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东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开幕式定在下午三点。
我提前一个小时到，站在展馆门口检查最后的布置，策展人林岁在里面调灯光，助理小谭在门口摆签到台，工作人员进进出出，我站在玻璃门旁边，看着那块竖在门口的展览主牌。
黑底白字，字体是我亲自挑的，沉，干净。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和这八年。
三点十分，我看见她们进来了。
陈思思走在最前面，后面跟着方琳和李佳宁，三个人打扮得很正式，陈思思戴了珍珠耳环，方琳换了新发型。
她们走到门口那块牌子前，停下来，抬头看。
我站在侧面，看见她们的表情，没人说话。
沉默了大概有十几秒，陈思思先开口，但只说了半句，然后又停住了。
那场同学聚会是八年前的事，地点在老城区一家川菜馆，包间名字叫"聚贤厅"，名字比菜好吃。
我们是高中同班同学，毕业之后各自散了，那次聚会是高中毕业整五年，有人提议，大家响应，凑了二十几个人，订了包间，热热闹闹地吃了一顿。
那时候我二十三岁，从美院毕业两年，在一家设计公司上班，做视觉，工资不高，但我大部分的时间和力气，都放在画画上。不是公司的设计工作，是我自己画的东西——油画，题材杂，画过城市的旧楼，画过市场里摆摊的老人，画过清晨六点站在路口等班车的工人，画过一棵被台风吹断了半截还在长的树。
那两年，我陆续投过几个青年艺术家的展览和比赛，大部分石沉大海，偶尔有小展览入选，没有什么名气，也没有任何收入。
聚会上，大家聊各自的工作和生活，聊到我，有人问现在还在画画吗，我说在，每天画。
然后气氛有点微妙地停了一下。
坐我对面的陈思思先说话，她那时候在一家银行做柜员，刚刚考了从业资格证，说话带着一股很笃定的生活经验感，"宁栖，说真的，画画能养活自己吗？你在那个设计公司一个月多少钱？"
我说了个数字，那时候税后将近六千。
她摇了摇头，"六千在这个城市，刨去房租吃饭，还剩多少？你这样下去不行的。"
方琳接过话，她在一家外企做行政，工作稳定，福利好，说话向来圆滑，但那天可能是酒喝了两杯，说得很直，"宁栖，你学美术我们都知道，但做纯艺术这条路，说白了不是普通人走得了的，你看看那些真正能靠画画吃饭的，要么家里有钱烧，要么就是天赋异禀的那种，你觉得你……"
她没说完，但后半句是什么，满桌的人都懂。
李佳宁是我高中最好的朋友，她那天没说话，但也没有替我辩，只是低头喝汤，沉默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其余的人，有人说"趁年轻还是找个稳定的"，有人说"画画当爱好挺好的，别较真"，有人说"我表哥学音乐的，最后还不是去教培机构教孩子"。
整张桌子，从我的画画聊到了就业、聊到了买房、聊到了结婚，大家你一句我一句，劝得很真诚，真诚到让我有一瞬间，以为自己真的走错了路。
我那天没有反驳任何人。
不是因为我认同，是因为我说不清楚。
你没办法在一顿饭的时间里，跟二十几个人解释清楚，你为什么画那些东西，那些东西对你来说意味着什么，为什么你每天凌晨还坐在画架前、不是因为想出名、不是因为想挣钱、就只是因为不画你不知道自己活着是为了什么。
这些说出来，只会让那张桌子更安静。
所以我喝了口水，笑了笑，说："我再想想。"
然后把话题接到别处去了。
聚会散场，我打车回家，出租车窗外是夜里的城市，路灯把街道照得橘黄，我把包放在腿上，靠着车窗，不知道在想什么，或者说，想的东西太多，乱成一团，什么都抓不住。
司机问我去哪，我说了地址，然后把耳机戴上，放了一首歌，歌名我现在已经记不得了，只记得旋律很长，很绵，一路陪我回到那间月租一千八的出租屋。
