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卢芹斋传》（法国汉学家热拉尔丁·勒南著）、百度百科"卢芹斋"词条、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卢芹斋："文物贩子"还是"艺术使者"》、《卖掉半个中国文物的文物巨盗》、崇真艺客《影响欧美收藏界的古董商》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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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年12月29日，巴黎玛德莱娜广场一带，一场简短的婚礼悄然举行。
新郎30岁，浙江湖州人，名叫卢芹斋，西装笔挺，皮鞋锃亮，在巴黎古董圈里已经混出了几分名气，法国客人提起他都竖大拇指，叫他"C.T.Loo"。
新娘15岁，法国姑娘玛丽·罗斯，年纪尚轻，对这桩婚事懵懵懂懂，只知道母亲替她张罗好了一切。
婚礼那天，有一个女人全程在旁张罗，站在卢芹斋身边替他招呼宾客，神情比新娘还要从容——她是玛丽·罗斯的母亲，一个名叫奥尔佳的法国女人，34岁，比卢芹斋大4岁。
那一天，没有一个宾客知道，这桩婚事从头到尾是奥尔佳一手设计的，女儿不过是她用来遮掩自己私情的一枚棋子。
婚礼结束，三个人住进了同一个屋檐下。
一个叫做"婚姻"的壳子套在外面，里头装的是什么，除了他们三个人，没有人说得清楚。
后来，玛丽·罗斯在这段婚姻里一口气生下四个女儿，把最好的年华都留在了一间她看不透的屋子里，直到精神彻底崩溃，才明白自己从第一天起就输了——这个家里真正的"夫人"，从来都不是她。
卢芹斋的私生活是一出荒诞剧，但他这个人，私事只是冰山一角。
【一】湖州卢家渡的孤孩，怎么走到了巴黎玛德莱娜广场
卢芹斋，本名卢焕文，1880年2月1日生于浙江湖州卢家兜村。
这个村子不大，单姓聚居，卢氏家族在这片土地上落脚已有近千年，世代务桑麻，说不上富贵，但也算安稳。
可到了卢焕文这一辈，连安稳都没了。
父亲是个瘾君子，大烟抽上了，又陷进赌博，把本就不宽裕的家底一点一点掏空。
母亲靠着一双手撑起全家，年复一年熬着，最终在重压之下含恨自尽。
父亲失去支撑，没多久也跟着去了。
卢焕文不到10岁，成了孤儿。
远房堂叔卢梅春把他收留了下来，但叔叔家同样是家徒四壁，多一张嘴就多一份难处。
卢焕文在那个屋檐下过了几年，寄人篱下，处处小心，到了15岁就下定决心出门闯荡，不想再拖累人。
他去的地方是南浔。
南浔是当时江浙最富庶的丝绸重镇，民间有一句话叫"湖州一个城，不及南浔半个镇"，这话把南浔的繁荣说得清楚。
这里商贾云集，最顶尖的富户有"四象八牛七十二狗"的说法，其中"四象"之首是张颂贤，靠着盐业和生丝贸易积累了上千万两白银，成为南浔一等一的豪门。
卢焕文进的就是张家，从厨房的小帮工做起，干活利索，脑子灵光，慢慢地被提拔成张家二少爷的贴身仆从。
这位二少爷，便是日后名震一时的张静江——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孙中山的挚友，蒋介石的引路人，被人称作"革命圣人"。
张静江幼时患骨痛症，走路跛脚，右眼几乎看不清，但头脑极为锐利，身上带着一股江浙商人特有的精明与胆气。
卢焕文把主子服侍得妥帖，深得信任。
1902年，25岁的张静江奉命出使法国，任清廷驻法国商务参赞，带上的家仆只有一个人——22岁的卢焕文。
