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2005年深秋，我蹲在羊圈门口给羊添草料。
一辆黑色红旗轿车颠簸着开过来，停在泥巴路上。
车门一开，下来个女人，穿深色风衣，戴着墨镜。
她站在那儿看我，半天不说话。
我拎着草叉子站起来，眯着眼瞅她。
她摘下墨镜，眼眶是红的。
我认出来了，32年了，就是老了。
她嘴唇哆嗦半天，挤出一句：“瑞祥哥，你还住这儿啊？”我手里的草叉子掉在地上，羊圈里的羊吓得乱窜。
我没回答她，转身进屋，从炕底下拖出一个木箱子。
箱子里是34封信，大部分没拆。
她看见那些信，脸一下子白了。
那些信，她一封都没写过。
01
1973年腊月二十，陕北下了一场大雪。
我那时候二十出头，从北京到陕北插队，已经三年了。那年冬天冷得出奇，地都冻裂了缝，风刮在脸上跟刀子割似的。
那天下午，我去粮仓挑玉米。走到仓门口，看见一堆黑乎乎的东西蜷在草垛边上。
我以为是条野狗，走近一看，是个人。
一个姑娘，瘦得皮包骨头，头发乱糟糟地糊在脸上，身上的棉袄破了好几个洞，露出黑黄的棉花。她闭着眼，嘴唇干裂得起了皮，呼吸很弱。
我把手探到她鼻子底下，还有气。
赶紧跑回去喊人。
马天磊那时候是村支书，四十多岁，是个急脾气。
他过来一看，说：“这是逃荒的吧？最近好几个公社都遭了灾，有人跑出来不稀奇。”
我说：“人都快不行了，得救人。”
马天磊蹲下翻了翻她的眼皮，说：“这姑娘营养不良，饿的。先抬屋里去。”
我俩把她抬到知青点的窑洞里，铺上草垫子，盖上被子。我烧了锅热水，掰了半块地瓜干，煮了一碗稀粥。
她迷迷糊糊醒过来，看见一碗热粥端到嘴边，两只手一把抱住碗，也不怕烫，呼噜呼噜就往嘴里灌。
我赶紧说慢点慢点，她根本不听，一口气把粥喝完，才抬起头看我。
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像一只被人踢了无数次的小狗，又怕又感激。
“你叫什么名字？”我问她。
她咽了咽口水，说：“丁怡然。”
声音很小，带着上海口音。
我问她从哪儿来的。她说她和娘从上海出来逃荒，走到河南时娘病死了，她一个人把娘埋了，继续往北走，走了十几天，到了这儿。
说得平平淡淡的，就像说今天吃了什么似的。
我听得心揪得慌。马天磊在旁边抽着烟袋锅子，也不吭声。
过了一会儿，他说：“这姑娘成分不清楚，咱不能留她在知青点。要是让公社知道了，不好交代。”
我说：“那让她去哪儿？外面零下十几度，会冻死的。”
马天磊想了想，说：“村尾有间破庙，漏雨，但好歹能遮风。先到那儿凑合两天。这两天我去公社问问，看看怎么安排。”
丁怡然听了，挣扎着要下地给我磕头。我一把扶住她，说：“你别动，好好歇着。”
那天晚上我把她送到村尾的破庙里，又抱了一床旧棉被过去。
庙里四面透风，供台上还摆着半截快烧完的蜡烛头。
我给她点上，烛火晃晃悠悠的，照得她影子一摇一摇的。
我临走时，她从棉袄里掏出一个东西，递给我。
是一块怀表，旧得发黄，表壳上还刻着字。
“这是我妈留给我的唯一一样东西。”她说，“你救了我的命，这块表给你。”
我推开她的手，说：“我不要。你留着自己用，以后日子还长。”
她愣住了，眼圈一红，把表攥在手心。
那天晚上我回到知青点，躺在炕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全是那个姑娘瘦得不成样子的脸。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这个姑娘，会改变我一辈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给她送饭。
破庙的门半掩着，她蹲在角落里，拿一根树枝在地上写字。
