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考来源:百度百科·卢芹斋词条、《卢芹斋传》(法国汉学家罗拉著)、《流失海外的国宝》(陈文平著)、澎湃新闻·昭陵博物馆《昭陵"二骏",中国等你回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相关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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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秋天,一列横穿西伯利亚大陆的国际列车正以平稳的速度向东驶去,车厢里暖意融融,头等舱的旅客多是体面的欧洲商人和外交人员。
坐在靠窗位置的那个中年男人,穿着一身剪裁考究的西服,头发梳得一丝不苟,手边摆着一杯红茶,神情沉静,与周围的欧洲旅客毫无二致。若不是那张分明的东方面孔,旁人绝不会猜出他的来历。
他叫卢芹斋,浙江湖州人,在欧美古董圈里有一个众人皆知的称号——"古董教父"。
二十五年前,1902年,22岁的卢芹斋跟随张静江从上海乘船出发,抵达法国马赛,随后辗转前往巴黎。他从张家巴黎运通公司的学徒做起,最初在公司里从茶馆门卫干起,连法语都不会说一个字。
二十五年过去,他已经是叱咤欧美的古董大商,手上的买卖从巴黎的吉美博物馆一直延伸到纽约的洛克菲勒家族,经他手出售的中国文物,陈列在大西洋两岸数十家博物馆的展柜里。
可此刻,他坐在这节车厢里,手里攥着一封紧急电报,脊背上已经悄悄浸出了一层冷汗。
电报来自他的一位在莫斯科使馆工作的中国朋友。那位朋友从身在北京的内人那里得到消息,第一时间发来了电报:北京政府因他经手唐太宗的骏马石碑,正在准备对他发出逮捕令。
列车还在西伯利亚的旷野里奔驰,离卡里莫斯卡亚站还有几公里,再往前就要到达西伯利亚铁路与满洲里铁路的分叉口了。
卢芹斋放下那封电报,望着窗外无边无际的荒原,做了一个决定:不进满洲里,不回北京,改道前往符拉迪沃斯托克,再从那里乘船去上海,走远一点,躲开风头。
他后来在给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馆长哈里森的信里,记下了这段经历,写道:"当时全国正处于兵荒马乱之中,谁有军队谁是老大,完全没有王法。因此我必须小心为妙。"
信里没有丝毫的悔意,只有一种习惯了风险的商人式的冷静。
一个在欧美呼风唤雨的古董商,在自己的故国成了通缉在逃之人——这是卢芹斋这一生故事最戏剧化的一面。
然而这一面还不是最令人难以置信的。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藏在巴黎马德兰广场一家帽子店旁边的那段过往,藏在一个叫奥尔佳的女人身上,藏在1910年12月29日举办的那场简短婚礼里。
那场婚礼的新娘,只有15岁。
而卢芹斋真正在乎的人,是那个15岁女孩的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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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从浙江湖州卢家兜到巴黎马德兰广场
卢芹斋出生于1880年2月1日,出生地是浙江湖州市的一个小村子,叫卢家兜。
这个地方说出来没几个人知道,全村两百多户,全部姓卢,世代以务农为生,从10世纪以来就在这片土地上繁衍生息,几乎没出过什么了不起的人物。
他初名"焕文",后来才改叫"芹斋",这个他日后在欧美古董圈里用了几十年的名字,最初不过是一个湖州穷孩子给自己重新贴上的标签。
卢芹斋父亲是个沉迷鸦片和赌博的人,家里能卖的东西一件件变卖出去,到最后什么都不剩。母亲一个人撑着这个家,日子过得太苦,一口气没抬上来,含恨自尽。
父亲随后也一命呜呼,不到十岁的卢焕文就这样成了孤儿,被一个远房堂叔收养,在堂叔家里寄人篱下,过着捉襟见肘的日子。
他没有读书的机会,也没有什么可以依托的家底,有的只是一股子不甘心。
十五岁前后,他离开了卢家兜,步行三十公里,来到了附近以蚕丝业闻名的南浔镇。南浔是江南富庶之地,丝绸商人云集,其中最有名的,是张家。
张家是南浔首屈一指的大族,家财万贯,商业网络遍及沪上,卢芹斋在南浔张家找到了一份活计,从厨房的小伙计做起,后来被派去服侍张家的二少爷张静江。
张静江这个人,日后成了国民党四大元老之一,与孙中山的关系极为密切。他年轻时受到革命思潮影响,一心想着推翻满清统治。
他父亲担心他被朝廷迫害,托关系给他捐了一个二品后补道的虚职,把他送到法国当驻法公使商务参赞,眼不见心不烦。
1902年,22岁的卢芹斋就这样随着张静江一道踏上了去法国的轮船。同行的还有当时的驻法公使孙宝琦。
