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宋子文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西安事变亲历记》、《民国史料丛刊》、唐德刚《张学良口述历史》、《蒋介石日记》（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百度百科"西安事变"词条、百度百科"端纳"词条、百度百科"宋子文"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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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1年4月，美国旧金山，太平洋高地一座私人宅邸里，室内的陈设已经多年未曾变动过。窗帘是深色的，透进来的光线被压得很暗，只有床头的一盏灯还亮着，把那张苍老的面孔照得忽明忽暗。
83岁的宋子文，已经陷入昏迷多日。
守在床边的家人轮流守夜，每隔一段时间便俯身查看他的呼吸。这个在民国年间叱咤风云的人物，此刻瘦得只剩一把骨头，手背上的皮肤松弛地耷拉下来，青筋凸起，像是一幅褪色已久的墨迹。
没有人知道他还剩多少时间。
就在这种沉默里，1971年4月某日的深夜，宋子文忽然睁开了眼睛。
家人们随即围拢过来。老人的目光起初是涣散的，片刻之后，才像是聚焦了一般，落在了床边某个方向。他的嘴唇开始颤动，发出细微的声音，断断续续，气息极弱，但在那间安静的病房里，每一个字都能听清。
他说出了一个名字。
说完，长叹一口气，缓缓闭上眼睛，再度沉入昏迷。
1971年4月25日，宋子文在进食时突然发生意外，因噎废食，抢救无效，在旧金山去世，享年77岁。
他临终前说出的那个名字，随着他的离世，再度沉入了历史的深水之中，一沉，又是许多年。
这件事的背后，牵连着整整35年前那场震惊中外的大事——1936年12月12日，陕西西安，张学良与杨虎城扣押蒋介石，逼迫停止内战、联共抗日，史称"西安事变"，又称"双十二事变"。
这场事变，在中国近现代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张学良的名字，从此与这段历史永远绑定在一起。他被有些人称为民族英雄，被另一些人称为以下犯上的叛将，争议延续了将近一个世纪，至今未息。
然而，在那些已经写进史书的内容之外，始终有一条细线若隐若现：张学良，真的是这场事变唯一的推动者吗？
宋子文在弥留之际吐出的那个名字，或许是距离这个问题最近的一次回答。
【一】1936年12月12日，骊山脚下，华清池
陕西省临潼县，骊山西麓，华清池。
这个地方，自唐玄宗时代起便是皇家温泉行宫，"春寒赐浴华清池，温泉水滑洗凝脂"，写的就是这里。
到了1936年，华清池已经褪去了盛唐的华彩，变成了一处兼具休憩与办公功能的行馆，园内有若干砖木结构的平房建筑，蒋介石赴西安期间便下榻于此，居所名曰"五间厅"。
1936年深秋到初冬这段时间，蒋介石频繁往来于南京与西安之间，主要目的是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加紧"剿共"部署。
西北方面的军事进展，始终让南京方面不满意。蒋介石亲赴西安，在他看来，是一种必要的施压与督战。
12月初，蒋介石再度抵达西安，下榻华清池。随行的幕僚、侍从与警卫人员随同驻扎。华清池的安全警戒，由蒋介石自带的侍卫部队负责内圈，外围协防则部分倚赖驻扎临潼一带的东北军。
临潼距西安城区约三十公里。这段距离，在那个年代，既是蒋介石认为相对安全的屏障，也恰恰成为了事变当夜行动迅速展开的地理条件。
12月12日凌晨五时许，枪声骤然在华清池外围响起。
发动行动的，是张学良麾下东北军卫队营营长孙铭九，率部直扑华清池。孙铭九部与蒋介石侍卫队在华清池大门及周边发生激烈交火，侍卫队长蒋孝先在混战中中弹身亡。
枪声响起时，蒋介石正在五间厅内。据事后参与记录的多方人士描述，蒋介石在枪声惊醒后，未及穿戴整齐便仓皇出走，从五间厅后窗翻出，越过院墙，沿骊山山路向上攀爬躲避。
他既没有来得及穿上外衣，也没有穿鞋，在冬日的骊山上赤脚奔行，脊背在翻越围墙时也因此受了轻伤。
蒋介石最终被找到的位置，是骊山半腰一处乱石之间，距离山顶尚有一段距离。当孙铭九带人找到他的时候，蒋介石以为自己将遭遇不测，据称当时已经留下了遗书，交代后事。
然而孙铭九对他说，请委员长下山，张副司令有请。
这才是西安事变真正开始的那一刻。
与此同时，西安城内，杨虎城部下亦按计划同步行动，将随蒋前来西安的多名军政人员悉数扣押，西安城完全处于张、杨两部的控制之下。