我看了一眼，写的是“丁怡然”三个字，一笔一划，端端正正。
“你识字？”我挺惊讶。
她点点头，小声说：“读书读到初三，后来家里供不起了。”
我心里一动，把窝头递给她。她接过去，先掰了一小块放在供台上，嘴里念叨了两句什么，才自己吃。
我好奇地问：“你跟谁说话呢？”
她说：“跟我妈。她生前说要我好好活着，我得告诉她，我活着呢。”
那天下着小雪，风从破庙的窗户灌进来，吹得她袖子一甩一甩的。我的眼睛突然就酸了。
后来那几天，我每天都省下自己那份口粮，给她送过去。
有时候是半块窝头，有时候是一碗黑面糊糊，有时候是煮土豆。
每次她都吃得干干净净，碗底舔得跟洗过似的。
彭芬是村里妇女主任，她先发现了这事。
那天我去送饭，她跟在后头，等丁怡然吃完了，她才把我叫到一边，说：“许瑞祥，你这是干啥？这姑娘啥来路你都不清楚，就把自己的口粮给她？要是让人举报了，你吃不了兜着走。”
我说：“我不能看着她饿死。”
彭芬叹了口气，说：“你这人心太软了。行吧，我帮你瞒着，但你自己小心点。”
她说完就走了。我站在破庙门口，看着丁怡然坐在供台前的地上，正在用一根针缝她破了的棉袄袖子。侧脸映着烛光，安安静静的，像一幅画。
我那时候想，这姑娘身上有股劲儿，跟别人不一样。
02
1974年正月初五。
年还没过完，生产队就要去镇上挑煤。来回二十里山路，雪没过脚踝。马天磊点名让我去，说我是知青里最年轻力壮的。
我一早就出发了。路不好走，一脚深一脚浅。到镇上时鞋里全灌了雪，裤腿冻成了硬壳子。
等我挑着两筐煤往回走时，天已经擦黑了。脚冻得发木，每走一步都像踩在碎玻璃上。
好不容易回到村里，把煤卸了，我扶着窑洞门框往里走，腿一软，直接坐地上了。
丁怡然正好在院子里帮彭芬洗菜。听见动静跑过来一看，我的脸白得跟纸似的，嘴唇发紫。她蹲下来，摸了摸我的脚脖子，吓了一跳：“这么凉！”
她想帮我脱鞋，可鞋冻在脚上了，脱不下来。
她转身跑进厨房，端了一盆凉水过来，把我的脚泡进去。凉水化冻，疼得我直抽冷气。
等鞋能脱下来了，她又端来一盆热水，把我脚泡进去。我低头一看，两只脚肿得跟发面馒头似的，紫红紫红的。
她看着看着，突然解开自己的棉袄扣子。
我吓了一跳：“你干啥？”
她把棉袄往两边一撩，露出里头的单衣，然后把我的脚捞起来，一把塞进她怀里，贴着她肚皮上的皮肤。
“你疯了！”我想把脚抽出来，她两只手死死按住我的腿。
“别动。”她说，声音不大，但特别坚定，“你救过我的命，我给你暖暖脚怎么了？”
我的脚贴在她肚子上，能感觉到她身体在发抖——冷的，也是紧张的。可她就是不撒手。
就在这时候，彭芬端着一碗姜汤进来了。
看见我俩这架势，姜汤差点没端住。
她愣在门口，嘴张得老大。丁怡然看见她了，脸一下子红了，可还是没松手，只说了一句：“彭姐，他脚快冻废了，我不能不管。”
彭芬把姜汤放在桌上，转身就走了。
我心里咯噔一下，知道这事肯定瞒不住了。
没过两天，全村都知道了。有人说丁怡然不要脸，有人说我在外面乱搞，反正传什么的都有。
丁怡然走到哪儿都有人指指点点。
她去井边打水，几个大娘嘀嘀咕咕，她低着头打满水就走。
她去自留地拔菜，几个小孩跟在后头喊“逃荒的、不要脸的”。
她一句也没回嘴。
有一天晚上，我爹许铁柱从隔壁村亲戚家回来，听说了这事。他二话不说，抄起一根扁担就来找我了。
我正坐在窑洞门口补鞋，他冲过来劈头盖脸就是一顿揍。我躲都没躲，背上挨了好几下。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他气得脸通红，“咱们家在村里抬不起头了！你要是真娶个媳妇也就罢了，一个逃荒来的，成分还不清白，你跟她搞一块儿，你以后还想不想回城！”
我没吭声，只是坐那儿任由他打。
丁怡然不知道从哪儿听说了，跑过来，看见我爹举着扁担，一下子跪在我爹面前。