这是卢焕文生平第一次出国。
到了巴黎，张静江的父亲张廷甫出资30万元，在玛德莱娜广场一带开设了"通运公司"，经营湖州的茶叶、丝绸、地毯，同时搭上国内关系搜罗古玩出售。
卢焕文被安排负责古玩这一块，跟着张静江的叔叔张石铭和几位法国汉学家学习鉴定，同时苦练法语，后来又学了英语。
他学东西极快。
没多久，一口法语说得地道，古玩鉴定的眼力也练出来了，从摸不着门道的外行，变成了通运公司里举足轻重的人物。
那几年，他剪了辫子，脱了马褂，换上三件套西装，系带皮鞋，头发梳得油亮，整个人脱了乡土气，在巴黎站得住脚了。
1905年，张静江在船上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此后成为终身挚友。
张静江开始把通运公司的收益源源不断地汇给孙中山，支援革命事业。
某种意义上说，彼时卢焕文负责打理的古玩业务，成了辛亥革命早期的一部分财源。
1908年，张静江决定搁置通运公司的事务，回国全力辅佐孙中山的革命大计。
两人分道扬镳，各走各的路。
卢焕文对政治不感兴趣，他选择留在巴黎，自立门户。
张静江走之前，把通运公司的全部客户联系方式交给了卢焕文——这份人情，价值远超金钱。
卢焕文给自己起了一个新名字：卢芹斋，英文写作Loo Ching Tsai，西方人习惯叫他C.T.Loo。
1908年，他在巴黎泰布特街开出自己的第一家古董店，取名"来远公司"，意思是来自远方的珍宝。
一个湖州的穷孤儿，就这样在巴黎的街道上踩下了属于自己的第一个脚印。
【二】玛德莱娜广场隔壁的帽子店，和一个叫奥尔佳的女人
卢芹斋的来远公司开出来之后，生意上了轨道，私事却生了变故。
来远公司最初开在巴黎玛德莱娜广场附近，挨着广场的位置有一家帽子店，女店主名叫奥尔佳。
奥尔佳的身世曲折。
她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混血的面孔在巴黎街头颇为出挑。
年纪很小的时候，她在一户有钱人家当家务工，不料被男主人诱奸，19岁生下一个女儿，取名玛丽·罗斯。
那位男主人为了堵住悠悠众口，出资给奥尔佳开了这家帽子店，两人此后以"情人"的身份维系着一段说不清道不明的关系——奥尔佳既依赖他的经济支撑，又被这层关系拴着，进退两难。
1908年，卢芹斋与奥尔佳成了邻居，来往多了，感情就出来了。
奥尔佳比卢芹斋大4岁，那时三十出头，刚烈热情，处事果断。
卢芹斋风流倜傥，在古董圈里有口皆碑，两人一来二去，落入了热恋。
但热恋碰上现实，就开始打架。
奥尔佳不舍得丢掉旧情人——帽子店是人家出钱开的，经济上还指着那边。
卢芹斋当时的生意刚起步，供养母女两人颇为吃力，况且他在巴黎以外国人身份经营，体面的家庭身份也是生意上的需要。
两个人卡在这个位置上，谁都不愿意先退。
奥尔佳想出了一个主意。
她提议：把自己的女儿玛丽·罗斯嫁给卢芹斋。
这样，她以"岳母"的身份在家里进进出出，名正言顺；
旧情人那边不必撕破脸，帽子店还能继续；
卢芹斋有了法国妻子，身份上多一层体面，生意也好打交道。
一石三鸟，三方各得其所——除了玛丽·罗斯本人。
1910年12月29日，30岁的卢芹斋和15岁的玛丽·罗斯举办了婚礼。
奥尔佳亲手替女儿挑选了头上佩戴的帽子，亲手替她整理礼服，亲手招呼宾客，从头忙到尾。
她的神情镇定，眼神里甚至带着一点满意。
玛丽·罗斯懵懵懂懂地走完了婚礼的流程，以为这不过是人生里一件理所应当的事——嫁人，生活，就是这样。
婚后，奥尔佳以"监护人"的身份搬进了卢芹斋的住所，名义上是来陪伴女儿、照料家庭的。
这个家，从第一天起，就是三个人的局。
玛丽·罗斯起初没往深处想。
