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思想研究何以实现“全球转向”

政治思想研究能否超越西方经典文本的既有框架，在不同文化传统之间展开真正平等的比较？非西方世界的政治经验，能否从被比较的对象转化为理论生长的资源？比较的标准、语境的差异、理论的普遍性等方法论难题如何应对？2026年6月17日至18日在华东师范大学闵行校区举行的全球政治思想学术研讨会，正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集中回应。本次会议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主办，全球政治思想学会（Association for Global Political Thought）协办。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成立于2019年，是致力于思想史研究的跨学科交流平台。全球政治思想学会是一个跨学科学术研究网络，致力于探讨国际社会与全球语境中的政治观念，总部设于哈佛大学。这是该学会成立以来的第四次年会，也是首次在亚洲召开。来自中国、美国、日本、韩国、德国、巴西、葡萄牙、希腊、新加坡、加拿大、亚美尼亚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哈佛大学、东京大学、南洋理工大学、塔夫茨大学、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昆山杜克大学、复旦大学、华东师范大学等二十余所高校和研究机构的三十余位学者参会。

华东师范大学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执行主任、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李宏图主持开幕式。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党委书记瞿骏教授为开幕式致辞。他谈到，全球政治思想学会首次将年会移至亚洲，而会议的举办地上海，其历史本身就昭示了观念如何跨越文明的边界，在流通中再生。随后，他回顾了华东师大历史学系在思想史领域的深厚学术传统。在历史学系世界史学科的奠基人王养冲先生带领下，历经数代学者接续耕耘，华东师大设立了国内首个思想史研究博士点，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的成立更进一步拓展了这一领域的研究格局。他表示，本次会议围绕“全球视野中的政治思想”这一核心议题展开，期待不同学科背景和文化传统的学者在对话中碰撞出新的问题意识。

李宏图

一、比较的困境与“全球转向”的路径

会议首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肖琦主持，聚焦于全球政治思想研究的方法论基础。美利坚大学助理教授李汉松与剑桥大学青年研究员曾宇宁（Chang Yi Ning）以“从比较到全球政治思想研究”为题作引导发言。李汉松回顾了华东师大全球思想史研究中心在引介剑桥学派、推动思想史多种研究范式进入中国学界方面的贡献。他谈到，当今不同民族、文化和政治共同体之间的接触日益频繁，而人们对“政治”的理解存在巨大差异，传统的分析框架已不足以应对。政治思想始终在比较、际遇和融通中生成，但比较与评判的标准、术语和推理模式本身就构成难题。仅仅“相遇”并不等于知道如何“相处”，因此需要比较不同文化对“政治”概念本身的不同理解。曾宇宁进一步提出，“全球”不仅仅是一个修饰语，它同时促使研究者重新追问“思想”与“政治”本身的含义和边界：何种行动与文本可以上升为“思想”？当面对与我们少有共通之处的群体时，“共同生活”又意味着什么？两位发言人将这些问题作为开放性的“谜题”抛出，邀请与会者从各自的研究加以回应。

曾宇宁（左）、李汉松（右）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唐小兵的报告从方法论层面重新审视中西文化论争，提出了一个尖锐的区分：“比较”一旦蜕变为以一方的“先进”批判另一方的“落后”，便沦为牵强附会的“比附”，丧失学术的严谨性。他将近代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归纳为三种维度：杜亚泉等人的“类型差异论”、胡适的“功能/后果论”和梁漱溟等人的“阶段差异论”，并指出中国对西方文化的接纳伴随着多元声音的持续竞争。从晚清至今，中国知识界在追求普遍性的“真知”与坚守文化自主性之间往复摇摆，这种持续的张力本身便是文化与文明生命力的体现。

复旦大学博士研究生袁尚系统梳理了英美学界思想史“全球转向”的两重面向：一是将“全球”作为分析范畴切实运用于思想史研究，考察观念在全球范围内的传播、交流与互动，关注历史人物的全球认知；二是立足思想史本位，修正和复兴已有方法论，提出“观念史的回归”“系列语境主义”等理论设想。但是，全球视角在丰富历史解释的同时，也带来“全球”概念泛化甚至模糊思想史学科边界的风险。有鉴于此，她主张批判性地使用全球视角，同时兼容多种叙事尺度，坚守思想史的核心属性，重新思考传统技法和经典主题的价值。