整个行动，从凌晨五时开始，至上午基本完成。速度之快，部署之严密，说明这场行动绝非临时起意，而是经过了相当程度的事先筹划与准备。
当日，张学良与杨虎城联名通电全国，列出八项主张，包括改组南京国民政府、停止一切内战、立即释放上海爱国人士、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开放民众爱国运动、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政治自由、确实遵行孙总理遗嘱、立即召开救国会议等。
这八项主张，措辞清晰，逻辑严整，绝非仓促之间能够拟定，而是事先已有较为充分的准备。
消息当日下午传至南京，整个国民政府随即陷入前所未有的震荡之中。
【二】南京的震荡，与宋子文那个快得反常的决定
1936年12月12日下午，西安事变的消息传入南京。
南京国民政府大楼内，情形极为混乱。各部门的要员们陆续接到通报，相互打听消息，确认与否认的说法交替出现，直至傍晚，蒋介石被扣、东北军控制西安的消息才基本得到确认。
确认之后，南京方面迅速分裂成两种截然对立的意见。
以军政部长何应钦为代表的一派，力主立即采取军事行动，以轰炸和武力进攻的方式解决问题。
何应钦在接下来的数日内，着手调集航空兵力，命令中央军部队向潼关方向集结，摆出武力进逼的态势。这一派的逻辑是：容忍兵变，将开无穷之后患，必须立即以雷霆手段平息。
以宋美龄、孔祥熙为代表的另一派，则坚决反对动武。宋美龄认为，一旦武力进攻，蒋介石的人身安全将面临极大威胁，谈判才是唯一可行的出路。
宋美龄在事变消息确认后，立即开始多方联络，寻求通过外交与私人渠道斡旋解决。
两派意见，在南京国民政府内部激烈交锋，迟迟无法统一。整个南京城在那几天里，气氛凝重而混乱。
就在这种背景下，宋子文的决定显得格外突出。
宋子文彼时人在上海。他得知消息的时间，与南京方面大体相当。消息确认后，宋子文做出了一个决定——亲赴西安。
这个决定，在当时的人看来，是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举动。西安事变的性质如何认定，局势将向何处发展，张学良究竟打算怎么处置被扣押的蒋介石，这些在最初的几天里全都是未知数。贸然飞赴西安，一旦局势失控，进去的人未必能出来。
宋子文的身边人纷纷劝阻，劝他等局势明朗之后再作打算。宋美龄那边也有人传话，表示此行风险极大，希望他慎重考虑。
但宋子文似乎从一开始就没有犹豫过。
他给出的理由是：他与张学良多年私交，又是蒋介石的内兄，由他出面斡旋，比任何官方使节都更有分量，也更能打通谈判的渠道。
这个理由，从逻辑上无懈可击。
然而，后来有研究者在翻阅相关史料的时候，注意到了一个细节：宋子文从上海出发的时间，快得有些不寻常。消息确认之后，他几乎没有经历正常决策所需要的犹豫与准备时间，动作之迅速，让人觉得他仿佛早就知道这件事会发生，甚至已经提前想好了自己要扮演的角色。
这个细节，在当时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多年之后，它才在某些研究者的视野里，开始呈现出一种不同寻常的意味。
【三】张学良这个人，以及事变之前的西安
要真正理解西安事变为什么会发生，就不能不先理解张学良这个人，以及1936年秋冬之际西安城内积累的那种特殊的紧张气氛。
张学良，字汉卿，1901年6月3日出生于辽宁省台安县，是奉系军阀张作霖的长子。
自幼在军政环境中长大，少年时代便随父左右，见惯了权力场上的明争暗斗。1920年代中期，张学良已经在东北军中建立起相当的威望，被部下称为"少帅"。
1928年6月4日，张作霖在由北京乘火车返回沈阳途中，于皇姑屯附近遭日本关东军炸毁铁路桥，张作霖当场重伤，数小时后去世，史称"皇姑屯事件"。
张作霖死后，张学良接掌东北军政大权。同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将东北旗帜由北洋政府的五色旗改换为南京国民政府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正式归顺南京国民政府，完成了形式上的全国统一。
1931年9月18日，九一八事变爆发，日本关东军发动对东北的全面军事侵占。张学良奉命执行不抵抗政策，率部撤入关内，东北三省在极短的时间内相继沦陷。
这一段历史，让张学良在此后数十年间始终背负着沉重的舆论压力，"不抵抗将军"的称号，深深刻入了当时许多人的记忆。
东北军撤入关内后，失去了家园与根据地，将士们携家带口流离于华北与西北之间，思乡之情与归乡抗日的愿望，在军中日积月累，形成了一种持续压抑的集体情绪。
