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贵安 | 明献皇帝实录名称考|世宗|大学士|朱祐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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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本文发表于《廊坊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26年第3期，第5—14页，微信版已略去注释、参考文献等信息，正式版本请以原文为准。

明献皇帝实录名称考

谢贵安

摘要

兴献王朱祐杬死后的身份被其子朱厚熜不断重塑，这直接影响到朱祐杬实录名称的变化。初，兴献王升格为“兴献帝”，后又在帝上加“皇”字，同时送上一个新的谥号“恭穆”。最后，又追上庙号“睿宗”。早在上庙号之前，世宗就迫不及待地为乃父修纂实录，导致该实录与明代所有实录称“祖”“宗”不同，而仅为称“谥”实录，即“恭穆献皇帝实录”。然而，后世并未严格遵循始修时所用的名称，而是各有叫法，且多有感情偏向：称全称“恭穆献皇帝实录”比较正式；称“献皇帝实录”比较普遍；称“献皇实录”比较亲切；称“献帝实录”则相对冷漠；称“睿宗实录”，则是事后追称，是按实录称“祖”“宗”之例的通俗称呼。这种现象，反映了该实录性质的特殊性和认知的复杂性，以及政治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史书多名并称的状态。

关键词：兴献皇帝朱祐杬；实录；名称；大礼议之争

《献皇帝实录》，也称《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献皇实录》《献帝实录》和《睿宗实录》，是明朝嘉靖初期，世宗朱厚熜为其生父兴献王朱祐杬所纂之帝王专书。

明世宗生父朱祐杬（1476—1519），是宪宗朱见深第四子，生母为邵宸妃。他是孝宗朱祐樘的同父异母之弟，武宗朱厚照之叔。娶妻蒋氏，生兴王世子朱厚熜，即后来的世宗皇帝。成化二十三年（1487）七月，朱祐杬封兴王，弘治七年（1494）“之国”湖广安陆州（今湖北省钟祥市），正德十四年（1519）六月薨，终年44岁。世宗继位后，通过“大礼议”之争，追尊生父为兴献帝，并以皇帝之礼为之修纂《献皇帝实录》。该实录自问世以来，甚少有人关注，更少有人研究。目前相关的研究成果，似只有高艳林《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史料价值》，以及周红梅和陈勤《从〈恭穆献皇帝实录〉看兴献帝对嘉靖少年时期的教育及影响》二文作了专门研究。笔者在《明实录研究》一书，以及《睿宗、崇祯及南明诸朝〈实录〉纂修考述》一文中，曾有简略的论述。与一般实录不同，兴献帝的实录，名称比较复杂。本文试图在广泛搜集史料的基础上，对《献皇帝实录》的名称作一考述，并由此窥探政治环境变化对史书名称波动的影响。

明人绘朱祐杬像。朱祐杬是《明献皇帝实录》的传主

一、大礼议对献皇帝身份的逐步推升

兴献王朱祐杬死后的身份被其子朱厚熜不断重塑，这也直接影响到朱祐杬实录名称的变化。正德十六年（1521）十月，慈寿皇太后（武宗之母）允许世宗“父兴献王宜称兴献帝”，于是兴献王升格为“兴献帝”。两个月后，世宗又要求“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但遭到首辅杨廷和等人的反对。嘉靖三年（1524）三月，世宗仍然打算在帝、太后上加上“皇”字，但又不便明说，故委婉地指出：虽然慈寿皇太后“尊朕本生父为兴献帝，本生母为兴国太后”，但他觉得不能尽表自己的心意，要求群臣“于兴献帝‘帝’字上，兴国太后‘太’字上，更增一字，以全尊号”。有感于世宗的执着，礼部这一次不仅为兴献帝加上了“皇”字，而且送上了一个新的谥号“恭穆”：“今加称兴献帝为本生皇考恭穆献皇帝，兴国太后为本生母章圣皇太后。”显然，兴献帝前不仅增加了“皇”字，而且又新增“恭穆”二字。