东京大学日本学术振兴会博士后研究员Thomas Ashby则从汤姆逊（Ann Thomson）对人类学家列维-斯特劳斯（Lévi-Strauss）“拼装”（bricolage）概念的借用入手，讨论了史料作为异质的、遗留的“零件”如何被历史学家重组为思想叙事。相比于剑桥学派偏重理性的、哲学层面的“工程学”式思考，“拼装”思维因其对异质性、有限资源与翻译过程的重视，格外契合全球思想史研究的需要，同时也提醒研究者在灵活调用不同语言与地域元素的同时，对时代错置（anachronism）保持批判性警惕。在讨论环节，日内瓦高等国际问题研究院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紫江特聘教授”相蓝欣认为，这种置于谱系之中又出乎语境之外的思想实验，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观念的渊源，也可以帮助我们反思时下疑难。

综合来看，首场讨论揭示了全球政治思想研究面临的核心张力：既要超越单一线性观念、避免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叙事框架，以容纳更广阔的比较视野；又须守住思想史学科的方法论底线，避免“全球”沦为一个空洞的标签。

二、海洋、岛屿与边疆：政治想象的空间维度

由曾宇宁主持的第二场讨论将视角从方法论转向具体的空间维度，考察政治观念如何依托海洋、岛屿和边疆等物质载体进行传播与变形。日本九州大学法学院副教授柳爱林（류애림，Ryu Aerim）以《鲁滨逊漂流记》在明治日本的翻译史为切入点，讲述了两种并存的岛屿意象：一种将岛屿作为投射理想社会的虚构空间，另一种将其视为可供开拓与殖民的帝国边疆。通过分析《动物议院》《梦境旅行记》《南洋漂流记》等作品，她发现这两种意象并非依次出现，而是共时性地存在于同一批文本、甚至同一部作品之中。这些小说对现实政治变革的干预既深刻又富有创造力。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朱明从物质文化史的视角出发，选取9至10世纪、13世纪前后和19至20世纪三个时段，探讨印度洋海域的人群流动与思想交融。黑石号沉船的发现表明中国瓷器早在9世纪已面向广阔的海外市场生产；宋元时期杨廷璧、亦黑迷失等人的航行记录和开罗藏经库文献则揭示了跨区域商人网络中的物质与观念联系。他进而反思，传统区域研究多以二战后形成的板块划分为单位，而印度洋作为一个整体提供了理解跨区域流动的重要框架。在全球化遭遇困境的当下，各区域间的联系将以何种形态持续，仍值得学者进一步探讨。

在柏林-波茨坦“国际法治兴衰”研究组担任研究员的亚美尼亚学者Artur Simonyan则将空间视角延伸到后苏联地区，以中亚和南高加索为例，批判了主流“转型学”（transitology）框架对领土冲突的忽视。在他看来，转型学的关注重点集中于东欧和南高加索国家在多大程度上移植了西方法律制度，而根植于苏联时期宪法安排与自治区域划分的领土争端长期被忽略。他认为中亚案例呈现了一种替代性分析路径，即通过宪法内部机制消化领土争端，而非诉诸外部裁决或承认独立。因此，他认为苏联时代的宪法经验不应被简单视为历史残余，而应重新评估其学术价值。

这三篇报告虽然时段和地域各异，却共享一个基本关切。当研究者跳出以民族国家为单位的分析框架，转而关注海洋、边疆、帝国等更大尺度的空间时，政治思想的生成与流通会呈现出怎样不同的面貌？这或许启发我们，思想的全球转向不仅意味着内容的扩张和交互，同时也意味着尺度本身的重构。

三、观念的跨语境旅行

第三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教授Timothy Baycroft主持，集中考察观念在不同文化语境之间的传播、误读和再造。任教于日本东北大学的巴西思想史学者Egas Moniz Bandeira以20世纪初列夫·托尔斯泰与中国知识分子的对话为切入点，讨论了宪政批判话语的全球流通。他选取留学圣彼得堡的张庆桐和固守中国文化立场的辜鸿铭两位中国知识分子与托尔斯泰的对话为案例，试图补足既有研究中俄国与中国之间思想互动的缺失环节。托尔斯泰在致“中国绅士”的信中主张，宪政并未限制暴力，反而扩大了参与压迫的人数，因此应拒绝追随西方道路而回归农耕与信仰。这封信被译为多种语言广泛传播，表明对宪政的批判性反思在当时已是一场全球性的思想论争。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学系副教授马华灵聚焦于伯林与施特劳斯之争在中国学界的接受与回应。他通过理论辨析提出，施特劳斯学派在批评伯林时始终混淆了多元主义与相对主义：相对主义认为一切价值均由历史、文化等特定条件决定，因而否认任何普遍性价值判断的可能；多元主义虽承认价值受历史影响，却并不排斥人类发现某些具有普遍性的价值。基于这一辨析，他批评施特劳斯学派忽视了两者不同的理论前提，同时也认为中国知识分子为伯林所作的辩护尚不充分，有必要提出新的多元主义理论框架以更有效地回应施特劳斯的挑战。