“叔，是我不对，是我自愿的，冤不得瑞祥哥。”
她跪在地上，腰板挺得直直的，眼睛看着我爹，不躲不闪。
我爹举着扁担，手停在半空，半天没放下。
周围的邻居都出来看热闹。马天磊叼着烟袋锅子走过来，推开围观的人，说：“老许，打孩子也解决不了问题。这事咱关起门来说。”
我爹这才放下扁担，转身走了。走前丢下一句话：“你俩的事，我不管了。但以后吃亏，别找我哭。”
那天晚上，我去破庙找丁怡然。她正坐在供台前，手里攥着那块怀表。见我来了，她说：“瑞祥哥，要不我走吧。”
我说：“你能去哪儿？这大冬天的。”
她说：“我能走。我走了，你就不用被人说闲话了。”
我看着她瘦瘦的肩，心里一阵难受。我说：“你别走。有我在，谁也不能赶你走。”
她低下头，眼泪啪嗒啪嗒掉在怀表上。那天晚上她在破庙的墙上用石头刻了一行字：“1974年正月初八，不走。”
我看见了，没说话，转身回去了。
雪下了一夜。
03
1977年秋天，恢复高考的消息传到村里时，我正在地里掰玉米。
马天磊骑着自行车满村喊：“高考恢复了！知青也能考！国家说了，不管成分，只要够分就能上大学！”
我把手里的玉米扔进筐里，心里有什么东西动了一下。
丁怡然听到消息当晚就来找我，眼睛亮得跟两盏灯似的。她站在我窑洞门口，喘着气问：“瑞祥哥，你考不考？”
我说：“我初中都没念完，考什么考。”
她沉默了一下，说：“那我考。”
我问她想考哪儿，她说：“我想回上海。不管什么学校都行，只要让我回去。”
从那天开始，她白天干活，晚上点煤油灯看书。
我记得那时候煤油紧俏，她舍不得多用，就点一根细细的灯芯，趴在小桌上看书。
有时候看着看着睡着了，灯油烧干了也不知道。
我悄悄把自己的煤油票攒下来给她。
有一天晚上我去给她送煤油，看她趴在小桌上睡着了，手底下压着一本卷了边的数学书。她的手指头都冻肿了，像个红萝卜。
我没吵醒她，把油放下，又把自己的一件旧棉袄轻轻搭在她身上。
她醒了，揉揉眼睛，看见是我，笑了笑，说：“瑞祥哥，你咋来了。”
我说：“给你送油，别忘了。”
她翻开书，指着一道题说：“这道我不会，你能教教我吗？”
我哪会。我初中数学本来就不行，放了好几年，早忘光了。
我说我不会，她不气馁，自己又琢磨了一晚上。
那段时间她瘦得厉害。本来就瘦，现在更瘦了，下巴尖得跟锥子似的。彭芬心疼她，有时候给她多舀半碗粥，她喝了继续看书。
高考那天，我跟马天磊借了辆自行车，驮着她去镇上。二十里山路，她抱着个旧书包坐在后头，一路上没说话。
到考场时，她下车，腿抖得站不住。我说你紧张啥，她摇摇头，说不是紧张，是怕考不上。
我目送她走进考场，心里比她还紧张。那场试考了一天半，我在考场外头蹲了一天半。
考完出来时，她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
我问她考咋样，她说：“不知道。”
我说：“不知道就是还行。”
她看着我，忽然笑了。
等了几个月，通知书来了。她考上了西安的一所师范学校，离上海还远，但总归是考上了。
她捧着通知书，手抖得厉害，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可第二天，她跑来找我，眼睛红红的。
“政审没过。”她说。
“为啥？”
她咬着嘴唇，说：“我爸的事……他旧社会当过保长，上头说成分不好，不给过。”
我当时气得想骂人。好不容易考上了，就因为一个破成分卡住了？
我说我去找公社。
她拉住我，说：“别去了，没用的。人家说了，除非大队肯出证明，说我在村里表现好，不然谁都帮不了。”
我说：“那我们就去要证明。”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马天磊家。我跟他把情况说了，马天磊抽着烟袋锅子，半天没吭声。我说：“马叔，你能不能帮这个忙？”