她尽心持家，一个接一个地怀孕生产，先后给卢芹斋生下四个女儿。
她把自己最好的年华，悄悄押注在一段她以为正常的婚姻里。
而奥尔佳，则在这个家里越来越不把自己当外人。
她以"监护人"的名义替玛丽在各种正式文件上签字，握着卢芹斋店里保险柜的密码，对家里大大小小的事情横插一手，来去自如，颐指气使。
卢芹斋忙着生意，从不干涉这些——或者说，他根本不想干涉。
那些年流传下来的家庭合影里，奥尔佳次次在场，而且在绝大多数照片中，她总是站在卢芹斋身边，两个人的站位和眼神，与其说是翁婿，不如说更像另一回事。
玛丽·罗斯则站在另一侧，表情有几分茫然，像个配角。
【三】古董帝国的地基，从巴黎一路铺到纽约第五大道
卢芹斋的家里是一团乱，但他的生意头脑从未停转，两件事在他这里是彻底分开的。
来远公司开张之初，局面并不好做。
那个年代，法国艺术圈盛行"日本风"，贡古尔兄弟等文化名人大力推崇日本浮世绘，中国古董在欧洲市场上只能算陪衬。
卢芹斋的第一批货，甚至亏本了。
但他没有灰心。
他开始主动结交法国汉学圈子，跟沙畹、谢阁兰、伯希和等知名学者建立关系，借助学术背书给中国古董正名；
同时举办小型展览，一家一家地拜访博物馆馆长和私人收藏家，把自己的名片送进欧洲上流社会。
这套打法不快，但扎实。
彼时国内清王朝轰然倒塌，北洋政府上台，政局动荡，大量古物流散——没了生活来源的八旗子弟把祖传的东西往外卖，盗墓者也趁乱四处活动，文物市场乱成一锅粥。
卢芹斋嗅到机会，在国内建起供货网络，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成了他最重要的合作方。
当时山西"进价"10块大洋的宋瓷小白碗，到了巴黎能卖到1万美元。
这一进一出之间的价差，让卢芹斋看到了一扇敞开的大门。
1912年至1915年间，他每年乘火车经西伯利亚穿越大陆回国进货，在上海和北京与合伙人当面对账、选货、定价，再把一批批文物装箱运往巴黎。
1912年前后，他与上海古董商吴启周正式合伙，在巴黎成立"卢吴古玩公司"，这家公司后来发展成中国近代史上规模最大的私人文物出口机构。
卢吴公司财大气粗，出价高，市面上一旦有好货出来，第一时间就被他们扫走。
加上卢芹斋眼力毒辣，几乎不打眼，入手的东西件件有来头——青铜器、古玉、佛像、壁画、石雕，什么都收，什么都卖。
早在1913年和1914年，民国政府分别以税务处和大总统名义颁布了禁止和限制古物出口的法令，白纸黑字写得清楚。
但这道法令对卢芹斋形同虚设——他背后站着张静江，那位跟孙中山、蒋介石都有着非同寻常关系的国民党元老，国民政府对卢芹斋的走私活动历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甚至从他的古董贸易中创收不少。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古董市场随着战火一落千丈，卢芹斋被迫取道美国绕行回国，在纽约短暂停留期间，他看清楚了一件事——美国才是下一个爆发点。
那时的纽约经济正在急速膨胀，银行家、石油商、工业大亨争相购买东方艺术品，整个市场对中国古董的热情远胜欧洲，且有钱、出手阔绰，完全是另一个量级的买方市场。
卢芹斋当时留下一句话，后来被多方史料引用："战争已将艺术中心从巴黎转移到了纽约。"
1915年3月，他的纽约分店在麦迪逊大街与第57街的街角正式开业，随后又在第五大道扩张。