柏林自由大学博士研究生、华东师范大学访问学者陈振鑫运用“全球时刻”与历史比较两个分析工具，以中国国家社会党及其代表人物张君劢、张东荪、罗隆基为例，将中国自由主义置于20世纪初帝国主义、殖民主义与意识形态竞争的全球语境中加以审视。他通过梁启超、张君劢等人的跨国思想流动案例论证，中国自由主义的衰落是全球思想竞争与本土政治选择交织的结果。因此，全球史的方法有助于重构中国现代思想史的多重面向。

葡萄牙天主教大学法学院研究员Salar Abbasi从阿伦特的“平庸之恶”（Banality of Evil）概念出发，探讨国家暴力施害者的道德心理机制。阿伦特笔下的艾希曼以绝对的合法性为行为依据，其恶源于道德思考的缺失。他以伊朗伊斯兰共和国为例，提出一种与之对照的理论类型：当施害者的行为不仅被视为合法，更被赋予超验的道德正当性时，暴力便获得了一种不容置疑的“道德授权”。他将这种源于自我确信之“善”的恶与阿伦特所论的“平庸之恶”加以区分，试图拓展政治哲学中关于国家暴力与道德责任的分析框架。

会议现场

这场讨论表明，观念在跨越语境时并非简单地被“移植”或“接受”，而是在新的知识环境中被重新理解、选择性地挪用乃至有意地误读。研究者需要同时把握观念的原初语境和接受语境，才能准确描述这一复杂过程。在全球化日益兴起的时代，对语境的考察不仅需要重视其内在脉络，也需要看到不同语境间的内在关系何以成为思想跨越的基础。

四、经典命题的跨文化对话

第四场讨论由昆山杜克大学的客座助理教授赵匡宇主持，围绕具体的思想史案例展开，探讨不同传统中经典命题之间的对话可能。任教于昆山杜克大学的政治理论学者Lincoln Rathnam将16世纪法国的蒙田与战国时期的庄子并置考察，认为两人均通过“怀疑论的多元主义”抵达了类似的伦理政治立场。他们都承认人类存在多种合理且健康的生活方式，拒绝任何全知式的知识主张和僵化的行动标准。两者的差异在于自我观和修辞风格。庄子坚持更为彻底的怀疑论，其修辞鼓励读者采取超脱的宇宙视角；蒙田则更关注身体经验，主张谦逊踏实的立场。因此，这种比较政治的进路能够弥补伯林式理论框架的不足，为自由主义原则提供更为坚实的跨文化辩护基础。

复旦大学历史学系博士后方捷以孔德与密尔1841年至1847年间的通信为材料，揭示了实证主义内部在人性论问题上的根本分歧：人类的分裂是否必然导致对制度未来的怀疑，还是存在着某种正确制度的可能性。两人在1840年代共享实证主义立场，均主张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但在社会研究的基础问题上产生了根本分歧。孔德从生理学出发，将性别差异视为先天结构性的，断定女性处于“永久童年状态”；密尔则强调教育与社会制度对人类性格的塑造作用，拒绝以生理因素固化制度安排。这场争论的实质在于，何种证据能够将人群差异确立为制度的本质，并由此决定制度变革的可能性边界。

美国塔夫茨大学国际文学与文化系教授钟雪萍从文学批评的角度切入全球政治思想的讨论。她以1980年代詹明信（Fredric Jameson）与阿赫默德（Aijaz Ahmad）关于“第三世界文学”的争论为起点，反思了“民族寓言”框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简化处理。她的分析视角在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虽对中国革命抱有同情，但其理论框架未能充分容纳中国革命文化实践的独特性；而世界文学理论以欧洲时间为坐标的系统化努力，也难以涵盖非西方世界的多元时空经验。她由此主张将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革命文学实践置于全球反帝反殖民斗争的脉络中加以理解，若仅以“民族寓言”表示同情，则远未触及历史的复杂性。因此西方学界应重新审视其理论预设，以更开阔的历史视野理解中国革命文学的世界史意义。