马天磊把烟袋锅子磕了磕，说：“瑞祥，这个忙不是不能帮。但你要想清楚，她成分不好，你帮她，以后可能会牵连你。”
我说：“我不怕。”
马天磊看着我，叹了口气，说：“你呀，跟你爹一个样，死犟。”
他写了证明，盖了大队的公章。我拿了证明又骑了二十里路到公社，找到负责政审的干部，软磨硬泡说了一大堆好话，就差给人跪下了。
人家看我是北京知青，犹豫了半天，总算点了头。
那天我回到村里，已经是晚上八点多。丁怡然还坐在窑洞门口等，看见我，紧张得站起来。
我点点头，说：“过了。”
她站在那儿，愣了好几秒，然后蹲在地上，抱着膝盖哭。不是小声抽泣，是那种压抑了很久的号啕大哭。
我站在旁边，手伸出去想拍拍她的肩膀，又缩回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她那晚哭了很久，一个人跪在破庙的供台前，嘴里念叨着什么，像是在跟她娘说话。
那封信她后来给我看了，信上写的第一句话是：“妈，我能上学了。”
04
1977年底，丁怡然踏上了去西安的火车。
我送她到县城火车站，她穿了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背上背着一个打了好几个补丁的书包。
包里装着她全部的家当：两件换洗衣服，一双布鞋，还有那块怀表。
火车开之前，她从车窗探出头来，问我：“瑞祥哥，你会给我写信不？”
我说：“我不太会写字。”
“没关系的。”她递给我一个信封，上面写着她学校的地址，“你写啥都行，我不挑。”
火车开走了。我站在站台上，看着绿色的车厢越走越远，最后变成一个小点。
那天晚上回到村里，我躺在炕上，咋也睡不着。脑子里总想起她那天晚上给我暖脚的场景，想起她狠劲儿把我脚往怀里拽的样子。
后来她真的给我写信了。
第一封信写了整整二十页纸。
她写学校的食堂，写宿舍的舍友，写她第一次进教室时的紧张，写她做梦经常梦见村里的窑洞和羊圈。
我看不懂的字就找彭芬帮我认，彭芬一边认一边笑，说这姑娘心细，连你那天吃饭多夹了一块咸菜都记上了。
我没回信。不是不想回，是不知道写什么。我觉得自己嘴笨，写出来的东西丢人。
但她还是写，一周一封。后来信慢慢变少了，一个月一封。
每一封我都留着，压在我装衣服的木箱子底下。
1981年春天，知青大返城的消息又来了。
公社分到大队一个正式返城名额。返城就能安排工作，重新吃上商品粮。整个大队的知青都疯了似的抢这个名额。
我爹许铁柱听说了，专门从邻村跑回来。他把我叫到屋里，关上门，说：“这个名额，你必须报。”
我说：“爹，我在这儿待习惯了。”
“习惯个屁！”许铁柱一拍桌子，“你在这山沟沟里待了一辈子能有什么出息？回了城，你进厂当工人，吃商品粮，娶个城里媳妇，这才是正路！”
我不说话。
他急了：“你是不是还在想那个逃荒的？”
我说：“不是。”
“你骗谁呢？你把名额让给她的事，你以为我不知道？”
我愣了：“你怎么知道的？”
“马天磊告诉我的。他说你为了她，连返城名额都不要了。你是不是傻？”许铁柱说着说着，眼圈都红了，“你自己想想，你爹妈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送你来插队，不就盼着你能有出头之日吗？你要是把名额让给她，你这一辈子就交代在这儿了！”
那晚上我一宿没睡着。
第二天我去公社报了名，填了表。许铁柱这才放了心，回邻村去了。
可就在报名的第三天，我听说丁怡然也想回来要这个名额。
她写信给马天磊，说她舅舅在上海给她找了份工作，只要她能回去，就能上班。可她户口还在村里，必须凭返城名额才能迁回去。
马天磊把信给我看了，问我：“你啥意思？”
我没说话。
