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民国档案》《东北军史》《于学忠回忆录》《抗日战争纪念网》《澎湃新闻·私家历史》《百度百科·二二事件词条》《国民革命军第五十一军词条》《人民网党史频道》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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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12月25日正午，一架飞机从西安起飞，机舱里坐着蒋介石和亲自护送他的张学良。
飞机落地南京的那一刻，西安事变正式画上了句号。
但另一道裂缝，就此裂开。
消息传回西安，城里先是一片死寂，随后才是各种真假难辨的传言——少帅不回来了，被扣押了，被审判了，被软禁了。
没有人知道确切的下文，也没有人知道这支近二十万人的东北军，接下来该听谁的。
张学良临走之前留下了一张手谕，是他亲笔写的，字迹仓促，内容却关键：弟离陕之际，万一发生事故，切请诸兄听从虎臣、孝侯指挥。此致何、王、缪、董各军各师长。
虎臣，是杨虎城的字。
孝侯，是于学忠的字。
这张手谕，是张学良在最后关头能给东北军的唯一托付，却也是他能给的最后一件事。
往后数年，东北军的命运再与他无关，他困在一座又一座别墅里，困在漫长的岁月里，再也没有回来。
于学忠接过了这副担子。
只是，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把这副担子变成了一块烫手的铁，烫得人根本拿不住......
【一】从直系到奉系，一个山东人的军旅漂泊路
于学忠，字孝侯，1890年11月19日生于旅顺口，祖籍山东蓬莱县于家庄。
父亲于文孚是晚清毅军将领，在北洋军阀宋庆部下马三元帮统处任职，张作霖当年正是经于文孚的父亲收留提拔，由哨长一步步走出来的。
这层渊源，后来成了于学忠投入奉系的隐形背景。
于学忠生下来没多久，甲午战争打响，父亲所在的毅军部队驻守旅顺口，战局告急，母亲带着他辗转渡海，退回山东蓬莱老家。
1908年，18岁的于学忠考入通州速成随营学堂步兵科，这所学堂是北洋体系专门培养基层军官的，毕业出来就是实职。
三年后，他以第一名的成绩毕业，入北洋毅军任排长、连长，随军进驻热河。
1914年升任林西镇守使署副官长，同年授中校衔。
这个节奏，按当时的晋升规律算是不快不慢，说不上出彩，但稳。
真正让他开始提速的，是他的表兄赵荣华。
1917年，赵荣华出任直系吴佩孚部陆军第十八混成旅旅长，驻扎湖北襄阳，随即电召于学忠赴任旅内炮兵营长。
不过中间又出了岔子——毅军林西镇守使米振标不肯放人，坚决不同意于学忠调走。
这个事一直拖着，最后是毅军统帅姜桂题亲自出面说和，于学忠才于1918年8月正式上任。
换个地方，换个体系，就这样开始了。
1920年夏，直皖战争爆发。
于学忠跟着赵荣华所在的第十八混成旅参战，在湖北战场对阵皖系长江上游总司令吴光新，攻克宜昌。
1921年秋，四川方面熊克武、刘湘联军大举援鄂，直军节节受压，当时卢金山、赵荣华两部已经准备弃守宜昌，于学忠力主坚守，将守城方案直接呈报给紧急赶来督战的吴佩孚，被吴采纳，随后率部绕道迂回至川军背后突然开炮，内外夹击，打退了来犯的川军。
这一仗让吴佩孚记住了他，当即升他为第十八混成旅步兵第二团团长，后来升旅长、师长，一路做到十四省联军第九军军长兼荆襄边防总司令。
1926年，北伐军席卷南方，吴佩孚在湖北节节败退，于学忠的部队也守不住了。
1927年，所部被冯玉祥收编，于学忠本人带着少数亲随下野，回到蓬莱老家。
这段时间没过多久。
旧部被冯玉祥拆散整编，官兵无处可去，纷纷找回于学忠，请他带路。
于是他重新出山。
1927年夏，于学忠率旧部北上北平，投入张作霖麾下，被任命为镇威军第二十军中将军长。
张作霖对他不算陌生——于文孚当年收留提拔过张作霖，这份旧情换来了他对于学忠的另眼相待。
东北易帜后，于学忠在张学良体系内历任东北保安司令长官公署军事参议官、临绥驻军司令。
1929年7月，中苏之间爆发中东路事件，于学忠率部参战，战后因战功与张学良同时受颁青天白日勋章，是该勋章最早一批受奖者之一。
1930年中原大战结束后，受张学良保荐，国民政府任命于学忠为平津卫戍司令，后改任河北省政府主席，掌管华北一省的军政。
他走到这一步，已经不再是当年那个靠着表兄关系才能换个驻地的炮兵营长了。