屋子里有一张画架，架上是一幅还没画完的油画，一个在菜市场摆摊的老太太，画了三分之二，还差那双手，我一直觉得手最难，所以一直拖着没动。
我换了拖鞋，洗了手，坐到画架前，盯着那幅画看了很久。
然后我拿起笔，开始画那双手。
画到凌晨两点，画完了，我起身泡了碗面，站在窗边吃，窗外的城市已经半睡了，路灯一排一排亮着，远处偶尔有一两声车声，很薄，很远。
我想，管他呢，先把眼前的画画完。
就这一句，撑过了后来很多个难熬的时候。
离开那家设计公司，是在聚会之后大概一年，不是被裁，是我主动辞的。
原因很简单，我觉得那份工作在消耗我画画的眼睛——每天大量处理商业视觉需求，时间长了，看什么都开始用客户的眼光评判，而不是我自己的感受。
我不能让这个继续下去。
辞职之后，接了一些零散的插画单子，维持基本开销，把剩下来的时间全部投进创作。那段时间很穷，有一个月吃饭省到每天只花三十块，但画了很多，画了一个完整的系列，叫《城市里的静物》，画的是那些容易被人忽略的角落——便利店收银台上被人遗忘的雨伞、医院走廊塑料椅上压着的一件旧外套、路边电线杆上张贴的租房广告和一朵从墙缝里长出来的野花。
那个系列后来投给了一个青年艺术双年展，入选了，还拿了一个评审特别奖。
不是大奖，没有丰厚的奖金，但有一家画廊的策展人来看了展，找到我，说想聊聊。
那个策展人叫林岁，三十多岁，短发，戴眼镜，说话不多，但每一句都落地，她说她在我的画里看见了一种很特殊的东西，说不是技法，是一种"看待的方式"，说现在这种东西很少见。
我们谈了两个小时，从那组静物谈到我的创作习惯，谈到我想画什么、不想画什么。
结束的时候，林岁给了我一张名片，说："你继续画，有新的系列做出来，来找我。"
那张名片我压在画架旁边，后来搬家，一直带着。
之后的几年，是慢慢往上走的几年，不是爆发式的，是那种一点一点积累、积累到某个节点才察觉已经走了很远的感觉。
我陆续参加了几个联展，在一家合作画廊开了小型个展，媒体开始有零散的报道，买家慢慢多起来，价格也一点一点往上走。
期间有人催我做内容账号，说现在艺术家要懂得运营自己，要短视频，要流量，我试了几个月，发现自己不擅长，也不喜欢，最终还是停了，把时间还给画布。
也有人问我要不要去教课，说美院的学生课和私人课都能带，稳定，旱涝保收，我考虑了一个星期，最终没有接，因为我知道，一旦开始把主要精力放在教别人画画，我自己的创作就会开始萎缩，我见过太多这样的同行。
我不想走到那一步。
穷的时候，最难的那段，是入不敷出的半年，我把已经卖出去的几幅画里最满意的一幅的复制版，挂在家里，每天对着它坐，告诉自己那幅画能有人要，说明我做的这件事，不只是我自己觉得有意义。
就靠这一口气，撑过来了。
到聚会之后的第七年，林岁来找我，说时机到了，问我有没有兴趣做一个完整的个展。
我说有。
我们筹备了将近一年，选作品，做策展方案，确定展览主题，选场地，那个展馆在城市的文化核心区，不是最大的，但是有分量的。
展览的名字，是我和林岁讨论了很久之后定下来的，叫《还在这里》。
林岁说这四个字好，问我为什么选这个。
我说，因为这是我这八年唯一做的一件事，就是还在。
她点了点头，没再说别的。
展览主牌制作完成那天，我在工厂里看了小样，黑底白字，上面是展览名、我的名字、以及这八年里那些重要的注脚——奖项、展览经历、媒体评价，一行一行，干净，沉。
我站在那块牌子前，站了很久。
八年前那个从川菜馆打车回家、靠着出租车窗发呆的我，和现在站在这里的我，中间隔着什么，说不清楚，但我知道，每一寸都是真实走过来的。
开幕式的前一天，我给陈思思发了消息，说明天有个展览开幕，问她们要不要来。
我说不清楚自己为什么要发这条消息，也许只是觉得，那场聚会是一个起点，现在走到这里，应该让她们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