那天傍晚，我去山坡上坐着，看着远处的山梁。太阳快落山了，把整片山都染成了金黄色。村口的烟囱冒出袅袅炊烟，羊群慢悠悠地往圈里走。
这地方待了八年，说没感情是假的。可要是在这儿待一辈子，我心里又有点慌。
我不是没想过走。可我一走，丁怡然就彻底回不了上海了。她努力了那么久，考了学，等了那么久，就等着这张返城的“门票”。
我想起她考上大学拿到通知书时红着眼眶的样子，想起她跪在破庙里跟她妈说话的样子。
当天夜里，我把填好的那张表从抽屉里拿出来，撕了。
第二天一早我去公社，跟负责的干部说：“我自愿放弃名额。”
那人愣了：“你傻了？这可是最后的机会了。”
我说：“我知道，我不后悔。”
马天磊知道后，气得拍桌子：“许瑞祥，你是不是缺心眼？名额还能让的？你以为你让给她，她就一定会感激你？以后你后悔了怎么办！”
我说：“不后悔。”
丁怡然是三天后回来的。
她坐了一夜的火车，又走了十几里山路，到村里时天已经黑了。她直接冲到我的窑洞里，眼睛红肿着，问：“瑞祥哥，你真把名额给我了？”
我点了点头。
她看着我，嘴唇哆嗦了几下，想说啥，又说不出来。然后她噗通一声跪在地上，额头磕在地板上，咚咚咚磕了三个响头。
我赶紧去拉她，她死死跪着不起来。
“瑞祥哥，”她抬起头，眼泪流了一脸，“我这辈子欠你的，真还不清了。”
我说：“谁要你还了。你回上海好好过日子就行。”
那天晚上她走的时候，一步三回头。到村口时，又跑回来，把那块怀表塞到我手里。
“你拿着，”她说，“等我回上海安顿好了，我再赎回来。”
她走了。
我站在村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夜色里。风呼呼地吹着，吹得我眼睛发酸。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怀表，表壳上刻着一行小字：“一生平安”。
我握紧怀表，转身回窑洞。
炕上还有她坐过的余温。
05
之后32年，我一直待在村里。
娶了隔壁村的郭秀荣，生了个儿子，儿子长大后在县城打工。日子一直紧巴巴的，种地、养羊，靠着几亩薄田和一群羊过日子。
我不咋提丁怡然的事。郭秀荣偶尔问一句“上海那个姐现在咋样了”，我就说“不知道”，她就不再问了。
她知道我心里有事，从不多问。
那几年，我每年都能收到一封从上海寄来的信。
信封上写着“许瑞祥亲启”，落款是丁怡然。
信我都没拆。
也不是不想看，是不知道看了之后，心里会咋想。
头几年信来得勤，一个月一封。后来变少了，一季度一封。到了1998年以后，再也没来过。
我没去找她，也没跟任何人提过。那34封信全部装在一个木头箱子里，压在炕底下。
我以为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2005年深秋。
那天下午，我蹲在羊圈门口给羊添草料。天凉了，羊圈里有些冷，我穿着件军大衣，手里拿着一把干草。
村口的方向传来汽车引擎的声音。
我一抬头，看见一辆黑色轿车颠簸着开过来，车身上落了一层灰，在坑坑洼洼的土路上走走停停。
车停在我家羊圈旁边。
车门一开，下来一个中年女人。
穿深色长风衣，戴墨镜，脚上蹬着一双黑皮鞋，鞋跟踩在泥地上，陷进去一截。
她看了一眼鞋，皱了皱眉，还是踩着走了过来。
她站在羊圈的栅栏外头，看着我。
我拎着草叉子站起来，眯着眼盯着她看。她摘了墨镜，露出一张保养得很好的脸，皮肤白，头发烫了小卷。
我认出来了。
32年了，就是老了。脸上的皱纹多了，头发也花白了，可那双眼睛没变，还是那么亮。
她见我不说话，嘴唇哆嗦了好几下，才挤出一句：“瑞祥哥，你还住这儿啊？”
她的声音有点颤，带着一股上海话的尾音。
我手里的草叉子啪的一声掉在地上。
羊圈里的羊吓得乱窜，羊屎蛋子甩了一地。
她往前走了一步，鞋踩到羊屎上，也没低头看。就那样直直地看着我。