然而，世宗对群臣拟定的“恭穆”二字谥号并不满意。嘉靖七年（1528）六月，他敕谕礼部，指出其父“虽追尊天子之称，用天子礼乐，而尊谥止于恭穆二字，似与藩王无异”，“今宜加上数字，以（进）［尽］朕追慕之情”。于是，兴献帝的谥号被加上更多的文字，成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七月一日，在供奉献皇帝的世庙祭祀时，太常寺卿奏请为牌位（即神主）题上“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的文字。十天后，世宗“率文武群臣躬奉册宝，上尊谥曰‘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显然，增加的谥号蕴有深意，即在“恭穆”之间，插入“睿渊仁宽”四字，又在“穆”字之后、“献”字之前，加上了“纯圣”二字。如此一来，便打破了世宗认定的像藩王的“恭穆”谥号，即使嘉靖三十九年（1560）有司将周府应城王朱睦桎谥为“恭穆”时，世宗也毫不介意。

献皇帝的谥号因不断变动导致的复杂称呼，连官员都难以弄清，以致出现言官弹劾失误的情况，遭到严厉处罚。嘉靖九年（1530）九月，锦衣卫千户刘深将往安陆办事，要求利用驿站，在奏疏中称“恭睿献皇帝”，遭到兵科都给事中张润身等人的弹劾：“皇考尊号，本‘恭穆献皇帝’，深乃称为‘恭睿’。宜下法司治其妄诞之罪。”世宗却指出：“皇考尊谥已于七年加上，为‘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深奏所称正为遵奉诏旨，润身等职居言路，何乃颠倒是非，妄行参驳？其各对状。”于是，张润身等人上疏请罪。世宗下诏罚其五个月的月俸。

直到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世宗又给朱祐杬上了庙号“睿宗”，并增加了谥号，“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才算完成了他尊其生父的奋斗历程。

兴献王身份的不断上升，影响到其实录名称的变化。下面，分别加以论述。

明世宗朱厚熜，朱祐杬之子，为其父修纂《献皇帝实录》

二、全称与常见简称：《恭穆献皇帝实录》与《献皇帝实录》

朱祐杬的实录，标准的名称是“恭穆献皇帝实录”，最常见的简称是“献皇帝实录”。

嘉靖三年（1524）三月，兴献帝被加上了“恭穆”二字谥号。一年后其实录开始修纂，因此，朱祐杬实录的名称，只可能是 “恭穆献皇帝实录”，或其简称“献皇帝实录”，不可能是“睿宗实录”。

嘉靖四年（1525）三月甲戌，世宗指出其“皇考恭穆献皇帝聪明睿智，卓冠群伦……宜有纪述以垂宪于万世”，于是“命修《献皇帝实录》”。这里提到朱祐杬的谥号是“恭穆献皇帝”，所说的实录之名为“献皇帝实录”，说明这种用法实是简称。据天津图书馆所藏之献皇帝实录，封面又被人改为“《睿庙圣政实录》”，但其残存的第十一至五十卷之卷首又皆题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这才是朱祐杬实录的全称。因此，在明代，朱祐杬实录的全称是《恭穆献皇帝实录》，常见的简称是《献皇帝实录》。

我们梳理一下“恭穆献皇帝实录”或“献皇帝实录”名称在文献中的记载情况。在《明世宗实录》中提到 “恭穆献皇帝实录”的5处，即卷五四王锦言“顷修《恭穆献皇帝实录》”、卷五九“命詹事府詹事兼翰林院学士董玘署詹事府事，兼充《恭穆献皇帝实录》副总裁官”、卷六五“定国公徐光祚、大学士费宏等以纂修皇考《恭穆献皇帝实录》成进呈”、卷六六“以皇考《恭穆献皇帝实录》成，敕加监修官定国公徐光祚太师兼太子太师”、卷一〇三徐光祚附传“《恭穆献皇帝实录》成，加太师兼太子太师”。提到“献皇帝实录”的3处，即卷四九“命修《献皇帝实录》”、卷一八〇费宏附传“丙戌，《献皇帝实录》成，进华盖殿大学士”、卷三〇二张璧附传“戊戌，《献皇帝实录》成，升礼部右侍郎”。其中，正式修纂期间提到的实录名称，“恭穆献皇帝实录”4处，“献皇帝实录”1处；事后追述官员事迹时提到的实录名称，“恭穆献皇帝实录”1处，“献皇帝实录”2处。这一事实证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其全称，属于当时标准的名称，而《献皇帝实录》是其简称，往往是事后追述时所用。

