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珂英年早逝给我的启示，孙玉良：如何在追求事业时摆脱焦虑感？

文｜孙玉良

2026年7月9日，一条消息在金融圈和学术界同时炸开——红塔证券独立董事廖珂因病去世，年仅36岁。

36岁，清华博士，电子科大特聘副教授，券商独董。这几个词拼在一起，是绝大多数人一辈子够不着的天花板。名校光环、高薪职位、社会头衔，世俗意义上的“成功”，他年纪轻轻就攒齐了。可然后呢？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外人看见的是头衔，圈内人看见的是代价。我不知道廖珂得了什么病，但我知道金融行业熬夜是家常便饭，焦虑是职业标配，高压是每一天的底色。我更知道，在焦虑中工作，疾病不找上门才怪。我最近刚刚辞了一份工作，因为我嫌这份工作压力太大，让我每天生活在焦虑之中，我可不想“过劳死”，更不想英年早逝。廖珂的讣告上写的是“因病去世”，虽然没有写明什么病，但可以想像这病是怎么攒出来的。

我在想，为什么那么多在外面看起来“什么都有”的人，他们是事业上的成功者，却偏偏活得比谁都累、走得比谁都早？甚至突然有一天，听到某位业内大咖轻生了，这个世界为何如此疯狂？我的反省是：胸怀太小，就扛不住这辈子的重量。许多所谓的“成功者”，不过是被“成功”绑架、被“优秀”压垮的现代精英。他们把人生过成了一场永不停止的考试：考进名校、挤进好单位、拿下头衔、爬上高位。有的人以金钱为成功节点，50万、500万、5000万，甚至如王健林一样确定一个“小目标”，数字是1个亿。每一个目标都清清楚楚，每一个阶段都“应该”如何，必须如何。可他们唯独忘了一件最要紧的事——为什么要活着。

当一个人只盯着自己的得失、排名、年薪、职称时，他的世界就这么大。涨薪了高兴两天，没涨就焦虑；评上了松一口气，没评上就失眠；升职了就兴奋，没提升就失落。甚至一些突然“天降灾难”的人，不想办法应对这些灾难，而是一走了之。所有的情绪都拴在自己那一亩三分地上，对他们而言稍有风吹草动就是惊涛骇浪。这样的心态，不得病才是奇迹。

我来告诉你如何在追求事业成功的同时，避免伤害身体健康的焦虑感。我的答案是，要修练出一种大胸怀、大格局、大境界，要有伟人在长征时都能吟出“红军不怕远征难、万水千山只等闲”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如何拥有这样的大胸怀？我的答案是：从“我”这个字里跳出来。苏轼一辈子被贬了三次，越贬越远，最后贬到了海南——当时那是真正意义上的天涯海角。换了别人，早就抑郁而终了。可苏轼在黄州种地，在惠州吃荔枝，在儋州办学堂。为什么他能这样？因为他的心里装的不是自己的委屈，而是天地，是诗文，还有百姓。他从“小我”中跳出来了。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这个道理不是谁都懂。心里装着天下，装着百姓，装着诗文，装着林林总总的大东西，就能以苦作乐且乐在其中，那点个人得失就压不垮他。

而且拥有了大胸怀，是能找到比“活着”更大命题的。如果仅仅是为了活着，那不叫生活，而叫生存。有了更大的人生命题，赋予人生更大的意义，便会活得津津有味，为了理想和信仰赴汤蹈火，也自有一股英雄气。曾国藩一生屡败屡战，被同僚排挤、被皇帝猜忌、被太平军打得几次要跳江。可他挺过来了，为什么？因为他心里装着的不仅是曾家的荣辱，更大的境界是“挽狂澜于既倒，扶大厦之将倾”。当然他是一个反面人物，但他做事的气度，是很值得后人借鉴的。有了这个“大”字，个人那点委屈就变成了必经的台阶，而不是要命的深渊。

反观今天，多少年轻人焦虑的根源，原因无他，共性是生活里只剩下“我”——我的工资、我的房子、我的面子、我的前途。你把全世界砍得只剩下自己，那任何一点生活中遇到的困难，对你来说可能就被视为“灭顶之灾”。我常跟身边的朋友说：人这辈子，得有点革命乐观主义精神。这话听起来老派，但分量比任何鸡汤都重。什么叫革命乐观主义？不是傻乐，不是盲目，是你在认清了生活的艰难之后，依然选择跟它“斗”下去，而且斗出乐趣来。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这是伟人说的一段语录，我深以为然。这个“斗”不是跟人较劲、不是内卷互耗，而是跟困境斗、跟平庸斗、跟那个想躺平放弃的自己斗。

当你把人生看作一场主动的、充满创造性的奋斗，而不是被动的、被人推着走的苦役，焦虑自然就退潮了。你拼了命去够一个自己都不确定想要的东西，拼到了，空虚；拼不到，崩溃。这有什么价值呢？所以，我想给所有正在焦虑中挣扎的年轻人一句忠告：把你的心撑大一点。 去找一件比你本人更大的事，把它装进去。可以是你的终身热爱，可以是你想改变的一个领域，甚至可以是你想守护的人。当你心里有了“大”，那些鸡毛蒜皮的“小”就再也翻不了天。

我希望廖珂的英年早逝能成为一面镜子，照见的不是死亡，而是我们该怎样生。培养一种大胸怀、大境界，当焦虑涌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怎么跟它过招，最后把自己锻造成为一个打不垮、揉不碎、煮不烂的钢铁硬汉，这一生中，永远把焦虑踩在脚下，笑着往前走，那才是真正的“其乐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