到了巴黎,张静江在公干之余,发挥了自己的经商天赋,成立了运通公司,经营生丝、古董、茶叶等中国商品,所得收入悉数资助孙中山的革命活动。
卢芹斋在公司里当学徒,一开始只是跑腿打杂。可他不是个安于现状的人,白天跑腿,晚上就啃法语书,见了洋人就找机会开口练习。他有一种天生的语言天赋,不出几年,就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后来英语也不在话下。
在运通公司的这些年里,卢芹斋眼睁睁看着一件件中国的瓷器、字画被欧洲买家以远超国内数倍的价格买走,他把这笔账算得清清楚楚。他发现,欧洲人对东方文物的渴望远比任何人想象的都要强烈,而国内那些古物的价格,低廉得近乎荒诞。
1908年,辛亥革命尚未爆发,卢芹斋已经在巴黎开设了自己的第一家古玩商店,取名"来远公司",专门经营东方艺术品。他自立门户,不再只是张家的仆从。
也正是在1908年这一年,他在马德兰广场遇见了一个叫奥尔佳的女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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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那个开帽子店的女人
马德兰广场位于巴黎第八区,是那个年代巴黎上流社会的活动中心之一,附近云集着精品店、咖啡馆和各类商铺。卢芹斋的来远公司选址在这一带,既是因为地理位置好,也是因为他早已瞄准了出入这一带的那些有消费能力的欧洲买家。
奥尔佳的帽子店,就开在附近的街上。
奥尔佳的身世,说起来也是一段不幸的过往。她父亲是波兰人,母亲是意大利人,她很小就在巴黎一户没有孩子的人家做家务。
那户人家的男主人,后来诱奸了她,让年仅十九岁的奥尔佳怀了孕。1895年,奥尔佳生下了女儿玛丽·罗斯。那个男主人没有娶她,却一直把她当作情人养着,专门给她在街上盘了一间帽子店,作为掩护,也作为维系这段关系的物质纽带。
等到卢芹斋与奥尔佳相识的1908年,奥尔佳已经三十二岁,是个独自拉扯着十三岁女儿的单身母亲,一边经营帽子店,一边维系着与那个旧情人若即若离的关系。
卢芹斋比奥尔佳小四岁,当时二十八岁,刚刚在巴黎自立门户,古玩生意正在起步阶段,还称不上阔绰,可他身上有一种与生俱来的气度,见过世面,眼界开阔,说起中国的瓷器、玉器,能让外行人听得入神。
两家店铺的距离并不远,每天开店关店的时候,难免碰面。一来二去,两人就熟识了,再往后,就超出了邻居之间的分寸。卢芹斋与比他大四岁的奥尔佳坠入情网,两人很快如漆似胶。
这段感情里,卢芹斋的投入是真实的,奥尔佳的吸引力也是真实的。
可到了有名分、有结果的关口,事情卡住了。
奥尔佳有顾虑。她不愿意失去那个旧情人——毕竟帽子店是那个人给的,经济上的依赖早就纠缠成了一种说不清楚的绳索。她喜欢卢芹斋,可她也清楚地知道,1908年的卢芹斋,生意刚起步,底子还薄,未来能走多远,谁也说不准。
两头都不想放,两头又都难以名正言顺,奥尔佳想到了一个她认为对所有人都有好处的办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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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1910年12月29日,那场简短的婚礼
奥尔佳的办法是把女儿玛丽·罗斯嫁给卢芹斋。
这个决定,史料记录上用的词是"母女易嫁"。意思很简单:母亲不嫁,把女儿推了出来,顶替自己,嫁给这个她真正喜欢却又不能名正言顺在一起的东方男人。
以女儿之名,延续母亲和卢芹斋之间的那段关系。
1910年,玛丽·罗斯十五岁,卢芹斋三十岁,两人整整相差十五年。1910年12月29日,两人在巴黎举办了一场简短的婚礼,没有盛大的场面,没有太多宾客,婚礼举办得安静而仓促。
婚礼结束,这个家庭就此成型,可奥尔佳并没有从这段关系里退出去。
婚后,玛丽·罗斯成了一心一意的家庭主妇,她没有什么特别的能力,也没有受过什么像样的教育,只能把自己的全部时间和精力都放在这个家里,料理家务,照看孩子。而奥尔佳,则以"监护人"的身份长期驻留在这对夫妻的生活里。
这个安排,从外部看,是一个母亲对女儿的婚姻关心备至。从内部看,是奥尔佳用"监护人"这个名义,合理化了她继续与卢芹斋长期相处的事实。
她的母亲总是以"监护人"的身份代她签字,并且握有卢芹斋店里保险柜的密码。
注意这个细节——保险柜的密码,在奥尔佳手里。
一个文物商人的保险柜,里面装着的是什么,不言而喻。那个密码,代表的是对卢芹斋财务和商业命脉的实际掌控。奥尔佳不是这个家庭名义上的女主人,可她手里握着这个家里最关键的那把钥匙。
婚后,玛丽·罗斯一共给卢芹斋生下了四个女儿。大女儿莫妮卡(Monique)生于1913年,二女儿德尼斯(Denise),三女儿奥尔佳(Olga,以外祖母的名字命名),小女儿珍妮(Janine),后来嫁给了让·皮埃尔·杜伯秋。