从蒙田与庄子的跨时空对话，到孔德与密尔在实证主义内部的分裂，再到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中国文学的理论框架之争，由这场讨论可见，即使同属一个知识传统，也并不意味着对核心命题的同质化理解。对经典命题的根本性分歧应当被放置在不同的知识传统中，以比较的视野重新审视，从而重新校准既有结论。

五、从非西方经验出发的思想实验

第五场讨论由布拉格查理大学高级研究员Anna Eirini Baka主持，将议题推向更具挑战性的方向：能否从多元而异质的历史经验中提炼出具有一般理论意义的分析工具？昆山杜克大学助理教授Lindsay Rathnam先回归西方传统，重新审视希腊跨文化思考的源头，视希罗多德为“第一位比较理论家”。希罗多德重视人所创造的文化与制度如何反过来塑造人，重视局外人的视角，而在其笔下最早讨论政体优劣的并非希腊人而是波斯人，由此颠覆了政治哲学起源的希腊中心叙事。因此，希罗多德的史学实践打破了文化封闭论，其多元叙事策略为跨文化理解提供了早期典范，值得重新评估。

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历史系助理教授殷守甫以中国南宋官员王之望的政治实践为切入点，提出了“王之望时刻”这一分析概念：当经验丰富的官僚意识到自上而下的决策机制失效时，转而探索更具包容性的政治参与方式。与波考克（J. G. A. Pocock）的“马基雅维里时刻”不同，“王之望时刻”是断裂的、孤立的，不同时期的类似尝试之间并无直接继承关系。他以这一概念为工具重新审视了中国古代、19世纪法国和20世纪中国的三个案例。其旨趣与其说是论证“东方”比“西方”更早实践民主，毋宁说是追问我们能否摆脱幸存者偏差，看到那些在主流叙事中被系统遗忘的政治实验与探索，从而以更具理论谦逊的姿态重新审视民主化的历史。

日本神奈川大学教授松平德仁（Matsudaira Naruhito）围绕亚洲立宪主义的思想传统展开讨论，认为这一传统有别于以国家-社会二分法为基础的西方主流宪法理论。他以魏玛时期宪法学家鲁道夫·斯麦恩德（Rudolf Smend）的中国弟子徐道邻为起点，考察了徐道邻将儒家礼教视为中国社会根本规范、以“天下”作为超越维度使国家成为过渡性实体的理论构想，进而引入几位日本学者的论述。其中，山室信一以“日本的冲击”指日俄战争日本获胜对近代中国国家建构的推动；島薗進将战前日本国体神学理论追溯至中国的封禅；樋口陽一以日本的中世纪封建经验解释其战后何以接受立宪民主，并反衬中国缺乏可类比的传统；朝河貫一则以日本本土氏族记忆与中国输入的国家政治经验的并存解释其现代化。这些对比揭示了中日国家构想的根本差异，其实质在于如何在多元空间秩序中理解非西方宪政的独特合法性基础。

剑桥大学青年研究员曾宇宁则以李光耀1959年至1963年间的思想转变为案例，探讨后殖民国家的民主悖论。殖民统治本质上反民主，新兴国家因此必然追求人民主权，然而后殖民国家又常迅速走向集权。她主张超越“后殖民精英背叛民主”的简单叙事，追踪政治领导人在具体历史情境中面对社会改革与族群冲突等问题时如何逐步调整自身的理论立场。以李光耀为例，他从受社会主义影响的冲突论者转变为推行种族融合与同质化的国家建设者，这一过程折射出后殖民国家转型的深层困境。

围绕该主题的讨论可见，与其从外部将现成的理论框架套用于非西方材料，不如从具体的历史经验内部生长出新的分析工具和问题意识。无论是从南宋官僚实践中提炼的“王之望时刻”，还是对亚洲立宪主义思想谱系的重构，又如对希腊中心主义政治哲学叙事的质疑，抑或是从新加坡经验出发的悖论再析，都试图在承认多元经验的前提下拓展政治思想研究的理论资源。

