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我的第一个女朋友叫林夏，那是大学刚毕业的时候。我们带着几箱行李和对未来的满腔热血，租进了城中村一间不到二十平米的单间。那间房子常年照不到阳光，墙皮有些剥落，空气里总带着一股淡淡的霉味。
那时候是真的穷。我进了一家广告公司做实习生，每个月拿着微薄的底薪，林夏在一家教培机构当前台。我们为了省下几块钱的公交费，可以手牵手走上两公里的路；为了庆祝发工资，会在街角的麻辣烫摊子上点满满一大盆，吃得满头大汗。那时的同居，与其说是为了爱情，不如说是两只瑟瑟发抖的小动物在冰冷的城市里抱团取暖。
但现实很快露出了它狰狞的面目，同居的第二年冬天，林夏得了一次严重的急性阑尾炎。在医院交费的时候，我把所有的银行卡翻出来，凑不够那一万多块钱的手术费和住院费。最后是林夏的妈妈连夜从老家坐火车赶来，补齐了费用。
那天在病房外的走廊上，林夏的妈妈没有骂我，她只是红着眼眶对我说：“小伙子，我知道你人好，但我女儿从小到大没吃过这种苦。你连她生病都护不住，你拿什么说爱她？”
我像被人狠狠扇了一记耳光，哑口无言。林夏出院那天，跟着她妈妈回了老家。她走的时候，我们在火车站抱头痛哭，她让我等她，我说好。但我们心里都清楚，这段感情已经被贫穷压垮了。两年后，听说她在家里的安排下相亲，嫁给了当地一个公务员，如今已经是两个孩子的母亲。
林夏教会了我，爱情在生存面前，脆弱得不堪一击。
带着这种痛定思痛的觉悟，我开始拼命工作。三年后，我遇到了苏婷。那时候我已经跳槽到一家互联网公司做销售主管，收入翻了几番，租的房子也换成了市中心宽敞明亮的一居室。
苏婷是个性格温和的女孩，做行政工作，朝九晚五。她搬进来的那一天，买了很多绿植，换了暖色调的窗帘，把那个冷冰冰的出租屋布置得像个真正的家。每天我下班无论多晚，厨房的保温锅里总有一碗热气腾腾的排骨汤。
我以为这就是安稳了，但我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我把所有的精力都投入到了赚钱上，我相信只要有了足够的钱，就不会再重演林夏的悲剧。我开始频繁地加班、出差、陪客户应酬到深夜。周末苏婷想让我陪她去看场电影，我总是在沙发上睡得昏天黑地。
同居的第二年，苏婷的父亲做心脏搭桥手术，她一个人在医院守了三个通宵。而那三天，我正在外地为了拿下一个大项目跟客户在酒桌上死磕。等我签下合同，带着满身酒气和疲惫赶到医院时，看到的是苏婷靠在病房外长椅上单薄而憔悴的身影。
她没有发火，只是极其平静地看着我，那种眼神我至今难忘，那是彻底的心死。她说：“我要的是一个能在我害怕时握住我的手的伴侣，不是一台只会打钱的取款机。”
苏婷搬走的时候，把那些绿植留了下来，但后来因为我无心照料，全都枯死了。她回了老家所在的省会城市，嫁给了一个中学老师，过上了她想要的平淡温吞却充满陪伴的生活。
苏婷走后，我消沉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明白了钱不是万能的，陪伴同样重要。就在我试图寻找两者平衡点的时候，陈燕闯进了我的生活。
陈燕和我是同行，性格泼辣干练，走路带风。我们是那种势均力敌的爱情，一起在职场上厮杀，下班后一起在厨房里切磋厨艺。我们有聊不完的话题，从行业动向到哪部新电影好看。和她同居的那两年，是我笑得最多的两年。
到了第二年年底，我们顺理成章地把结婚提上了日程。陈燕带我回了家，她的父母很开明，没有要天价彩礼，只提了一个要求：在这个城市里，必须有一套属于自己的房子，付个首付就行，名字写两人的。
这本是个合情合理的要求。可是那一年，我父亲在老家查出了尿毒症。为了给父亲治病，我几乎掏空了这些年攒下的所有积蓄，首付款变成了一个填不满的窟窿。
陈燕是个讲义气的姑娘，她甚至提出要把自己的存款拿出来给我父亲治病，然后我们去租房结婚。但她父母知道后，开始极力反对我们的婚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