美国上流社会的名单开始进入他的客户册：小约翰·洛克菲勒、银行家J.P.摩根、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费城艺术博物馆、芝加哥艺术学院、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
一家接一家，一个接一个，卢芹斋用他那套把中国艺术品讲给外国人听的本事，把这些人全部变成了他的长期客户。
为了笼络博物馆关系，他从不吝惜送礼。
1915年至1917年间，他至少向六家美国博物馆赠送了礼物。
1917年7月，他给宾夕法尼亚大学考古与人类学博物馆馆长乔治·拜伦写了封信，措辞客气，大意是"如果我看到适合贵馆的好东西，会第一时间写信给您"。
这种经营方式，把人情和生意捆在一起，极为有效。
从1915年到1941年，他向美国市场输送中国文物长达二十余年，每年获利丰厚。
仅他在纽约亲自主持的两次大拍卖，就售出文物2800余件；
在巴黎一次展销中，卖出的青铜器、雕塑、玉器超过3000件。
把有案可查的数字加在一起，接近6000件——而这还只是露出水面的部分。
1926年至1928年间，他在巴黎第八区蒙梭公园附近，花重金买下一栋公馆，将其改建成五层高的中式木质楼阁，通体朱红，中式飞檐，巴黎人管它叫"中国塔"，卢芹斋自己命名为"彤阁"，又叫"巴黎红楼"。
这栋楼成了他事业巅峰的标志，也成了那个时代中国文物向外流失的一个具体坐标。
一个人的商业帝国，从浙江湖州的穷村出发，横跨欧美两大洲，最终在巴黎第八区留下了这栋红色的楼——每一块砖的背后，都有一件中国文物的代价。
就在卢芹斋的生意越铺越大的这些年里，他家里的那个女人，也在慢慢走向崩溃的边缘。
【四】那叠家庭合影和一把保险柜密码，藏了整整二十年的答案
玛丽·罗斯不是一个反应迟钝的女人。
婚后头几年，她忙着坐月子、带孩子，四个女儿一个接一个地来，她把全部精力都压在家务和孩子身上，没有太多时间去细想其他的事。
但有些东西，时间越长越难忽视。
奥尔佳从未真正退出这个家。
她以"监护人"的名义在各种合同文件上替玛丽签字，名义上是帮女儿，实际上是把整个家的话语权握在了自己手里。
她知道店里保险柜的密码，能进出卢芹斋的私人书房，对家里的每一件事情都有最终发言权。
这种存在感，不像一个"岳母"，更像是这个家的另一个主人。
起初，玛丽说服自己：母亲是来帮忙的，是关心自己的。
但玛丽怀着第三个孩子的时候，事情变了。
两个人来往越来越频繁，也越来越不再遮掩。
卢芹斋在外面应酬，奥尔佳几乎每次都随行，出现在本该是"夫妻场合"的饭局和社交现场里，旁若无人地待在卢芹斋身旁，而玛丽，要么在家养胎，要么带着孩子，从这些场合里慢慢退出了。
玛丽终于找母亲要了一个说法。
奥尔佳的态度令她彻底绝望。
不辩解，不回避，反而是一副理直气壮的模样——仿佛这件事从头到尾都是顺理成章的，错的是玛丽不该去追究。
卢芹斋那边，心思全在生意上，对家里这摊乱局不闻不问，甚至懒得正面回应。
玛丽在这段婚姻里，从15岁的懵懂少女，熬到了中年，一共生了四个女儿，把一生最好的时光全部押在了这个家里，最后换来的，是精神分裂症的诊断。
她后来再没有提过离婚。
这场婚姻从第一天起就是一个骗局，她已经认命，就让它骗到底吧。
奥尔佳才是这个家真正的"夫人"——所有人心里都清楚，包括玛丽·罗斯自己。
而卢芹斋用来掩盖这一切的，不过是一个"丈夫"的名分，一排家庭合照，和一段对外说得过去的体面生活。
私事如此，但生意场上，他正在做一件更大的、也更无法回头的事。
就在这段三角关系在巴黎红楼里悄然运转的同时，卢芹斋把手伸进了陕西礼泉县九嵕山——那里躺着一千三百年的唐太宗昭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