再看当事人、实录总裁费宏在其写给皇帝的奏疏中，用的就是全称。他写的《又乞休疏》中，提到“臣尝奉敕纂修皇考《恭穆献皇帝实录》”，又在《辞免加俸陛级奏》中提到“手敕内开《恭穆献皇帝实录》纂修已完”。另一位当事人，总裁贾咏的行状中，有“秋七月，恭修《恭穆献皇帝实录》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等语。副总裁李时的行状中，也说他“修《恭穆献皇帝实录》，充副总裁”。杨一清也是副总裁，他人代写的《杨文襄公事略》中，也说“以公纂修皇考《恭穆献皇帝实录》已定，加公兼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李时与杨一清参修“恭穆献皇帝实录”的事实，虽不是本人叙述，但其史料或事迹的来源，相对可靠。

除了当事人外，明清其他人所写的史书，在谈及修朱祐杬实录时，也常用“恭穆献皇帝实录”的全称。黄光升在其所著《昭代典则》中叙述道：“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献皇帝实录》。”涂山在《明政统宗》中叙述修朱祐杬实录时，称“（四年）三月，命修《恭穆献皇帝实录》”，嘉靖五年（1526）六月“《恭穆献皇帝实录》成”。徐昌治在《昭代芳摹》中叙述道：“乙酉四年春三月，命修《恭穆献皇帝实录》。”清代雍正间，李卫在其主修的《（雍正）畿辅通志》中，收录了杨一清为石珤写的神道碑，其中提到石珤“进《恭睿献皇帝实录》，加少保，宴赐如前”。夏夑《明通鉴》在叙述明代史实时，也用了全称：“（嘉靖五年六月）丙子，《恭穆献皇帝实录》成，大学士费宏等表上之。”

与上面名称略有不同的是“恭睿献皇帝实录”。雷礼在《国朝列卿纪》介绍石珤时，谓“进《恭睿献皇帝实录》，加少保，宴赐如前”。焦竑在《国朝献征录》中，转载李开先所撰的催纂官刘鈗的《墓志铭》说“庚寅，纂修《恭睿献皇帝实录》，李序庵荐公为催纂官”。这一称呼，是受嘉靖七年（1528）六月兴献帝加谥号“恭睿渊仁宽穆纯圣献皇帝”影响的结果。所加谥号也是锦衣卫官刘深书写“恭睿献皇帝”的依据。

“献皇帝实录”是“恭穆献皇帝实录”的最常用的简称，在明代史籍中可以得到充分的证明。徐学聚的《国朝典汇》记载，“光禄寺丞王锦言：‘顷修《献皇帝实录》，臣故府僚……’”。这段记载，《明世宗实录》卷五四是这样书写的，“光禄寺寺丞王锦言：‘顷修《恭穆献皇帝实录》，臣故府僚……’”。两相比较，可知前者在根据后者改写时，删掉了“恭穆”二字。这说明，前者书名为简称，后者为全称。有些史籍，既用简称，又用全称。如明末清初的谈迁，在其《国榷》中，熟练地在简称与全称之间切换：“嘉靖四年三月……甲戌，修《献皇帝实录》”，“嘉靖五年六月……丙子，《恭穆献皇帝实录》成。”“戊寅……大学士费宏等，以《献皇帝实录》归侍卫功”。前揭雷礼在《国朝列卿纪》中用了《朱祐杬实录》的全称，但同时，他在该书中并用简称，在写贾咏事迹时，说“五年，复修《献皇帝实录》成，加少保、光禄大夫、柱国”。

