荷兰200名庇护者横行8年无人能管，援助组织跑路部长集体失声

收容危机。上周五晚，红十字会和荷兰难民工作组织表示，特阿珀尔的现场环境已经不再安全，志愿者无法继续提供援助。对于那群“把局面搅乱”的人，市长8年来已经向8任部长反映过。

韦斯特沃尔德市市长雅普·韦勒马出生于1963年，特阿珀尔隶属该市。就在上周，荷兰庇护与移民大臣巴特·范德布林克到访当地，亲自了解特阿珀尔申请中心周边日益加剧的混乱局面。韦勒马说，这位大臣晚上跟随市政府的机动特别执法人员巡查时，正好遇上现场事态升级。“警方不得不出动，把场地前面的空地清理出来。”

前往特阿珀尔申请庇护的人数一直多于当地接收能力，这种情况已持续多年。自5月20日起，荷兰中央难民收容机构实行了受控进入措施。当地原本设有2000个床位，如今已有2100个床位被占用。一旦床位住满，新来的申请人就必须在一个20米乘150米的前场空地上等候。只要有床位腾出，妇女、家庭和儿童优先进入。过去6周里，红十字会和荷兰难民工作组织一直在场地上的一顶白色帐篷内，为等候者提供饮水、食物和手机充电服务。每天晚上，这些等候者会被大巴送往周边市镇的临时收容点过夜，第二天早晨再被送回这片空地。

但上周五晚，红十字会和荷兰难民工作组织立即停止援助并撤离现场，理由是环境已经过于危险。制造事端的是几十名庇护申请者，多为来自收容中心的年轻男性。他们混入等候人群，引发肢体冲突、混乱、盗窃和持刀伤人事件。韦勒马说：“我们看到一种吸引效应。其他收容点的年轻人会专门来特阿珀尔过周末。”

“这些年轻人习惯把裤子往下拉。这不是性举动，而是一种轻蔑的表达。”韦勒马说。如今这群把局面搅乱的年轻人，被表述为一个“自己制造出来的问题”。自他8年前出任市长以来，8任相继负责相关事务的官员都来过这里，他也向每一位都说明过：特阿珀尔存在一个大约200人的核心群体，他们偷窃、恐吓、倒卖，利用荷兰庇护制度在境内停留。

“最早的一批人是在2015年和2016年叙利亚难民大潮的尾流中来的。是一些来自摩洛哥和突尼斯的年轻人，会说流利法语，现在也会说德语。他们从事我所谓的流动买卖——偷汽水罐、AirPods、洗漱用品，凡是能卖给等候庇护者的东西都偷。最近最高的一次，是在Action折扣店偷了价值160欧元的东西，那大概得装满一整袋。拿到现金后，他们会去埃门的咖啡店，通常步行经过新韦尔丁厄，所以那个村子里也有大量顺手牵羊式的盗窃。”韦勒马说，上周那位大臣也去了那里；在他之前的历任部长也都去过。

2017年，当时的国务秘书马克·哈尔伯斯曾与地方达成一致，要对这群年轻人实行快速处理。直到2023年，在埃里克·范德堡任内，这项安排才真正具体化。韦勒马说：“这群人本应在申请程序中获得优先处理。优先本来是种奢侈品，每个庇护申请者都想要，但偏偏他们不想。他们恰恰受益于我们制度的拖延：等待期、第一次谈话、再等待、第二次谈话。这样他们就能在荷兰过冬。”按原计划，这些年轻人应被安置到专门的程序可用性收容点，以便加速遣返。但这并没有实现。

围绕此事曾有过一场诉讼。2024年，相关问题进入司法程序。荷兰司法监察机构也曾在2023年提醒政府部门，特阿珀尔这批人的规模已经过大，中央难民收容机构难以控制。2025年，时任大臣莫娜·凯泽承诺，要把这200人的群体压缩到100人，办法是每6人一组，分散安置到荷兰其他330个收容点。韦勒马说：“这样就能让他们脱离匿名状态，能按名字掌握他们。”这项措施在2026年2月开始实施，随后又停了下来。“为什么没能更好地把他们分散出去，只能靠猜。”

有记者问，是否是其他市镇与政府部门谈判得更好，因此表示不接收单身男性？韦勒马回答说：“外界对这些男性的反应有些歇斯底里，因为5个人和200个人，差别确实很大。即便是在我们这里，自2018年12月以来，除了1起极其严重的个案，村里本身并没有发生严重暴力事件。”

在援助人员撤离后，现在由谁向等候者提供食物和饮水？韦勒马说：“这个周末，临时收容点新增了150个床位。而且很明显，进入人数似乎比过去一年通常水平低得多。我不清楚这是否与新的移民协议有关，还是另有原因。”今年6月，欧洲庇护与移民公约生效，其中包括对欧洲外部边境实施更严格的检查。韦勒马预计，从周一开始，空地上还会再次出现等候人群。他说，目前正在研究解决方案，以便让红十字会和荷兰难民工作组织能够在安全条件下恢复援助。

当被问到，为什么直到援助人员撤离后，相关方面才开始想办法解决问题时，韦勒马说：“事情总是这样。几周前就已经很清楚，局势在不断恶化。但中央难民收容机构和政府部门都没有介入。没有压力、没有紧迫感，就什么都不会发生。这是没完没了地重复同样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