【二】何梅协定里的那口气，他硬是没咽下去
1932年，九一八事变已经过去将近一年。
东北三省沦陷，张学良在国内外舆论压力下下野出国，临走前将东北军大部分托付给于学忠统率，命他守住华北。
这个安排，日本人非常不满意。
于学忠担任平津卫戍司令和河北省主席期间，一直是华北抗日立场最硬的那个人之一。
九一八之后，日本驻华军队持续向华北渗透扩张，日方多次对他软硬兼施——金钱、地位、威胁轮番上阵，想让他配合日方在华北的各种动作。
于学忠全部顶回去，一次都没有妥协过，让日本人恨得牙痒。
1933年，第51军进驻天津、塘沽、大沽一带，在大沽构筑工事，防范日军从塘沽方向登陆。这支部队顶着来自日方的各种压力，一直撑着。
真正的羞辱，来自1935年6月签订的《何梅协定》。
这份协定，是国民政府代表何应钦与日本天津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私下签订的，极为屈辱。
协定里有一条——明确要求罢免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并将第51军撤出河北。
日本人点名要赶走于学忠。
何应钦拿到这份协定之后，亲自多次打电话给于学忠，以"时势艰难、外交难办"为由，劝他主动辞职，说话措辞很客气，意思却很明白：给日本人一个交代，你挪一挪位置。
于学忠没动。
他的回答大意是：我是中央任命的官员，中央有权免我职、撤我职，我都接受。但要我主动辞职，把这个口子一开，往后中国的官员任免岂不是都要看外国人的脸色？
这个事他做不来，也不能做，对外交太软弱了，不行。
何应钦办公厅主任鲍文樾奉命再次打电话来劝，于学忠的话说得更直截了当——大意是：除非我死了，只要我还有这口气在，绝不辞职。
这句话，在当时传出去之后，让很多人对这个山东人刮目相看。
最终，国民政府还是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把他免了——
1935年6月6日，南京政府免去于学忠的河北省主席职务，另调任川陕甘边区"剿匪"总司令，率第51军西开，先进驻天水，后于同年11月1日出任甘肃省政府主席。
他服从了，但他的服从，是对中央命令的服从，不是向日本方面的屈服。
这个边界，他拿捏得很清楚，他自己也知道这个边界在哪里，这是他后来在东北军中、在国民政府里依然站得住的原因之一。
离开华北后，于学忠在甘肃兰州落脚，1935年12月当选国民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
西北的日子，相对于华北的刀光剑影，算是沉下去了一段。但沉下去的只是表面，局势在他看不见的地方，一直在变。
【三】1936年12月11日夜，兰州的枪声
1936年12月11日晚，于学忠接到张学良召集令，从兰州飞赴西安，与第113师师长董振堂、第114师师长牟中珩、第118师师长周光烈等人一同参加张学良秘密主持的东北军高级将领会议。
会上，张学良宣布了"兵谏"的决定，于学忠表示支持，并在八项抗日爱国主张上联署。
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张学良、杨虎城在华清池扣押了蒋介石。
同日晚上7时，远在兰州的于学忠部队按照张学良的命令开始行动：将驻扎兰州的胡宗南部队、甘肃绥署特务营及军统相关武装全部解除武装，同时扣押军统特务头子、兰州警察局局长史铭及绥署高级官员数名，以实际行动在西安以外策应了这场兵变。
这场被后来史学界称为"兰州事变"的行动，是于学忠个人押上去的。
他把自己的位置压了进去，没有保留。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过程中，于学忠与参与斡旋的中共方面代表周恩来、叶剑英、刘伯承等人有了直接接触，建立起工作层面的往来。
于学忠曾向张学良进言，说要尊重中共方面的意见，对周恩来先生的话多听一听。
然而局势的走向，开始脱离所有人的预判。
1936年12月25日，张学良亲送蒋介石飞回南京，不再回来。
留下一张手谕，留下十几万东北军，留下了一个从此无头的摊子。
于学忠飞回兰州，盯着窗外的祁连山，知道接下来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没有人告诉他下一步该怎么走，但每一步都不能走错。
而此时，南京那边的算盘也已经打开了。
