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国后特大走私案主犯赖昌星归案后吐露内情,长达20年拉拢腐蚀官员,靠的从不是出手阔绰,而是一套鲜为人知的规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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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赖昌星》词条;《厦门远华大案——查缉赖昌星走私犯罪集团纪实》(中国海关出版社);人民法院报2018年典型案例;中国经济周刊《远华案十年》;半月谈《远华案后整十年》;新浪网《触目惊心的远华特大走私案》;中国新闻周刊《远华案前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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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4月,北京,初春的寒气还没散尽。

中纪委和海关总署的收发室里,悄悄出现了一封鼓鼓囊囊的举报信。

这封信整整74页,署名是"一群伸张正义的人"。

信里罗列了一个名字——赖昌星,以及他掌控的厦门远华集团五年来走私总额超过500亿元的种种证据,还点名牵出了公安部原副部长李纪周等人的腐败问题。

这封信不是匆忙写就的。从落笔的位置、信息的精确程度来看,这份材料的起草显然经过了精心的谋划和长期的积累,写信的人知道自己在碰什么,也知道这封信一旦落地意味着什么。

信到了,举国震动。

这封信随即引发了代号"4·20专案"的特大调查,牵出600余名涉案人员,近300人被追究刑事责任,涉案金额530亿元,偷逃税款300亿元,堪称1949年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一经济大案。

然而,让办案人员真正久久无法释怀的,不是530亿这个数字,也不是600多人这张名单,而是另一件事——这600多人里,很多人在事发之前,在同事眼中,都是口碑尚可的老实人。

他们之中有人在落马后表示,对自己所作所为"不后悔",有人说赖昌星是自己"最好的朋友",有人甚至在明知专案组正在收网的最后时刻,冒着极大风险替赖昌星通风报信。

走私案里的行贿受贿,历来不少见。可走到"生死之劳"这个地步的,赖昌星是头一个。

他到底做了什么,把这么多人拖进了那张网,而且拖得那样彻底,以至于专案组收网时,他们依然在拼命护着他,护出了一段让所有人目瞪口呆的逃亡故事——这才是这个案子留下来最值得追问的问题……



【一】一个小学三年级的辍学生,是怎么在官场里如鱼得水的

1958年9月,赖昌星出生于泉州晋江市青阳镇烧厝村。

这地方不大,家家户户挤在一起,赖家8个孩子,他排行老七,住在祖屋七八十间房子里的三间,"非常挤"是村里人对那段岁月共同的记忆。

因为交不起学费,赖昌星直到9岁才踏入学校大门。

读到三年级,家里彻底给不出学费了,只能无奈退学。

辍学之后,他做过的事情五花八门:种田、卖菜、跟哥哥去部队工地挖洞,后来进了大队办的螺丝厂干锻工。

1977年和几个伙伴合资1500元,每人出300元买来锻工工具,帮人家加工零件,赚到了最早的一笔钱。

一年多之后办了纺织配件厂,自己买车床,自己跑业务。

1985年,他弄来图纸,到无锡请来师傅,开始生产整台纺织机,每台卖7万5千元,成本只有2万5,做了几百台,当时全国只有三家在做这个。

赖昌星和大哥赖水强负责销售,二哥赖昌标和四弟赖昌图负责工厂内部管理——整个赖氏家族,从最早的起步阶段就是一家人绑在一起干的。

这个模式,后来延续到了远华集团的全部运营之中。

这之后又陆续办了服装厂、雨伞厂、印刷厂。

1989年,他在石狮与一位姓吴的朋友合办了"蝶燕服装厂",也是在石狮,他开始接触走私——最初只是走私一些电器,电子计算器、双卡收录机、彩电,倒来倒去,轻松一转手就比正规渠道贵出几倍。

这个利润率,对一个从小学三年级就出来自己挣钱的人来说,产生了决定性的吸引力。

赖昌星后来接受《华尔街日报》驻京记者詹姆斯·麦克格雷格采访时,说过一句让人回味的话:他认为自己并没有背叛国家,"我从来没有偷国库里的钱,我只是在它们进入国库之前才拿这些钱,它那时还不算国家的钱呢。"