六、言说、行动与政治哲学的根基

最后一场讨论由华东师范大学学报编辑田润主持，聚焦于政治行动的哲学基础。南洋理工大学副教授Christopher Holman围绕列维纳斯（Emmanuel Levinas）的政治哲学展开，区分了试图通过固定秩序投射理想社会的“永恒乌托邦”与拒绝将理想与现实和解的“持久乌托邦”。列维纳斯强调存在着一种指向他者（the other）的、无限的伦理责任。他以列维纳斯“他者的乌托邦”对霍布斯自然状态理论的拒斥为枢纽，论证国家的合法性应当来自对他者不可还原性的伦理承认，而非个体对暴力的规避。自由主义诉诸超验自然法和理性个体往往滑向辩护性立场，而列维纳斯则持一种更具开放性的态度，由此为全球政治思想研究提供了超越既有自由主义框架的理论视角。

布拉格查理大学高级研究员Anna Eirini Baka从现象学进路出发，讨论了“宪法本真性”（Constitutional Authenticity）问题。她借鉴胡塞尔的时间意识分析，认为宪政共同体的集体自我并非固定本质，而是通过叙事中介、习惯沉淀和言语行动在持存、原初印象与前摄的张力中持续生成的过程。立宪共同体无法仅凭自身完成所有解释行为，需要通过基于信任与代表的代理机制来运作。这一现象学路径为理解立宪主义的动态生成提供了超越制度文本分析的理论框架。

昆山杜克大学助理教授郑芝炫（정지현，Jeong Jihyun）则以韩国残障活动人士在早高峰中断地铁运营的行动为案例，探讨挑衅性抵抗的认识论价值。她认为抵抗行为引发的“不适”本身具有认知功能，使受众获得一种关于受压迫者处境的“有效知识”。其他群体虽然知道压迫的基本事实，但往往严重低估其实际强度，挑衅性抵抗恰好提供了校正这种认知偏差的参照。这一框架为理解边缘化群体在政治中的认知贡献提供了新视角。

这场讨论从不同角度触及了政治行动的哲学前提：合法性的伦理根基何在？秩序的形而上学前提何以是非本质性的，并在时间中持续生成？边缘群体的抵抗行为能否产生独特的政治知识？这些追问将全球政治思想研究从差异性的观念历史梳理引向更深层、普遍性的哲学反思。

闭幕与余论

闭幕式由李汉松主持。上海纽约大学校长、华东师范大学哲学系教授童世骏在致辞中提出，哲学与历史学并非对立的学科，任何观念都可以在哲学维度的“有效性语境”和历史学维度的“发生学语境”中加以理解，真正理解一个观念必须同时兼顾这两个维度。他认为，我们这一时代面临着学术研究与现实关切之间的断裂。两种语境的整合有助于学者在跨文化对话中既捍卫普遍理性的可能性、又不回避观念的历史条件性，由此重新思考标准与真理问题，更自觉地审视自身的位置性，进而为人文社会科学开辟更具建设性的未来。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讲席教授高全喜则提出，当今政治思想研究需面对三重问题：自由进步主义与保守主义的深刻对立、高新技术尤其是互联网带来的思想冲击，以及后发国家从前现代向现代的转型与西方主导的后现代议题之间的巨大张力。他还特别提到，战争与和平问题长期被政治哲学边缘化，在当今国际局势下值得重新纳入核心议程。

闭幕式

回顾两天的讨论，本次会议提供并深入探讨了全球思想史诸方面案例，同时也为回答本文之初的问题引出了线索。而后者或许才是这次会议最突出的贡献：与会者并未将“全球”简单地等同于地理范围的扩大或研究对象的机械拼凑，而是在方法论的层面上反思其可能性、并加以严肃探讨。无论是对“比较”与“比附”的方法论辨析、对“全球”概念泛化风险的警示，还是从非西方历史经验中提炼分析概念的尝试、对经典命题的跨传统回应，都表明这一新兴领域的研究者正在有意识地构建自身的方法论基础，而非急于用“全球”的新瓶装既有分析框架的旧酒。以这一方法论为基础的全球思想研究将不再以特定理论路径从外部削足适履地把握各个文明，而是内在地根植于亦平等独立亦互相交融的各知识传统之中。与此同时，会议也留下了有待继续讨论的问题：当不同文化传统中的政治观念被并置和比较时，如何避免一方的范畴成为衡量另一方的隐性标准？“全球政治思想”最终追求的是一种普遍性的理论框架，还是承认多元理论并存的开放格局？全球政治思想学会首次将年会带到亚洲，本身即是对这些问题的一次实践性回应。这次会议在丰富和深化我们对政治思想乃至全球化时代之当下的理解的同时，更向我们持续敞开这些问题，而这也正是学术共同体进一步对话的起点。

与会者合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