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陆定一《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载《风展红旗》）、《中国革命烈士传》、《江西党史资料》相关记载，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987年深秋，南方冶金学院的教师赖章盛坐在书房里，手边摊开着一册《风展红旗》。
窗外已经暗下来了，台灯的光把那一页文字照得很亮。
他读着读着，手停住了。
那是一篇悼文，题为《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文中写到，1934年长征前夕，一个叫唐义贞的女人将三岁的女儿叶坪托付给了药材厂管理员张德万，随后留守苏区坚持游击战争，于1935年被捕就义，年仅二十五岁。
那个叫叶坪的孩子，从此下落不明，一别已是五十三年。
赖章盛把那段文字反复看了好几遍。
他开始在脑子里逐一比对——地点，对得上；时间，对得上；托付人张德万，对得上；文中孩子的小名"叶坪"，与母亲张来娣的小名"野萍"，读音几乎一模一样。
他从椅子上站起来，在屋子里走了几圈，又坐下去，拿起笔，开始写一封信，寄往北京，寄给悼文的作者陆定一。
然而这封信寄出去之后，随着范家定赶赴江西展开核实，一双沉默了五十三年的象牙筷子和一声跨越半个世纪的"好妈妈"，将一段尘封已久的历史彻底掀开，所有人都没有想到，真相比任何人预料的都要来得更加震撼。
【1】1934年10月，长征前夕的那次托付
1934年10月的赣南，已经入了秋，山里的风带着凉意，树叶开始往下落，路边的草也黄了大半。
唐义贞挺着大肚子，站在药材厂门口，张德万就站在她对面，两个人中间隔着半步的距离，谁都没有先开口。
厂子里还有人进进出出，扛着东西从旁边走过，没有人多看他们一眼。
那段时间整个苏区都在忙，到处都是脚步匆忙的人，没有人有时间停下来。
叶坪站在唐义贞身边，圆脸，眼睛大，静静地看着张德万，不说话。
"张同志，"唐义贞低头看了一眼叶坪，声音放得很低，"孩子我没有办法带走，只能拜托你了。"
张德万看了看那个小姑娘，又看了看唐义贞，说："放心，我会把她当自己孩子一样的。"
唐义贞点了点头，蹲下来，把叶坪的两只小手握在掌心里，仔细地看了她一会儿，低声说了几句话。叶坪歪着头听，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
唐义贞站起来，深吸了一口气，冲张德万又点了一下头，转身走了。
叶坪站在原地，看着母亲的背影越来越小，走到那条山路的拐角处，消失了。
风吹过来，卷起地上的几片落叶。
张德万低头看了看身边这个小姑娘，叶坪还在看着那个拐角处，眼睛一眨不眨的。
那一年，叶坪三岁。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唐义贞。
红军主力就在那个月开始了战略转移，数万人的队伍踏上了一条没有人知道终点在哪里的路。
整个苏区的气氛在那段时间里骤然变了，说是紧绷，其实是一种更深的沉重——很多人知道这一走，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回来，甚至不知道还有没有回来的机会。
留守的人，面对的是另一种处境。
国民党军队很快意识到红军主力已经转移，随即加大了对苏区的清剿力度。
搜山、封路、查村，一轮接着一轮，留守的游击队员们被迫不断转移，越来越难以立足。
张德万带着叶坪，在那段时间里也几次搬迁，越来越难以维持。
有一天，张德万找到了一户住在山脚下的人家，那家人老实本分，张德万跟他们说："这孩子你们先带着，我实在没有办法了，等以后局势好了再说。"
那家人看了看叶坪，又看了看张德万，点了点头，把孩子接了过去。
叶坪就这么到了那户人家，从此改名张来娣。
叶坪这个名字，从那以后慢慢就没有人叫了。
张来娣在那户人家里长大，知道自己是养父母带大的，但关于自己究竟从哪里来，养父母说不清楚，只说是从很远的地方辗转送来的，战乱年代，很多事情都说不清楚。
