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低谷那段时间我一个字都写不出来,有天梦见一个老人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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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声明:本文为虚构小说故事,借虚构故事传递积极价值观,呼吁读者遵纪守法,弘扬友善、正义等正能量,共建和谐社会。

那是我停笔的第九个月。

编辑发来的消息还挂在屏幕上没有回,出版社那边催了三次,我妈打电话问我"稿子写完了吗",我说"快了",挂掉电话,对着空白文档坐了两个小时,一个字没有打出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梦见一个老人坐在我床边,他没有脸,或者说我看不清他的脸,但他附下身来,在我耳边说了一句话。

我不知道那句话是什么意思。

醒来之后我把那句话打进文档,盯着它看了三秒钟。

然后我开始写,写到天亮,写到第二天下午,写到我妈打电话进来我才发现自己已经十四个小时没有喝水。

那篇稿子,我写了三万字,没有停过一次。



我叫沈以南,是个写小说的人,或者说,曾经是。

我出版过三本书,第一本卖得一般,第二本印了五次,第三本让我拿了一个不大不小的文学奖,奖牌现在放在书柜最上面一格,因为太高,平时看不见,只有站上椅子才能看到它落了多少灰。

在我这行,我算是走得还算稳的那种——不是大红大紫的那种,但是有自己的读者,编辑会主动约稿,书店有时候会把我的书放在推荐位。我三十二岁,在北京租了一个朝南的一居室,有一张大书桌,书架从地板排到天花板,靠窗的位置总是最先被下午的阳光照到,我在那里写完了前三本书。

我以为那个状态会一直持续下去。

然后第四本书来了,或者说,没来。

那应该是我迄今为止写的最重要的一本书。不是说它会成为什么传世名作,而是对我而言,那本书里有很多我真正想说的东西——关于我的外婆,关于她在世的最后几年,关于那段时间我和她之间的一些往事。

外婆走的时候我在另一个城市,没有赶上最后一面。那之后我一直觉得有什么东西卡在喉咙里,说不清楚,咽不下去,也吐不出来。我想用写作处理这件事,这是我这些年唯一会的处理方式。

我给那本书拟了一个大纲,洋洋洒洒写了十几页,编辑看完说"期待",出版社那边谈好了合同,预付款都打过来了。

然后我坐到书桌前,开始写。

第一周,写了两千字,删掉,重写,又删掉。

第二周,开了三个新文档,每个写了几行,都关掉了,没有保存。

第三周,我发现自己开始回避那张书桌,早上起来会先去厨房煮很长时间的咖啡,或者突然决定把书架重新整理一遍,或者拿起一本别人写的书,读到中途又放下。

到了第一个月底,我意识到一件事——我不是写不出来,我是不敢写。

那本书里有外婆,外婆已经不在了,一旦我开始写,就意味着我要正式地、清醒地、字斟句酌地,去面对她已经走了这件事。

那比不写要难太多。

我跟我的朋友陆苒说了这件事。陆苒也是个写作的人,写非虚构,出过两本书,脾气直,说话不留情面,我们认识十年,她是少数我愿意跟她谈写作困境的人。

她听我说完,沉默了一下,说:"你是在用写不出来保护自己。"

我说:"我知道。"

"知道有什么用,"她说,"你还是得写。"

"我知道,"我说,"我就是写不出来。"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她说:"你外婆是个什么样的人?"

我想了想,说:"很普通,乡下老太太,不识字,一辈子种地,带孩子,没出过县城。但是她会讲故事,村子里的故事,鬼故事,老辈子的事,她讲起来不一样,有种很古老的劲儿,你听的时候会觉得那些事是真实发生过的。"

"那你应该写她讲故事的样子,"陆苒说,"不是写她死,是写她活着的样子。"

这句话我记住了,但我还是没能写出来。

那是第二个月的事。



第三个月,我开始觉得自己也许应该换个环境,就去了趟老家,在外婆住过的那个村子里待了一周。那栋老房子还在,我叔叔一家住着,外婆的那间卧室已经改成了储物间,里面放着农具、旧报纸、几袋没用完的化肥。

我在那间屋子里站了很久,什么都没想,也什么都想了。

后来我叔叔进来找东西,看见我站在那里,没说话,只是拍了拍我的肩膀,出去了。

我回到北京,打开文档,依然什么都写不出来。

第四个月,我开始怀疑自己是不是写完了,是不是那口气已经用尽,是不是前三本把能说的都说完了,剩下的只是一个空壳子每天坐在书桌前装模作样。

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陆苒,她直接说:"你想太多了,闭嘴去写。"

我说:"我写不出来。"

"那就写写不出来,"她说,"写你坐在那里写不出来的感觉,写外婆,写那间储物间,随便写点什么,先让手动起来。"

我那天晚上真的尝试了,打开文档,开始写"我写不出来",写了半页,感觉荒诞又可笑,删掉了,关电脑,去睡觉。

第五个月,我拒绝了两个访谈邀请,一个是杂志专访,一个是播客,理由都是"在赶稿",实际上我什么稿子都没有在赶。我开始在豆瓣上刷别人的书评,看人家评论我前三本书,有时候看到一条说"等她新书"的评论,我会把手机翻过去扣在桌上,不敢继续看。

第六个月,编辑来北京出差,约我吃饭,委婉地问了问进度。我说进度有,大概还需要一段时间,我们聊了两个小时,吃完饭分开,我在地铁站的椅子上坐了很长时间,一动不动。

那段时间有几件事支撑着我,一是房租还够交,二是陆苒隔三差五发消息骂我,三是窗台上有一盆绿萝,我每天还记得给它浇水,那盆绿萝很有生命力,放在那里,安静地活着,不管我有没有写字,它都长。

第七个月,我开始睡眠不好。不是睡不着,是睡了没用,睡十个小时,醒来还是一团混沌,眼睛睁开,第一个念头永远是那本还没写的书。

第八个月,有天下午阳光很好,我坐在书桌前,把那十几页的大纲重新读了一遍。读到一半,我忽然不知道当初为什么要写这本书,忽然觉得那本书的意义从来都不存在,外婆已经走了,写出来也不能给她看,写出来读者读了又能怎样,不过是另一个陌生人在陌生的地方翻开一本书,然后合上,仅此而已。

那是我状态最差的一段时间。

第九个月,是冬天。

我已经很少出门,每天的活动范围基本上是书桌和床之间那几步路。我妈开始每周打两个电话,问我吃了没有,问我状态怎么样,我说还好,她说"稿子别着急,身体要紧",然后说"要不要回家住一段时间",我说不用,我妈叹气,挂电话。

那个月里,我开始做很多奇怪的梦。不是那种有情节的梦,就是一些碎片,颜色模糊,醒来什么都记不住,只有一种说不清楚的、沉甸甸的感觉。

有时候梦里会出现外婆,但是我看不见她的脸,只是知道她在那里,在什么地方,和我在同一个空间里,但我找不到她。

然后,是那个冬夜。

那天我又对着空白文档坐了两个小时,关掉电脑,躺下,很快就睡着了——那段时间我睡着倒是不难,难的是睡了有没有用。

梦里没有什么特别的场景,只是一片暗,一种静,像是一个没有边界的房间,我站在里面,也不知道站还是坐,只是在那里。



然后那个老人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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