“献皇帝实录”是明清文人学者最广泛使用的简称。由于无法穷尽其数，只能略举其要。最早使用“献皇帝实录”的，除了《世宗实录》外，就是夏言为费宏写的墓志铭。费宏去世不久，夏言便在墓志铭中称“丙戌，《献皇帝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兼华盖殿大学士，赐金绮、袭衣、鞍马及御制诗一章”。接着，严嵩在为贾咏写的神道碑中，也使用了“献皇帝实录”的简称，谓“复修《献皇帝实录》”。在当时的人看来，将“恭穆献皇帝实录”简称为“献皇帝实录”是很自然的事。焦竑在《熙朝名臣实录》中，叙述了监修席书“以《献皇帝实录》成，进少保，兼秩如故”的事迹。焦竑又在史料集性质的《国朝献征录》中，多次使用了朱祐杬实录的简称：写费宏时，称“《献皇帝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写杨一清时，称“《献皇帝实录》成，加兼太子太师”；写贾咏时，称“秋七月，《献皇帝实录》成，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写席书时，称“修《献皇帝实录》，命公为监修”，“以《献皇帝实录》成，进少保”；写温公仁和时，称“修《献皇帝实录》，复充副总裁”；写廖纪时，称“值修《献皇帝实录》，受命总裁”。焦竑基本上都在用献帝实录的简称“献皇帝实录”。稍后，许重熙在《嘉靖以来注略》中两次都用了简称：“三月，纂《献皇帝实录》”，“六月，《献皇帝实录》成”。高汝栻在其《皇明法传录嘉隆纪》中载，嘉靖四年“三月，修《献皇帝实录》”。过庭训的《本朝分省人物考》称贾咏“五年，复修《献皇帝实录》成，加少保”。何乔远在《名山藏》中写嘉靖四年三月历史时，谓“修《献皇帝实录》。仁寿宫灾”。他又在写费宏修史活动时称：“又以《献皇帝实录》成，进华盖殿大学士。”将恭穆献帝实录称为“献皇帝实录”的还有许多明代典籍，如陈建的《皇明通纪集要》卷二十八《世宗肃皇帝》（明崇祯刻本）、范守己的《皇明肃皇外史》卷五（清宣统津寄庐钞本）等。

清代，文人士大夫仍然习惯用“献皇帝实录”的简称。张岱在《石匮书》中，使用了该简称：“四年，敕修《献皇帝实录》，黄屋显陵，殿改陵，署曰监，卫曰显陵卫。”鄂尔泰在主修的《（雍正）云南通志》中，载录雷跃龙为杨一清写的传，称杨“又以《献皇帝实录》成，晋太子太师”。乾隆时，张廷玉主修的《明史》中，在《睿宗献皇帝传》《费宏传》《杨一清传》中，叙述朱祐杬实录时，都用的是“献皇帝实录”一词。嵇璜主修的《续通典》也称“明年修《献皇帝实录》，建世庙于太庙左”。由于明清时，多以“献皇帝实录”称朱祐杬的实录，不胜枚举，故兹不赘。

《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是朱祐杬实录的正式名称

三、简称中的简称：《献皇实录》与《献帝实录》

《献皇帝实录》是《恭穆献皇帝实录》的简称，而《献帝实录》与《献皇实录》又是简称中的简称。这两种称呼，在一些史籍中也比较流行。

《献皇实录》这一简称出现较早，在明代史籍中即已流行，而《献帝实录》这一简称主要出现在清代史书中。明代之所以将“献皇帝实录”简为“献皇实录”，是因为“皇”字的增加，是世宗力排众议所得，颇费周折，故简称“献皇实录”，有顺从世宗之意。正德十六年（1521）十二月，世宗皇帝批示，要求“于兴献帝、后尊号上，各加一皇字”。然而，这一指示遭到“礼部并科道等官具本执奏”，“执奏”就是表示质疑、暂不执行，“皆以为不合典礼”。于是大学士杨廷和等明确指出：“虽君上，有不得以自专者……若复欲加一‘皇’字，而与孝庙、慈寿并焉，恐非尊无二上之义也。”指出这是“忌所后而重本生，任私恩而弃大义”的行为，并以辞职相要挟。世宗无奈，只得收回成命。直到嘉靖三年（1524），才得以加上“皇”字，可见来之不易。因此，明代史书将“献皇帝实录”简称“献皇实录”，有遵从朝廷之旨的意蕴。

《献皇实录》的简称，最早出于明代雷礼的《国朝列卿纪》。雷礼去世于万历九年（1581），则该书成于此年之前。《国朝列卿纪》卷一二载费宏事迹曰：“《献皇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兼华盖殿大学士。”又同书卷一三五，述赵铭事迹时，称“四年，命纂修《献皇实录》”。同卷又载吴大田的事迹，“四年，命纂修《献皇实录》”。吴大田“纂修《献皇实录》”之事，还见于同书卷一四四。雷礼在同书卷一五〇中，还叙述了高嵩修实录之事：“嘉靖四年，任太仆寺卿，修《献皇实录》，为纂修官。”雷礼是明代首次使用“献皇实录”简称的人，他以工部右侍郎受命修建世宗皇陵，与世宗皇帝关系密切，应能窥透皇帝的隐衷，因此在其著作中反复使用“献皇实录”，便隐含着对世宗必欲加“皇”字于其生父兴献帝之身的同情和附和。