张来娣就带着这个说不清楚的来处，一天一天地长大了。
她手里一直有一双象牙筷子，从她有记忆起就带在身边，不知道是谁给的，也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只是一直带着，舍不得丢，也说不清为什么舍不得。
她对张德万家的人，习惯叫一声"好妈妈"。这个称呼从小就这么叫了，叫得自然，没有想过为什么要这么叫，就是叫了，叫顺了。
这两个细节，张来娣自己从来没有觉得有什么特别的地方。
然而就是这两个细节，在五十三年后，成了整件事最关键的两个证据，缺了哪一个，那段历史都可能继续沉睡在岁月里，再无人知晓。
唐义贞把叶坪送出去之后，没有停下来，也没有时间停下来。
她继续在赣南山区里坚持游击战争，带着刚刚生下不久的儿子小定，在山林间转移、藏匿、周旋。
那段时间的条件极端艰苦，粮食时常断顿，药品严重匮乏，住的地方常常是山洞或者废弃的屋子，脚下的路很多时候只有月光可以借来照路。
一个刚刚生产的女人，在这样的处境里，带着一个嗷嗷待哺的婴儿，继续战斗。
这不是演义，是真实发生过的事。
小定后来也被辗转送出去，在别人家里长大，后来叫范家定。
唐义贞的两个孩子，都在战火里被送出去了，各自走上了与亲生父母分离的人生。
唐义贞自己，在1935年被捕，就义于赣南，年仅二十五岁。
她牺牲的时候，叶坪在江西某个农家里，不知道母亲发生了什么；小定在另一处人家，还太小，什么都不知道；陆定一在长征的路上，也不知道妻子已经再也回不来了。
那条线，在1935年断了。
断了整整五十三年。
【2】1935年，唐义贞生命中最后的日子
1935年的赣南，已经不再是苏区了。
国民党军队接管了大片土地，"清乡"行动一轮接一轮，每隔几天就有消息传来，说哪个村子被搜了，说哪条山路被封了，说哪几个同志被捕了。
留守的游击队员被压缩在越来越狭窄的活动空间里，能藏身的地方越来越少，能信任的人也越来越难找。
唐义贞在这段时间里，带着儿子小定，和几位同志一起在山区里坚持转移。
孩子还小，有时候哭起来，在山里藏匿的时候是很大的风险。
唐义贞想了很多办法，尽量让孩子安静，同时还要完成组织上交代的各项联络和传递任务。
有一天，和她同行的同志老王过来，压低声音说："山下来了消息，说有人告密，敌人知道这一带有游击队，要来搜山，而且这回来的人不少。"
唐义贞抱着小定，没有立刻说话，在那里站了一会儿。
老王说："孩子带着是个麻烦，得想办法先把孩子送出去。"
唐义贞说："送到哪里去？"
老王说："山下有个可靠的人，我联系过，能暂时收留。"
唐义贞低头看了看怀里的小定，孩子睡着了，睡得很沉，完全不知道周围发生着什么。
她沉默了片刻，说："好，你去安排吧。"
那是唐义贞第二次把孩子送出去。
第一次是叶坪，在长征前夕。
这一次是小定，在更加危急的处境里，在她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活过下一天的时候。
小定被送走之后，唐义贞轻装转移，继续在山区里与敌人周旋。
但那张收网已经越来越紧了。
同志们的活动空间一压再压，联络的渠道一断再断，每次转移都比上一次更加艰难。
有几次，敌人的搜山队就在附近，所有人都屏住呼吸，一动不动地在草丛或者石头后面藏着，直到脚步声远了，才敢重新动一动。
那是一种把每一天都当成最后一天来过的生存状态。
然而最终，唐义贞还是没能躲过。
1935年的某一天，唐义贞在转移途中被国民党军队逮捕。
关于她被捕的具体经过，留存下来的记录不够详细。
可以知道的是，她被捕之后，面对审讯，没有透露任何有关组织和同志的信息，没有供出任何一个名字，没有说出任何一处藏身地点。
1935年，唐义贞在赣南就义，年仅二十五岁。
她牺牲的消息，在那个通讯极度不畅的年代里，没有办法及时传到任何人那里。
叶坪不知道，小定不知道，陆定一在长征途中更是不知道。
这个消息，在后来的岁月里，才陆续被整理进了烈士档案，才得以在某一天，以文字的形式，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陆定一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得知了唐义贞已经牺牲的消息。