四个女儿,没有一个儿子。
这件事,在整个家庭的后续走向里,是一个深埋着的伏线,迟早要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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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欧美古董帝国的建立
婚后的卢芹斋,商业上的版图在快速扩张。
辛亥革命爆发后,张静江关掉了运通公司,回国协助孙中山,巴黎的生意彻底结束。卢芹斋没有随之回国,他选择留在巴黎,继续做他的古董生意。那是他自立门户之后真正意义上的起飞期。
恰逢国内清政府垮台,北洋政府执政,政局动荡,人心不稳定,故宫内的古物珍宝纷纷流失海外。卢芹斋凭着多年积累下来的文物鉴别本领,开始大规模低价收购国内流出的古稀珍品,推销到欧洲市场,一本万利。
他每年都会回国几次,亲自在上海、北京"看货、订货",同时了解国内的最新行情。上海的吴启周、北京的祝续斋,都是他稳定的货源供应商。
与此同时,他与法国汉学界和考古学界建立起了稳固的合作关系。他与沙畹、谢阁兰等法国汉学家成为朋友,与当时的法国敦煌考古队队长伯希和保持着长期往来,并委托伯希和为其提供敦煌文物的名录。
卢芹斋不是一个单纯的文物贩子,他邀请知名学者对文物进行研究,与伯希和研究出版了古玉图录,请褚德彝、伯希和编写青铜器图录。这些研究成果客观上增加了文物的学术附加值和市场知名度。
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他无法再通过西伯利亚往返中国,被迫经美国返回。1915年,他在纽约发现了另一个巨大的市场机会,随即决定在纽约设立新的分店。
纽约第五大道的古董店,很快吸引来了大批美国上流社会的买家。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卢芹斋意识到美国已经成为古董市场新的重心,便决定和上海的吴启周在纽约麦迪逊大道和第57街的街角,开设了美国规模最大的中国古董店,即后来赫赫有名的"卢吴公司"。
自1915年起,卢吴公司向美国出口文物长达30年,买家遍及大都会艺术博物馆、波士顿美术馆、弗里尔艺廊、费城艺术博物馆、堪萨斯城纳尔逊-阿特金斯艺术博物馆,以及洛克菲勒、摩根等私人藏家。
国宝不计其数,仅公司的一个小股东每年可分得银元十几万元,当年琉璃厂一间古玩铺的全年流水总销售额也没这么多。
为了打开博物馆买家的大门,卢芹斋很早就开始主动维系与各大博物馆馆长和收藏家的私人关系。1915年至1917年间,他至少向六家博物馆赠送了礼物。
他还在1919年以40,000美元向约翰·洛克菲勒三世出售一个唐代观音头像,虽然这笔交易最终由宾夕法尼亚大学接手,但卢芹斋就此搭上了洛克菲勒家族的关系网络。
从1933年到1941年,卢芹斋每年都至少举办一个重要的展览或出版一个关于中国文物的出版物。他在1939年于纽约举行的"中国玉三千年"展览,是他展览事业中最成功的一次,以此为中国难民筹集资金,引起了广泛关注。
那个时期的卢芹斋,在西方人的眼睛里,是一个优雅的中国文化传播者,是将东方文明带到西方世界的使者。他以精湛的文物专业知识和天才的商业眼光逐渐征服了欧美收藏者,他经手的很多古董由死变活、由冷变热。
然而就在同一时期,他在中国的另一个身份,也在慢慢形成。
只是在国内,那个身份不那么好听。
与此同时,那个家里的暗流,也在一天一天地积聚着。
玛丽·罗斯生下第一个女儿莫妮卡的时候,大概还带着一种初为人母的朴素喜悦。
可往后一年又一年,她发现有些事情始终无法视而不见。
卢芹斋对四个女儿谈不上冷漠,基本的父亲责任他都尽到了。
可他从来不教女儿们说中文,不讲中国的故事,甚至从心底里不认为这四个有着欧洲血统的女儿算是真正意义上的后嗣。他常常在外人面前说自己"没有孩子"——家里明明有四个女儿,他却反复说"没有孩子"。
四个女儿都是女儿,没有一个儿子,他对这件事始终耿耿于怀。
而更让玛丽·罗斯难以释怀的,是另一件事。
每当奥尔佳出现,卢芹斋整个人的状态都会不一样。
他对母亲的亲热程度,远超过对妻子本人。奥尔佳长居在这个家里,进进出出,掌管着保险柜的密码,以监护人的身份处理着这个家里大大小小的事务,卢芹斋对此不仅默许,还配合得天衣无缝。
在卢芹斋与家人的合照中,总有奥尔佳的身影,而且在绝大多数照片中,他总是"恰巧"和奥尔佳站在一起,一张又一张,是的,家里的照片里,岳母和女婿永远是画面的中心,妻子玛丽·罗斯,往往只在画面的一角。
连生四女,从15岁就嫁进这个家,用了整整多少年,玛丽·罗斯才彻底看清了这段婚姻的真相。
她最终找了母亲,要一个说法。
然而,奥尔佳开口说的那些话,却让玛丽·罗斯的世界彻底崩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