继雷礼之后，李贽也在其《续藏书》中使用“献皇实录”概念。《续藏书》叙述总裁费宏的事迹时称：“丙午六月，《献皇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兼华盖殿大学士。”稍后，焦竑在其《熙朝名臣实录》中，叙述总裁费宏“丙午六月，《献皇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兼华盖殿大学士”。过庭训在其《本朝分省人物考》中，介绍费宏事迹时，亦称“《献皇实录》成，加正一品俸，兼华盖殿大学士”。上述关于费宏修实录的文字，似皆因袭自前揭雷礼的《国朝列卿纪》卷一二。

清初，学人亦时有称朱祐杬实录为“献皇实录”者。傅维鳞在其《明书》中，叙述费宏事迹时，指出“丙午六月，《献皇实录》成，加正一品俸，进华盖殿”。徐乾学在其《传是楼书目》中用千字文排序，其在“藏字格”下“实录”类中，明确著录了“《献皇实录》二本”。万斯同在所修《明史》中，介绍廖纪时，称“先是，《献皇实录》成，加太子太保”；又在《桂萼传》中，称桂萼“求与修《献皇实录》”。万斯同的用法，为后来的张廷玉等人所沿用。张廷玉等人又在所修《通鉴纲目三编》讲“罢大学士费宏、石珤”时，叙述了费宏反击张璁、桂萼时的言论：“璁、萼挟私怨臣屡矣：不与经筵讲官则怨，不与修《献皇实录》则怨，不为两京乡试考官则怨，不为教习则又怨。”

至晚清，仍有学者在史书中用“献皇实录”的称呼。夏夑在其《明通鉴》中，叙事曰：“宏因上疏乞休，其略曰：‘萼、璁挟私怨臣屡矣，不与经筵讲官则怨，不与修《献皇实录》则怨’。”与明人称“献皇实录”含有同情世宗不同，清人称“献皇实录”则似乎只有行文方便的用意。

四、存在感较低的简称：《献帝实录》《献王实录》

明代只有一处提到“献帝实录”，项笃寿在其《今献备遗》中称席书于嘉靖五年（1526）“《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罕言“献帝实录”，可能是明人感受到世宗对“献帝”一词意有未慊的忌讳，以及对“帝”上加“皇”字的执着，于是重“献皇实录”而轻“献帝实录”。

直到清代，“献帝实录”的用法才较为常见。清初，查继佐在其《罪惟录》中叙述道：“四年三月命修《献帝实录》，改陵署曰神宫监，安陆卫曰显陵卫，皆黄屋，增拓红门、神厨。”与查继佐同时代的傅维鳞在其《明书》中，叙述席书事迹时谓：“五年，《献帝实录》成，进少保。”稍后，万斯同在修《明史》时两次使用了“献帝实录”，一处是卷二六五，写杨一清“俄《献帝实录》成，加太子太师、谨身殿大学士”；一处是卷二七七，写席书“寻以《献帝实录》成，进少保”。之后，张廷玉等在《明史》中，叙述席书时沿袭了万斯同的表述。清人多用“献帝实录”并无有意贬斥兴献王之意，只是不像明人那样刻意讳言罢了。

此外，朱祐杬实录还有一个“献王实录”的名称，是清人的称呼。傅维鳞在《明书》中记载：嘉靖五年（1526）“六月，《献王实录》成”。这大概是有关朱祐杬实录最为贬抑的称呼，反映了某些清代史学家对明廷强尊朱祐杬为帝的不同态度。清朝虽然也是以少数民族为主体建立的政权，但与金、元二朝实录不同，从未将不曾登基的皇帝生父追尊为帝，并修实录，对明代所修《献皇帝实录》自然有不同的评价。

