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父亲在楼道里停了下来，从随身背着的那个泛黄的帆布包里，掏出一块已经看不出原本颜色的旧毛巾，弯下腰，使劲地擦拭着脚上那双老旧的解放鞋。鞋面上沾着我们从乡下倒了三趟车带来的黄泥，泥巴已经干涸，稍微一蹭，就扑簌簌地往下掉。
我站在他身后，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自家地里种的花生和几罐土蜂蜜。楼道里的感应灯有些暗，但我能清楚地看到父亲额头上的汗珠，以及他那双因为常年劳作而骨节粗大、布满裂纹的手。他擦得很仔细，生怕留下一丝泥土。
那是我第一次来到这座省会城市，也是第一次来大伯家。那年我十五岁，刚考上县里的重点高中，但奶奶突发重病住院，家里不仅掏空了积蓄，还欠了一屁股债。
我的学费成了压垮父亲的最后一根稻草。走投无路之下，父亲决定带我来城里，找他那个早在十多年前就顶职进了城里国企、后来又娶了城里媳妇的大哥借钱。
父亲把鞋擦得自认为干净了，这才局促地站起身，整理了一下身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抬起手，轻轻敲了敲那扇暗红色的防盗门。
门开得很慢。开门的是大娘，一个烫着卷发、穿着真丝睡衣的女人。她看到我们的那一刻，原本平静的脸上瞬间闪过一丝错愕，紧接着眉头便微不可察地皱了起来。
大伯闻声从客厅走过来，看到是父亲，干笑了一声，说老二来了，进来吧。
我和父亲刚要迈步，大娘突然拔高了音调：“哎呀，等等！家里刚打过地板蜡，你们那鞋……”她的目光落在父亲那双虽然擦过但依然显得破旧脏污的解放鞋上，眼神里的嫌弃没有丝毫掩饰。
父亲的脸“唰”地一下红到了脖子根，他连忙把脚缩了回来，结结巴巴地说：“那……那我们脱鞋，我们脱了鞋进。”
大娘从鞋柜里翻找了半天，找出一双旧拖鞋扔在地上，说只有这一双了。父亲赶紧让我穿上，自己则穿着那双破了洞、露出大脚趾的灰袜子，踩在了光洁如镜的木地板上。那一刻，我真切地感觉到了一种无地自容的羞耻。
大娘接过我手里的塑料袋，只看了一眼，就随手放在了门厅的角落里，仿佛那是什么不干净的东西。
大伯招呼我们去客厅坐，他们家客厅很大，真皮沙发看起来柔软又高级。父亲刚想坐下，大娘突然快步走过来，手里拿着几张旧报纸，动作麻利地铺在了父亲和我要坐的位置上。
“这沙发是新买的，浅色的，容易脏。”大娘连句客套的掩饰都没有，语气生硬冷漠。
父亲半张着嘴，刚要落下的身体僵在了半空中。过了两秒钟，他才慢慢地坐在了那张报纸上，双手局促地放在膝盖上，身子微微前倾，连后背都不敢靠在沙发上。我坐在他旁边，报纸发出刺耳的“哗啦”声，那声音就像是一个个巴掌，狠狠地抽在我的脸上。
那天中午，大伯一家留我们吃饭。饭桌上，大娘把几盘剩菜端到了我们面前，而把新炒的两个肉菜放在了她和堂哥的面前。堂哥比我大两岁，自始至终在看电视，连一声招呼都没跟我打。
父亲在饭桌上艰难地开了口，提了奶奶的病，提了我的学费，希望能借三千块钱。
客厅里瞬间安静了。大娘把筷子重重地往桌上一拍，冷笑出声：“三千？老二，你以为我们家开银行的？城里花销多大你不知道吗？我们还要供孩子上辅导班，哪有闲钱往外借？这学，我看上不上也就那样，反正最后也是回村种地，不如早点出去打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