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来源：辽宁日报）
转自：辽宁日报
介子平
曲解也是解，误读也是读，且要的就是这般歪打正着的误读。
思古乃幽情，未必求其准。“男尊女卑”原指男要自尊，女要谦卑，但礼教社会需要有一个“男子尊贵、女子卑微”的圣人学理，此语最恰当不过；“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此“毒”原为“度”，指大丈夫要有足够的度量与格局；“狗屁不通”，原为“狗皮不通”，狗的皮肤没有汗腺，需借助舌头散发体内燥热，“皮”与“屁”一字之差，点石成金，成为一句痛快淋漓的口语。再则断章取义，为我所用，“父母在，不远游”的后一句是“游必有方”，“富贵险中求”的后一句是“也在险中丢”。语言的多义性，足以延展生发。
精英叙事与大众叙事，艺术叙事与日常叙事，毕竟有别。况且你以为的落日，是另一个人见到的日出，说出来，均以为对方大谬不然。声音直接入心，未经大脑过滤，起初或只是口耳相传，谐音借助，之后以讹传讹，将错就错，成为约定俗成的事实。随波逐流，忘了自己，多数人如此。
维特根斯坦认为，“语言塑造了思考，也塑造了观念”。原本之义可以塑造，误读之义同样可以。倘若一种观念无法用语言精确概括之，那么这个观念便无意义，然没有这重意义，却有另一重意义。一旦赋予某种存在概念化的语汇，便无法规避简单化、单一化、偏执化带来的误读。语言的误用，主要体现在对抽象概念的滥用和对语言本质的误解。1950年，艾伦·图灵通过著名的“图灵测试”，预言了“可思考机器”的可能性，开启了关于机器能否像人一样思考的讨论。由机器辅助到人机合作，由人机分离到机器主导，发明十二生肖的人，本是为了证明每个人都是畜生，谜底揭开，想不到这个殊途同归的畜生是个硅基生命体。生命永远在寻找新的表达，届时“人工智能不管如何进化，背后依然是人”这句话是否依旧合理，维特根斯坦让人转变思维的理论是否还能奏效？来自空虚，身处无穷，这是一个不好轻易下定义的模糊性、歧义性、开放性的时代。
生活不按常规出牌，灵动一现的语言又有何不然，或断章取义，或编码调整，其蕴含着主体意图。典雅中正，宽博雄浑，固然唯神是守，而悠然心会，妙处难与君言。一个词句放飞后，不知落栖哪一枝，有成为佳木繁翳、修竹茂荣一景者，也有成为枯木白草、残垣断壁一景者。一句半言变通玄，何须丹书千万片？一个眼神、一个手势即可，其与语言、符号等要素一样，皆为人类表意方式与沟通体系的组成部分。意象是艺术的本体，也是语言难以精确表达的部位所在，弃用语言后，误读随之消失，唯余曲解的存在。
阅读的主体是人，人有千种，阅读的感觉也有千种。钱钟书《管锥编》论及陶潜《五柳先生传》时说：“培根《论读书》云：‘书有只可染指者，有宜囫囵吞者，亦有须咀嚼而消纳者。’即谓有不必求甚解者，有须细析者。语较周密，然亦只道着一半。书之须细析者，亦有不必求甚解之时；以词章论，常只须带草看法，而为义理考据计又必十目一行。一人之身，读书之阔略不拘与精细不苟，因时因事而异宜焉。”不求甚解，便是一种误读，所谓读死书、死读书，或就在求作者的原意。
阅读作为知识来源，既具传递性，又具生成性，其不是捕获文本的自动过程，而是一种栖居式的活动，且具个人色彩的重构，误读便是站在自我立场的理解。误读是对自身元认知能力、自我反思与调控能力的增强。若以标准化结论，替代个性化的理性解构，便是放弃了对文本多义性、批判性的审辨；若以智能工具替代读者的自我反思环节，意味着失去了在误读中产生歧义的机会，背离了批判性思维的核心要求。阅读的核心，不是占有信息，恰在情感与思维的交互中，与文本共生，抵达理解的深处，意义为此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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