傅维鳞在《明书》中对朱祐杬实录的称呼，既用过富有感情的“献皇实录”，又用过色彩偏冷的“献帝实录”，甚至贬抑性的“献王实录”，虽然表现出其个人在应用实录史称时的随意性，但也反映出他对献皇帝以藩王身份而修皇帝实录的矛盾态度：于礼法不容，于人情可悯。

恭穆献皇帝朱祐杬在湖北钟祥的陵墓——明显陵

已故皇帝的两大政治待遇：地下修皇陵，地上修实录。前者为树碑，后者为立传

五、事后的俗书：《睿宗实录》

“睿宗实录”概念出现较晚，不是献皇帝实录的正规名称。在朝廷修纂《献皇帝实录》时，朱祐杬尚未追上“睿宗”庙号，故当时不可能有此名称。

嘉靖十七年（1538），在“大礼议”之争中获胜的世宗皇帝，得寸进尺，要求为其生父兴献王上庙号“睿宗”，并得以实现。为朱祐杬上庙号，首先是由致仕扬州府通判同知丰坊提请。他提出：“孝莫大于严父，严父莫大于配天。请复古礼，建明堂，加尊皇考献皇帝庙号，称宗以配上帝。”于是世宗交由群臣商议，最后强行通过。据《明世宗实录》载，嘉靖十七年（1538）九月一日，世宗告谕礼部，称“我国家之兴，始皇祖高皇帝也；中定艰难，则我皇祖文皇帝也。二圣同创大业，功德并焉，宜同称祖号”。将太宗升格为成祖，是为了将其生父升格为睿宗铺垫：“我皇考献皇帝，躬备大德，是以延及朕身，入嗣祖位，宜荐宗称。矧今大享已成，议奉皇考配将，当举事之期，先用荐上鸿号，尊文皇帝庙号为成祖，谥曰启天弘道高明肇运圣武神功纯仁至孝文皇帝，以十一日行礼；尊皇考庙号为睿宗，谥曰知天守道洪德渊仁宽穆纯圣恭俭敬文献皇帝。同日异时行礼。”然后举行预告郊庙、社稷，大享明堂之祀于奉天殿，“奉皇考睿宗献皇帝配上帝”等活动，最后“诏示天下”。这是“睿宗”庙号的最早来历，也为后来《睿宗实录》名称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睿宗实录”不是规范的名称，故并未出现在嘉靖迄万历间明代实录、会典等官方史书中，而是最早出现在嘉靖末的私人著述中。直到光宗泰昌时，这一名称才出现在明代官史中，显然是受到前者的影响。

“睿宗实录”一词，最早出现在嘉靖四十五年（1566）徐阶为其座师董玘写的墓志铭中。该墓志称，嘉靖二十五年（1546）六月二十六日，董玘病逝于家。“迟之二十年”，即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秋，董玘孙子董祖庆，请徐阶撰写墓志铭，于是，徐阶在墓志铭中，写下了董玘修纂献皇帝实录的功绩：“会修《睿宗实录》，仍充副总裁。”这是第一次出现“睿宗实录”之名。显然，此称呼乃文人私下所写，按实录称“宗”惯例，想当然地将“献皇帝实录”写成了“睿宗实录”。徐阶称“睿宗实录”的这一做法，被明代万历间焦竑的《国朝献征录》所沿用。焦竑节录了徐阶为董玘所写的墓志铭，称董玘“会修《睿宗实录》，仍充副总裁”。由于焦竑并非完整照录，而是节录，故反映出他对于徐阶称董玘所修之实录为“睿宗实录”的做法是认同的，至少是不介意的。

如果说焦竑是照录徐阶的原话称兴献王的实录为《睿宗实录》的话，那么王世贞则是按照文人的习惯称之为《睿宗实录》的。他在《弇山堂别集》中，讨论“文臣监修国史”时指出：“国朝修实录例以内阁大臣总裁，而元勋上公一人监修。独《高庙实录》初以曹国公李景隆监修，户部尚书夏原吉副之，中用太子少师姚广孝及夏公。至嘉靖中，修《睿宗实录》，复用礼部尚书席公书，吏部尚书廖公纪，盖特典也。”王世贞“睿宗实录”的用法，沿用于董复表汇集的王世贞著作《弇州史料》中。