蒋介石在1937年1月亲笔拟定的"本月大事预定表"里，列了六条，其中三条专门针对东北军：一是调东北军离开西北；二是分化张杨各部，使其不能一致；三是处置张学良。
日记里，他对东北军几位核心将领的称谓，清一色写的是"X逆"。
于学忠，也在其中。
【四】少帅走后，西安城里的枪声响了
张学良离开后，东北军的情况比外界想象的更乱。
表面上于学忠是张学良手谕指定的负责人，但这张手谕在现实里的作用极为有限。
于学忠当时驻守甘肃，统帅的是第51军，而其他各军——王以哲的第67军、缪徵流的第57军、刘多荃的第105师、何柱国的骑兵军——各有各的地盘，各有各的想法，没有谁真的从心里听一个山东人的指挥。
当时的史料评价很直接：于学忠是从直系转投过来的外来户，在整个东北军系统里缺乏足够的号召力，他只能统帅他自己的第51军，管不住别的地方。
王以哲才是东北军内部真正有威望的人，是最有可能团结各方的核心。
但张学良偏偏没有把指挥权交给他，而是交给了于学忠。
东北军就在这样一个群龙无首、各自为政的状态里，进入了最艰难的善后阶段。
整个1937年的1月，东北军内部每天都在开会、争论、谈判、破裂，周而复始。
和战之争从未停歇。
少壮派以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为首，坚决主张与中央军一战、营救张学良；
元老派的王以哲、何柱国、于学忠则看清了大势，主张通过谈判撤兵。
两边各说各的，谁也压不住谁，西安城里的气氛越来越紧绷。
1937年1月26日，杨虎城与于学忠等人决定派人去潼关与顾祝同谈判，提出三项要求：一是部队撤退展期两周；二是让张学良回部队讲话；三是五届三中全会前给张学良一个名义。
顾祝同明确拒绝。
谈判破裂，少壮派更加躁动。
1937年1月29日，东北军少壮派在渭南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和战问题，应德田等人力主开战，主战的声音压过了一切。
王以哲、何柱国认为这只是少壮派鼓噪起来的情绪，并不代表全军。
王以哲希望由于学忠来做最后拍板，于是让人紧急飞往兰州，把于学忠请回西安。
1937年1月30日，于学忠从兰州赶到西安，当天探望了生病的王以哲，两人深谈之后，于学忠接受了王以哲的主和建议。
1937年1月31日，最后的决策会议在王以哲家中召开，杨虎城、于学忠、何柱国、周恩来等人作为代表出席，会议最终做出主和决定：接受陕甘善后乙案，撤兵，通过政治途径解决善后问题。
为了消除少壮派的疑虑，会议甚至允许他们在隔壁房间旁听。
旁听的结果，不是理解，是爆炸。
少壮派认为元老派出卖了张学良，暗中勾连南京，背叛了整个东北军。
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秘密拟定了一份死亡名单，名单上有王以哲、何柱国、缪徵流、刘多荃等十余人，几乎覆盖了元老派所有的实权将领。
于学忠的名字，同样在这份名单上。
2月1日，西安街头出现了"锄奸"标语。
杨虎城察觉到风声，当即派人去接王以哲、何柱国到杨公馆暂避，何柱国走了，王以哲没去——他说自己一片公心，问心无愧，区区几个少壮派，翻不出什么浪来。
于学忠得知消息后，当夜进入了杨虎城公馆，藏了起来。
2月2日上午，孙铭九手下的连长于文俊带人冲进王以哲家中，连开九枪，将王以哲当场击毙。
总部参谋处长徐方、交通处长蒋斌、副处长宋学礼同日遇难。
史称"二二事件"。
消息一出，西安彻底乱了。
刘多荃率第105师向西安方向开来，声称要为王以哲报仇；
骑兵师师长檀自新与开封的中央军将领刘峙秘密接触，公开倒向南京；
各路东北军将领纷纷向南京发电，要求东调，要求整编，要求脱离西安的是非之地。
孙铭九、苗剑秋等少壮派骨干意识到大事不好，连夜逃出西安。
周恩来赶赴现场，严厉批评了此次行动，并亲赴王以哲家中吊唁，随后多方斡旋，勉强将事态控制住没有进一步扩大。
东北军数十年凝聚的那口气，在这一天彻底裂开了。
于学忠在杨虎城公馆里，看着这一切在短短两天之内发生。
他清楚这支队伍，已经不可能再按照原来的方式撑下去了。
王以哲的死，是东北军真正分裂的起点；那份团结的基础，在枪响的瞬间已经碎掉，再没有粘合的可能。
就在"二二事件"最混乱的余震里，一份来自南京方面的批示，在没有任何公开宣布的情况下，被秘密送达于学忠手中。
没有人预料到，这封批示里写的那句话，会成为此后数年于学忠命运的转折点，也会成为东北军的转折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