1935年，张学良奉命率东北军入驻陕西，承担在西北地区围剿陕北红军的任务。然而，与陕北红军的交战结果，令张学良与东北军将士始料未及。
1935年9月下旬至10月间，东北军与红军在甘肃、陕西交界一带发生多次战斗，东北军接连受挫。其中损失最为惨重的，是1935年11月下旬的直罗镇战役。此役，东北军第109师在陕西富县直罗镇遭红军伏击，全师几乎覆灭，师长牛元峰在突围中阵亡。
直罗镇战役之后，东北军士气跌入低谷，将领们怨声载道，普通士兵的厌战情绪更是公开蔓延。东北军打的是自己的中国军队，死去的是自己的兄弟，而日本人还在东北的土地上横行，仇恨却无处发泄——这种矛盾，在东北军内部已经积累到了濒临爆发的程度。
杨虎城所率的第17路军，处境与东北军大同小异。第17路军以陕西本地人为主体，长期在西北作战，军饷积欠，补给不足，同样对继续内战感到极度厌倦。
在这种整体氛围下，张学良开始寻求改变现状的可能性。
1936年初，张学良开始通过秘密渠道与中共方面建立联络。据史料记载，1936年4月9日，张学良亲自驾机飞赴延安，与中共代表周恩来进行了长达数小时的秘密会谈。
双方在此次会谈中达成了局部停战的默契，中共方面同意与东北军停止直接对抗，张学良方面则承诺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为陕北提供一定的物资便利。
这次延安会谈，在当时属于高度机密，南京方面对此毫不知情。
与此同时，张学良多次通过正式渠道向蒋介石提请停止内战、出兵抗日，均遭拒绝。1936年10月，蒋介石赴西安督战，张学良当面陈述抗日主张，蒋介石不为所动，措辞严厉地要求继续推进剿共部署。
1936年12月7日，也就是事变爆发前五天，张学良再度赴蒋介石住所，进行最后一次正式请缨，要求出兵抗日。据当时的亲历者回忆，蒋介石这一次的态度极为强硬，斥责张学良动摇军心，并警告他不得再提此议。
就在这次面谈的五天后，西安事变爆发。
【四】从未被完整打开的那扇门
西安事变和平落幕之后，关于这件事的记录与回忆，从不同渠道陆续流传下来。张学良有口述，杨虎城有回忆，蒋介石有日记，宋美龄有文章，宋子文有日记，各方的亲历者也留下了程度不等的文字记录。
然而，这些记录之间，有一些地方始终对不上榫。
最引人注目的，是宋子文日记的问题。
2004年前后，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向学术界开放了部分宋子文档案，其中包括宋子文在西安事变期间前后数周的日记。
这批档案公开后，引发了历史研究界相当的关注，因为宋子文的日记向来以记录详尽、措辞谨慎著称，被认为是研究这段历史的重要一手文献。
研究者们在仔细查阅之后，发现了一个情况：在若干关键时间节点的前后，日记存在明显的空缺。这些空缺并非连续缺失，而是散布于特定日期，仿佛有人对某些内容进行过有意的回避或处理。
这些空白究竟意味着什么，是宋子文本人选择不作记录，还是在后续整理归档的过程中形成的，目前没有任何文字证据可以给出确切答案。
张学良的口述，同样留下了若干难以解释的空白。
唐德刚在整理《张学良口述历史》的过程中，前后与张学良进行了多次长篇访谈，覆盖了张学良一生中大量重要的历史节点。张学良在谈及西安事变的决策过程时，多次表示这件事的背景"很复杂"，远不是外界想象的那么简单。
他承认自己在决策过程中受到了多方面的影响，但对于这些影响来自哪里、具体是什么内容，始终保持着一种微妙的模糊。
有一句话，张学良在不同场合重复说过不止一次，大意是：西安事变，我是主角，但整件事的前因后果，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能说清楚的。
这句话，研究者们对它的解读，分歧相当大。有人认为张学良是在暗示中共方面的介入；有人认为他在暗指国际势力；也有人认为，他说这句话，是有意在为某个具体的人留出空间，只是没有把名字说出来。
现在，结合宋子文在1971年临终前说出的那个名字，再回头看张学良这句话，有一种说不清的感觉会从心底浮上来。
西安事变发生前，有一个人，长期活动于张学良与各方势力之间，深度参与了这段历史，却始终没有被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接受历史的检视。
当宋子文用尽最后的气力，在旧金山的病榻上说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他究竟想说什么，他究竟知道多少，已经无从知晓。
但他说出来了，这件事本身，在那个沉默的病房里，像一块石头落入了深水，激起的涟漪，在35年的沉积之后，终于开始向外扩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