我蹲下捡起草叉子，插到草堆里。手有点抖，我攥了攥拳头，背过身去。
“你咋来了？”我问，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我来看看你。”她说，声音也跟着哑了。
这时候马天磊从隔壁院子走出来。他老了，头发全白了，弓着腰，拄着一根拐杖。他眯眼看着丁怡然，又看看那辆轿车，问我：“这谁呀？”
我没回答他。
弯下腰，拍了拍手上的草屑，转身进屋。
郭秀荣正在灶台前做饭，看见我脸色不对，问：“咋了？”
我没理她，走到里屋，蹲下来，把手伸到炕底下，拖出一个木头箱子。
箱子不大，上面落了一层灰。我擦了擦灰，掀开盖子。
里面整整齐齐摞着34个信封。大部分都还没拆，封口黏得死死的，信封泛着黄。最上面那封信的邮戳是1998年3月12日。
我抱着箱子走出去。
丁怡然还站在院子里。马天磊也在，凑到轿车前头看了看，嘴里嘀咕着：“哎呀，这车不便宜啊。”
我把箱子放到院子的石桌上，掀开盖子。
“你的信。”我说，“全在这儿了。”
丁怡然看了一眼箱子里的信，愣住了。
然后她的脸色变了。
她从头发白到脸，整个人像被什么东西定住了一样。她伸出一只手，拿起最上面那封1998年的信，翻过来看了看，手指在信封上摸了摸。
“这信……”她的声音变了调，“不是我写的。”
“啥？”我没听清。
“瑞祥哥，这些信，不是我写的。”
她抬起头看我，嘴唇发白，眼神里满是震惊和一种我看不懂的东西。
我看着她，脑子里嗡的一声。
“可这些信上写着你的地址，写着你的名字。”我说，“不是你写的，是谁写的？”
丁怡然没有回答。她低头看着那些信，手指把信封攥得皱巴巴的。
“我不知道。”她说，声音发颤，“可我真的，一封都没写过。”
屋里的郭秀荣不知道什么时候站在了门口。
院子里的风卷起地上的干草叶子，在空中打着转。
那辆黑色红旗轿车就停在羊圈旁，车身上蒙着一层灰。
我看着丁怡然，脑子一片空白。
06
那天晚上，我和丁怡然坐在堂屋里，石桌上摊着那34封信。
煤油灯的火苗跳着，照得信封上的字忽明忽暗。
丁怡然拿起一封信，凑到灯下看了看，又拿起另一封，接着再一封。
她看完，脸白得没一点血色。
那34封信，她一封封都看了。看完后，她把信摞整齐，推到一边，抬头看着我。
“这些信不是我写的。”她说，嗓音干涩，像是嗓子眼儿被什么东西堵着，“我手上有颗痣，你看这信纸上，没有。我写‘然’字最后一笔喜欢往上翘，这些信全是平的。”
“我从来没有写过一个字出去。”她补充道。
她说她写了信，都写了。可她没寄出去。
她问我：“我写给你的信，你就是这么收着的？”
我说：“你走后第一年，收到信。我拆过，就这么一封。后来……就不想看了。”
我老实告诉她，看了也没用。看了更难受。
她问我是哪一封。
我从箱子底层抽出最老的那封信，1981年的，信封已经泛黄，边角磨破了。
丁怡然接过信，手微微颤抖着，打开。
信纸上写的字有点歪，像是写信的人手在抖。
她念了两行，突然不念了。
“这信也不是我写的。”她说，声音很轻，轻得像怕惊动什么，“可这字……像我的字，但写得太正规了。我写不出这么规矩的字。”
她说她写过一封。写完后没寄出去，一直带在身上。她掏出风衣内袋，摸出一个已经磨毛了的信封。
那封信保存得很好，跟新的一样。
她把信递给我。
我接过来，拆开。
信里只写了一句话——
“瑞祥哥：我对不起你。你的名额让得亏了，我爹的事后来查清了，根本不是保长，是冤枉的。政审早知道能过，你白牺牲了。我欠你的，这辈子都还不清。”
我看完信，愣在原地。
她低着头，眼泪滴在桌面上，一滴一滴的，晕开了一片水渍。
“这封信我写了32年。”她说，声音很轻，“写完没敢寄，怕你恨我。”
我攥着那封信，手抖得不行。
这时候郭秀荣端了一壶茶进来。