明代士大夫私下所用的“睿宗实录”的称呼，到泰昌时竟被官方史书所采用。泰昌元年（1620），官方开始修纂《礼部志稿》，由松江府生员俞汝楫担任纂修，俞廷教担任协修，礼部尚书林尧俞牵头挂名。该书在追述礼部已故侍郎贾咏时指出：“世庙登极，擢礼部左侍郎，奉命诣承天，上献皇帝尊号。还，改吏部掌詹事府事，进礼部尚书，入内阁辅政，累主考乡会试，久侍讲经筵。修《武宗［实录］》《睿宗实录》《明伦大典》，充总裁。”

恭穆献皇帝朱祐杬在湖北钟祥的陵墓——明显陵神道

至清代，文人士大夫在撰写明代史书时，也偶称“献皇帝实录”为“睿宗实录”。张岱在《石匮书》中叙述中山王徐增寿曾孙徐光祚时，称：“弘治十七年，孙光祚嗣。嘉靖二年，论奉迎防守功，加太子太傅。五年，以修《睿宗实录》，加太师卒。”傅维鳞仕清后，利用参与《明史》修纂的机会，搜集各种史料，自撰《明书》一书。书中为李时作传，曰：“李时，字宗易，河间之任邱人……世宗初，侍经筵日讲，同纂修《武宗实录》，迁礼部右侍郎，修《睿宗实录》，充副总裁。”

清代官方史书也开始称“献皇帝实录”为“睿宗实录”。由张英主纂的大型官修类书《渊鉴类函》，便将明代“献皇帝实录”称为“睿宗实录”：“实录例以内阁大臣总裁，而元勋上公一人监修。独《太祖实录》以曹国公李景隆监修，户部尚书夏原吉副之。至嘉靖中，修《睿宗实录》，用礼部尚书席书、吏部尚书廖纪，盖特典也。”这是沿袭王世贞《弇山堂别集》中的用法。张英之子张廷玉，在其主修的清代官史《明史·艺文志》中，明确记载：“《睿宗实录》五十卷，《宝训》十卷。嘉靖四年大学士费宏言：‘献皇帝嘉言懿行，旧邸必有成书，宜取付史馆纂修。’从之。”此处，前面介绍的是《武宗实录》，后面介绍的是《世宗实录》，反映出张廷玉等人是将明太宗以下的实录统一处理，均以“某宗”称呼的结果。于是，“睿宗实录”成为“献皇帝实录”的别称。

“睿宗实录”，偶有人称为“睿庙实录”。明王世贞按照时人俗称“某宗实录”为“某庙实录”的习惯，在叙述李时事迹时，谓李时于世宗初“修《睿庙实录》，充副总裁”。

最后，“献皇帝实录”还曾被人称为“睿庙圣政实录”。此名不见他处，仅见于天津图书馆所藏之“献皇帝实录”的版本，封面题名为“睿庙圣政实录”，但其正文所存第十一至五十卷之卷首，又皆题为“大明恭穆献皇帝实录”。显然，该书的正式书名是后者，而前者只不过是后人将书名擅自改动的结果。“某宗实录”俗称“某庙实录”，在明代实录名称的书写中很常见，但加上“圣政”二字，则似与淡化其实录地位有关，因为明代某宗（或某庙）实录从不在书名中加“圣政”之类的闲杂文字。

《明实录》是明代已故皇帝应有的政治待遇，朱祐杬追封为帝后，亦不例外

《献皇帝实录》修纂时便颇具争议，后世在称呼其书名时，亦未严格遵循始修时所用的名称，而是依据自己的感情偏向而各有叫法：称全称“恭穆献皇帝实录”比较正式；称“献皇帝实录”比较普遍；称“献皇实录”比较亲切；称“献帝实录”则相对冷漠；称“睿宗实录”则是事后追称，是按实录称“宗”之例的通俗称呼。《献皇帝实录》名称的众说纷纭，反映了该实录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藩王身份而得修皇帝实录，这种名实之间的矛盾，本身就是嘉靖朝政治的特殊产物，是明嘉靖时期“大礼议”之争在实录纂修上打下的政治烙印，既折射出世宗由即位之初的势单力薄到最终一言九鼎的权力演进轨迹，也彰显了皇权法定威力与士大夫据理力争之间的博弈；同时也反映出政治环境变化所导致的史书名称变化的历史轨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