他花了很多年的时间，陆续找到了儿子范家定的下落，父子相认。
但女儿叶坪的下落，始终是一个无法解开的谜。
每隔一段时间，陆定一就会再想起这件事，托人打听，查阅能找到的资料，却始终没有得到确切的消息。
时间一年一年过去，叶坪失踪时才三岁，如今即便尚在人世，也已经是五六十岁的人了。
能够提供线索的知情人越来越少，那段历史的细节在岁月里磨损得越来越模糊，这件事就像是一道越来越难解的题，答案在某处，却始终找不到入口。
1987年，陆定一决定换一种方式——把唐义贞的故事、叶坪的身世，写成悼文，发表在《风展红旗》上，让更多人看到，或许有人认识，或许有人知道什么线索，或许这件事能以某种意想不到的方式，得到一个结果。
他写下了那篇《关于唐义贞烈士的回忆》。
那篇文章，就是后来赖章盛在深秋的夜晚翻到的那篇。
【3】张来娣的半生，与那双说不清来历的筷子
张来娣在江西长大，嫁了人，生了儿子赖章盛，此后一家人在江西安稳地过着日子。
她不是没有想过自己的身世。
从小她就知道，自己不是养父母亲生的，是从别处送来的，至于从哪里，养父母说得含糊，说是战乱年代，很多事情都没法说清楚。
小时候，张来娣也问过。
有一回，她问养母："妈，我是从哪来的？我亲生父母是谁？"
养母停下手里的活，看了她一会儿，说："不知道，送来的时候就没说清楚，那时候兵荒马乱的，很多孩子都是这样，说不清楚来处的多了去了。"
张来娣说："那送我来的人呢？"
养母说："那个人后来也没再来过，就那么一回，把你送来，说了几句话，走了，后来再也没见着。"
张来娣点了点头，没有再问。
她知道问也问不出什么，养父母能说的都说了，说不清楚的，不是不愿意说，是真的不知道。
那双象牙筷子，是她另一个问不清楚的事。
她有记忆起，那双筷子就在她身边，跟着她从养家到了自己成家之后的地方，一直搁着，没有丢过。
有一回，赖章盛小时候问她："妈，这筷子是哪来的，象牙的，这不便宜吧。"
张来娣拿起来翻看了一下，说："不知道，从小就有，跟了我很多年了。"
赖章盛说："普通人家不会有这种东西，你不觉得奇怪吗？"
张来娣想了想，说："奇怪是奇怪，可是没人跟我说过这是哪来的，我自己也搞不清楚，就带着吧，扔了也怪可惜的。"
那双筷子就这么一直搁在家里，有时候用，有时候不用，从来没有人知道它究竟从哪里来，又经过了多少人的手，才落到张来娣这里的。
还有那声"好妈妈"。
赖章盛记得，小时候有一回，张来娣带他去走亲戚，碰上了一个老人，张来娣叫那老人家里的一个女眷"好妈妈"。
赖章盛当时觉得这个叫法奇怪，回来问张来娣："妈，你叫那个人好妈妈，她是谁呀？"
张来娣说："是以前帮过我的人家的人，我从小就叫她好妈妈，叫习惯了。"
赖章盛说："那她是你之前的养母？"
张来娣摇摇头，说："不是，就是以前有段时间在她们家待过，那时候太小了，记不清楚了，就记得叫她好妈妈这件事。"
这个"好妈妈"，是张来娣在被送到最终的养父母家之前，在另一处人家短暂待过时留下的记忆。
那处人家是谁，具体在哪里，张来娣自己都说不清楚了，只记得那声叫法。
赖章盛后来进了南方冶金学院任教，对近现代历史和革命史一向有兴趣，平时看的资料和刊物比较杂，《风展红旗》是他偶尔会翻的一本刊物。
母亲的身世，是他心里一直悬着的事，但多年来没有什么线索，时间久了，这件事就慢慢搁在那里，没有进展，却也没有真正放下过。
1987年深秋的那个夜晚，他翻开了《风展红旗》，翻到了陆定一写的那篇悼文。
他读着读着，手停住了，心跳慢慢快起来。
他把悼文里的每一个细节，在脑子里和母亲张来娣的情况逐一对照，越对越觉得不像是巧合，越对越觉得这件事需要认真对待。
他放下刊物，去找了母亲。
把那本刊物递给张来娣，说："妈，你看看这篇文章，我有话问你。"
张来娣接过去，就着灯光，把那篇悼文从头到尾读了一遍，读完了放下刊物，沉默了一会儿，开口说："你觉得说的是我？"
赖章盛说："我觉得有可能，你看这里——叶坪，三岁，1934年，托付给了药材厂管理员张德万，赣南一带，和你的情况，几乎每一条都能对上。"
张来娣又低头看了看那篇悼文，手指压在那几行字上，没有说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