她把茶壶放在桌上，给丁怡然倒了一杯，又给我倒了一杯，然后走进里屋，轻轻关上了门。
丁怡然喝了一口茶，缓了缓，说：“我后来才慢慢知道事情的来龙去脉。”
她说她回到上海后，没有马上找他。嫁了个男人，那个男人什么事都要管着她，写信、收信都要经过他。她偷偷写过信，但都被男人截下了。
“他拿我的信，不让我寄。”
“他知道你的事？”
“知道。”丁怡然说，声音发干，“我什么都跟他说了。可他不让我联系你，说不方便，也说怕坏了她家的门风。”
她一直忍着，忍着，直到男人的病拖垮了公司，男人死了，她才敢回来。
可回来的时候，已经32年过去了。
“瑞祥哥，”她抬头看着我，眼泪顺着脸颊流下来，“我不是故意不联系你的。我是真的……没脸见你。”
我听着，没说一句话。
窗外风吹过，羊圈里传来羊叫的声音。
煤油灯的火苗跳了一下，灭了。
屋里陷入黑暗。
郭秀荣从里屋走出来，摸黑点亮了柜子上的蜡烛。烛光昏黄，照得三个人的影子在墙上摇摇晃晃的。
“我去做饭。”郭秀荣说完，又进了厨房。
厨房里传来切菜的声响，咚，咚，咚，一下一下的，在安静的屋子里格外清晰。
我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丁怡然。
“还写什么？”我说，“我这辈子，就这么过了。”
07
第二天早上，天刚蒙蒙亮。
我起来给羊添草料时，看见丁怡然的房间亮着灯。
她在灯下坐着，面前摊着一堆文件。羊圈的栅栏门半开着，风吹得灯光晃来晃去的。
我走过去，问她：“大早上不睡觉，干嘛呢？”
她抬起头，眼圈的浮肿还没消，眼睛红红的。她翻着文件，从里面抽出一沓纸，递给我。
“这是我找人打听的。”她说，“你们村旁边的镇子上，有家小食品厂，三年前关了，一直没人接手。我把它买下来了。”
我接过文件翻了翻，土黄色的封面，盖着红章。
“谁要你买的？”我皱着眉。
“我买的。”丁怡然说，声音不大，但很坚定，“厂子不大，能招二三十个人。你要是愿意，厂子写你名字，你当老板。赚钱了算你的，亏了算我的。”
我看着那沓文件，又看了看她。她站在那儿，迎着早晨的光，干枯的头发闪着银白色的光。
她老了。
我心里说不出是什么滋味。
小时候，我爹告诉我，欠人钱能还，欠人情一辈子还不清。
她现在就是想还那个“人情”。
可我还让她还吗？
32年了，两个人的人生都走了一大半，再算那些账，还有什么意思？
见我不说话，她急了：“瑞祥哥，我不是施舍你。这厂子买下来，是我想在村里做点事。你不如帮我管着，我也不用天天来回跑。”
我没说话，把文件还给她。
“我不要。”我说。
她愣住了。
“我是一个种地的，一个放羊的。管什么厂子？”
“你当年为了我，放弃了返城名额。现在我不能眼睁睁看着你一辈子受苦。”丁怡然急了，声音发颤。
“我已经习惯了。”我说，“我儿子在县城干活，日子还算过得去。”
“可是……”
“没有可是。”我打断她，“我让给你名额，是想让你过好日子。不是让你回来给我做牛做马。”
丁怡然站在原地，愣了半晌。
“你是不是怪我？”她问，声音很小。
“我不怪你。”我说，转过身去，“我只是不想让这个名额，变成一个账本。”
我走进羊圈，把羊群往外赶。
她站在羊圈门口，看着我把羊一只只往外赶。
不知道过了多久，她转身，走到院子里的石桌前坐下。
我赶着羊上了山坡。
山上的风刮着，吹得草叶子哗哗响。远处的村子升起炊烟，有人家开始做早饭了。
我坐在山坡上，看着远处的山，看着脚下的羊。
这些年我经常坐在这儿。
一个人，一根烟，一坐就是一个下午。
那32年，我坐在这儿想什么，我自己都说不清了。
可今天，丁怡然找回来了。
我想起她写的那封信——“你白牺牲了”。
白牺牲了。
我闭上眼睛。风刮得我这个活了大半辈子的庄稼人都睁不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