这句话不一定是辩解,很可能是他的真实认知——他就是这样看待走私这件事的,把它理解成一种比别人快一步的生意,而不是对国家的侵害。

这种认知,让他在整个过程里从来没有表现出真正的心虚,这也是为什么他在拉拢官员时,那种自信和从容是真实的,不是装出来的。

1991年移居香港之前,赖昌星的资产已有几千万。到香港后住在鲗鱼涌,两个月后买了比华利山庄,开始做房地产生意。

当时正值香港房地产低潮,100元可以撬动1000元的生意,1991到1992年翻了一倍,在那两年里又赚了一两个亿。

1991年6月,他在香港注册成立了远华国际有限公司,1994年初,以港商身份回到福建,成立厦门远华电子有限公司,注册资本逾亿元港币,之后于1996年成立了厦门远华集团有限公司,大规模走私活动就此全面铺开。

这是这个人起家的完整路径:从烧厝村的破烂摊,到晋江的锻工铺,到石狮的服装厂,到香港的房地产,再到厦门的走私帝国。

每一步都踩在时代的节点上,每一步也都比别人走得更深一些,直到走进了一条没有退路的死胡同。

【二】远华集团:表面上的厦门传奇,水面下的走私王国

远华集团真正让厦门所有人记住它的,不是走私,而是另外一件事。

1996年,赖昌星宣布了一个让厦门上下都兴奋起来的计划——远华国际中心,设计高达88层,总投资预计30亿元,号称要建成厦门跨世纪的标志性建筑。

项目破土动工那天,赖昌星大摆宴席,邀请各界嘉宾近两千人出席,席上是鱼翅、鲍鱼、人参、燕窝,每人还发了一份价值数千元的礼品。

到了2000年,外界这样描述远华在厦门的存在感:好山好地由远华挑,好项目好银行由赖昌星选,各部门纷纷为远华开"绿灯"。

远华烟、远华酒、远华商城、远华娱乐城、远华足球队……"远华"无所不在、无所不有,成了厦门经济发展的象征。

这个光鲜的外壳,是赖昌星精心建造的。

它有两个用途:一是给走私活动提供掩护,二是给拉拢关系提供一个台面上说得过去的理由——他请人吃饭、送人礼品、安排人的孩子进公司,都可以打着"企业正常商务往来"的旗号,而不是赤裸裸地摆出行贿的姿态。

远华集团本身并没有进出口经营权,走私的全部业务都借助厦门多家有进出口权的国营企业的名义来进行,远华从中撮合并分成,从所有海关单据上根本找不到远华的名字。

账面干净,实际上油轮每三天就进一条,香烟走私量是同期正常进口量的近两倍,汽车分29个批次走私3588辆,一样一样进来,一分税都没缴。

在私下里,厦门关区的知情人把远华称作"第二海关",把赖昌星叫做"地下关长"。

这个绰号不是夸张。厦门海关从关长、副关长到基层工作人员,共有160多人被赖昌星买通,占厦门海关总人数的13%。

这意味着整个厦门关区里,每8个海关工作人员里就有1个是远华集团的"自己人"。

货该怎么进,哪个箱子要查,哪个箱子不能动,提前都安排好了,海关的查验流程走了一遍,什么也没查出来,因为需要被查出来的箱子,早就换了内容。

赖昌星还替人包通关,专门接走私进厦门关区的业务,他把这笔费用叫"水费"或者"柜费"。

收费标准是按照货值的10%,比如一个集装箱的香烟值300万,就收30万"水费",保证货物安安全全进来,如果路上出事,赖昌星全额赔付。

在成品油和植物油的走私里,远华收得更狠,走私毛豆油是三七开,而且是对方拿三、远华拿七。

就这样,从1996年到1999年,远华集团走私货物总值达到530亿元人民币,偷逃税款300亿元,同期整个厦门市全年的国内生产总值,不过才458亿元。



【三】远华走私的精密机器:从海上到仓库,一条不漏

很多人以为走私只是把货物偷偷运进来那么简单,实际上远华集团的走私体系,精密程度比一般合法企业的供应链管理还要复杂得多,每一个环节都有专人负责,出了问题有专人补救,整套机器咬合得严丝合缝。

