少死人。”
过了几天,他又把缴获的物资分了一部分给一一五师,还派罗舜初去了一趟,把孙祖战斗的详细经过写成战报送过去。那边回了信,语气客气,也提了几点建议。徐向前看了信,笑了笑,没说什么。
他知道,有些隔阂不是打一仗就能消弭的。但他不着急。他在做另一件事。
自己的天下
徐向前到山东之后,最头疼的不是打仗,是吃饭。
山纵几万人,穿什么?吃什么?伤兵用什么药?这些事没人管。国民党那边不给钱,于学忠那里他亲自去谈过,于学忠客客气气接待他,但一说到给八路军拨粮拨款,脸色就不那么好看了。徐向前说,我们抗日,得吃饭。于学忠说,你们是军队,不搞政权也能抗日。你们一搞政权,我这个省政府怎么弄。
徐向前没跟他吵。回来之后,他对黎玉说,咱们要有自己的天下。黎玉是山东本地人,干地方工作是把好手,他知道徐向前说的“天下”是什么意思——政权。
从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开始,徐向前就指示各地趁着日军“扫荡”过后国民党政权垮台、地方权力真空的机会,抓紧建立抗日民主政权。他跟黎玉定了个办法:条件好的地方,就公开建立县政权,选县长,成立参议会;条件差的地方,就搞“两面政权”,明面上应付鬼子汉奸,暗地里给八路军办事。到一九四〇年上半年,山东全境已经建起了九十个县级抗日民主政权,十四个行政专员公署,还有了一个行政主任公署。
有了政权,就有了粮。老百姓交的公粮,不再往国民党那边送,直接送到八路军手里。山纵的兵不用再去村里找老乡“借粮”了,伙食虽然还是粗,但好歹能管饱。徐向前又把缴获的物资和根据地自己办的小兵工厂产的弹药统一调配,山纵的装备渐渐整齐起来,不再是当初那样“七长八短”。
到一九四〇年六月,他接到中央要他回延安的通知,准备动身的时候,山纵已经从两万五千人发展到了五万一千人。一一五师那边,也借着根据地的巩固,扩充到了七万人。
他走那天,是个大晴天。青驼寺外面的土路上,马蹄扬起一阵阵黄尘。他骑着他那匹老马,警卫排跟在后面,背包上挂着那个铝制的饭盒,叮当作响。他没让人送,只跟朱瑞和黎玉说了,部队的事你们盯着,整训别停,政权别丢。
走出去十几里地,他回头看了一眼。沂蒙山的轮廓在天边淡淡的,像一幅没画完的水墨画。他想起刚到岱庄那天,那个年轻哨兵说“打兔子行,打鬼子还不知道中不中”的样子。
一年过去了。他不知道那个哨兵还在不在,但他知道,山纵的人再提起打鬼子,眼睛里不会再有不中。
马走得不快,路上风景也没什么好看的。徐向前扶着缰绳,身子随着马背的起伏微微晃动。后面有人问他,司令,还坐车不?
他笑了一下:“路不好走,骑马稳当。”
前头是延安,是七大的会场。他走之后,山东这摊子事,自有后来人接着干。他心里清楚,他来的时候,是空着手来的;走的时候,也没带走什么东西。唯一带走的,是这片山里那股子从土里长出来的劲儿。
那劲儿,在地里,在村里,在那些扛着老套筒的山纵兵身上。鬼子想把这劲儿磨掉,把这片山踏平。可山是磨不平的,人也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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