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虚构写作|老照片里的足迹

文|姜惠泉

前些日子闲来无事，我拿起几本旧相册，翻看一张张老照片。泛黄的相纸在指间翻过，我仿佛看到岁月留下一串清晰的足迹。

这张爸爸妈妈抱着我和姐姐的照片，应该是上世纪60年代末，爸爸妈妈带我们从昌邑老家到烟台走姥姥家时留下的黑白照，也是我最早的一张照片。爸爸妈妈穿着棉衣，妈妈抱着大我一岁多的姐姐，爸爸抱着一岁左右的我，手里拿着一本小册子。爸妈身后还站着我大舅家的大表姐慧芳，大表姐慧芳跟妈妈关系最为密切，也是我们二十个表姊妹中最大的一个，今年已经七十多岁了。

这些黑白照片，大都是爸爸和他的战友、妈妈和她的工友，以及爸爸妈妈年轻时的留影。望着这些老照片，我仿佛回到童年时代，看到狭小房间里挂着的那三四个大相框。

在那个年代，照相算是一件奢侈的事，像我们家有这么多照片的人家，在周边十里八村也找不出来。

来我们家的亲戚朋友，无论大人还是孩子，一进门总被那满墙的照片勾住目光。虽然大多数人他们都不认识，却依然看得津津有味。我和姐姐常问爸爸妈妈：“这个叔叔叫什么？那个阿姨叫什么？他们是哪里人？”爸爸妈妈就一一给我们讲解，我们像听故事一样。虽然过去了几十年，有几个人的名字我还记得。其中一位穿军装的叔叔姓叶，是爸爸的战友，栖霞人。照片上还有爸爸的几个战友，当时会跟爸爸通信，信封上有上海的、福州的地址。那些盖着上海、福州邮戳的信封，像一枚枚来自远方的印章。如今信早已不在了，但那些地名还记在心里。

妈妈年轻时在大连工作，有个最要好的工友叫范珍。她的照片最多，人长得也很漂亮。妈妈常和她通信，我和姐姐对她的印象最深，常指着她的照片自豪地对小伙伴说：“这是我小范阿姨，在大连工作。”上世纪80年代末，因工作需要我经常往返烟台和大连，还跟妈妈去过小范阿姨家，她家住在大连星海湾附近。2000年她到烟台来，在我家住了一段时间，那年我女儿刚满一岁。

当我翻到这一张照片时，仿佛又回到了那个少年时代。爸爸、妈妈、姐姐、二姨家的芬表姐和我，在昌邑照相馆拍了这张合影。那年我十三岁。最惹人注目的是表姐生气的样子——一脸不情愿，鼓着腮帮子，仿佛嘴里含着什么东西。原来照相时突然停电，照相师让我们等一会儿。我小时候不太喜欢照相，嚷着要回家，惹得表姐不高兴了。开始照相时她还没消气，这一瞬间就成了永恒。

在众表姊妹中，我们姐妹俩和芬表姐关系最亲密。妈妈也喜欢芬姐。她中学毕业后从烟台来到昌邑，跟我们住在一起。妈妈本想让她在当地找个对象，好留在自己身边，可惜终未如愿。芬姐在我家住了一年多，又回到了烟台。

芬姐回烟台后不久就结了婚，有了个可爱的女儿，爱人是金沟寨的。我往来烟台、大连期间，常住在芬姐家，也顺便照看小外甥女。前些日子，我和姐姐约芬姐在二姨家见面，我还提到这张照片的事，芬姐笑道：“我记得有这么回事。”

再往后翻一页，一张彩色照片陡然把时间拉到了1988年11月——爸爸和我站在青岛栈桥边，照片右下角烫着金色的日期。爸爸穿着蓝色中山装，头戴蓝色帽子；我则穿着蓝色条纹西服，扎着红色金利来领带，两辈人的形象泾渭分明。

那次和爸爸去青岛，是因为我在某染织厂做采购，当时染料极为紧俏。妈妈有个堂兄弟在青岛工作，于是我和爸爸从昌邑坐长途客车到了青岛。

那时爸爸因工作关系常往返青岛，对那里熟门熟路。而我却是头一遭，全程仰仗他给我当向导。这也是我成年后第一次单独跟爸爸出远门，两代人的生活理念在青岛开始了第一次交锋。

首先是吃。爸爸带我去一个小饭店吃饭，点了一个炒蛤蜊和一个小菜。我嫌他点得太少，又加了几道青岛特色菜，还要了几瓶青岛啤酒。每顿我都如此，他怕我花钱多，心疼得直念叨。

其次是住宿。他想住便宜旅馆将就一下，我却想住好一点，干净舒服。最后爸爸还是依了我。晚上我问：“爸，住这样的房间不舒服吗？”爸爸笑着说：“当然舒服，可是要多花好些钱。”我说：“我们挣钱是为了什么？不是为了过得舒服些吗？”爸爸又说：“挣钱不容易，凡事要节约着花。”

从青岛回家后，爸爸跟妈妈抱怨：“泉这孩子出门花钱大手大脚。”我则向妈妈诉苦：“爸爸真抠，吃饭不舍得，住宿找便宜的。”妈妈说：“你爸从小过穷日子长大，不像你们没受过那种苦，所以你体会不到他的感受。”

两年后，爸爸因病医治无效去世，享年仅五十三岁。那时我还没成家。

看到这里，我泪眼蒙胧，泪水落在相纸的塑料封膜上。我赶紧擦掉，怕模糊了父亲的脸。

从咿呀学语的孩子到满头白发，仿佛只在翻过几页相册之间。而如今，女儿也有了自己的孩子。一辈一辈，循环往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