成品油走私是最粗暴的一种:直接闯关,完全不走任何海关手续。

走私油船一进厦门港,无须办理任何申报,直接卸货进入博坦油库,再用各种小型船舶分批运往福建各地销售。

从1996年开始,远华用直接闯关的方法共走私进口成品油450多万吨,是整个厦门关区同期正常报关进口量的一倍多。

也就是说,那几年里驶进厦门港的油轮,超过一半都是走私油轮,就这么大摇大摆地进来,没有任何人拦。

香烟走私用的是"假转口"手法。国际贸易里正常的"转口",是货物从出口国经中转站再运到消费国,货物要真正离开中转地的。

远华的操作是把厦门海关做成中转站,香烟运到厦门之后,在纸面上完成了所有中转手续,但货物根本不会离开,集装箱里的香烟被悄悄卸下,换成空箱或者其他低税率货物,伪装成已经复运出境。

从1996年后,远华走私进口香烟高达300多万箱,而同期整个厦门关区包括石狮、晋江等5个隶属关区申报进口的香烟只有180万箱——走私进来的香烟,是正常进口量的近两倍。

汽车走私用的是"伪报品名"。厦门海关规定不允许汽车整车进口,于是走私汽车就被申报成树脂、聚乙烯、木浆等化工原料。

规定里,海关查验货物只查5%至10%的比例,走私集团骨干黄克臻等人事先从内线那里拿到要查验的集装箱箱号,提前在那几个指定的箱子里塞满真正的化工原料,让收买好的海关人员去专门检查这几个柜——其余几十个装着走私汽车的集装箱,就这样大摇大摆地过了。

从1997年2月至12月间,仅这一种手段就走私汽车3588辆,价值人民币15.7亿元,偷逃税款人民币9亿元。

海鑫堆场是整套走私运营的核心据点。

1996年,应赖昌星要求,厦门海关在海鑫堆场内设立了一个监管点,但连派驻人员都是走私集团事先点名指定的。

货物从港口码头直接运到堆场,在赖昌星走私集团骨干分子黄克臻、陈文远等人的组织下,工人在堆场里完成"倒柜"——把走私品从集装箱里取出,装进另外的箱子里,再往原来的箱子里塞进事先准备好的木浆、聚丙烯等低税率合法货物,封好之后送去海关查验,通过之后正式放行。

厦门海关同安办事处原副主任谢东风等人负责提前圈定要查验的箱号,保证走私货物不在查验范围之内。整条流水线,在政府部门的仓库里,在政府部门的监管点上,堂而皇之地运转。

这套机器运转最猖狂的时候,赖昌星甚至可以让走私油轮在厦门海关九楼会议室窗边可以看见的港口里大摇大摆地卸货。

据知情者事后披露,有一次海关总署正在那栋楼里开打私会议,远华有人打电话说有油轮要进港,怕开会的人看见,让把会议室换个地方——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满口答应,把会议室挪了地方,走私油轮照常进港。

然而,这套精密运转的走私机器,背后真正的支柱从来不是那些技术性的手法,不是倒柜、假转口、伪报品名,而是那张覆盖了厦门乃至更大范围的人脉保护网。

整个远华走私体系里,走私手法可以改,渠道可以换,但那张保护网一旦出现哪怕一个真正的漏洞,整个帝国就会立刻崩塌。

事实也确实如此。专案组进驻厦门之前,远华已经收到过多封举报信。

多次有群众向厦门海关递交远华走私的举报材料,每一封都石沉大海——因为厦门海关原关长杨前线不仅不组织查办,而且把举报信截留后直接交到了赖昌星手里。

办案人员后来在整理卷宗时,发现了一个极为反常的细节:

1999年8月10日夜里,厦门公安局出动200名警员,兵分5队,在严格保密的状态下悄悄包围目标,准备实施对赖昌星的抓捕。

行动情报是绝密级别的,知情者屈指可数,整个部署在夜幕下悄然推进,几乎没有任何环节出现疏漏。

然而,就在部署即将完成的最后几个小时里,远在另一处的赖昌星已经开始收拾家当,准备跑路了。

那一夜,有人连续打出了四个电话,把这套绝密抓捕情报一条一条往外传——而打出这四个电话的人,收受赖昌星的全部贿赂折合人民币不过50多万元,其中最大的一笔,不过是一辆价值42万元的丰田佳美轿车。

一辆丰田,换来了一套军事级别的绝密情报,换来了赖昌星此后整整12年的逃亡时间。

钱固然是一个原因,但仅仅是钱,绝对不够解释这件事。赖昌星那套鲜为人知的规矩,正在这里显露出它最深的那一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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