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资本论》（马克思）、《共产党宣言》（马克思、恩格斯）、《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列宁）、《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韦伯）、《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凯恩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恩格斯）、百度百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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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7年9月，德国汉堡，一本厚达数百页的书悄然面世。
没有隆重的庆典，没有媒体的追捧，甚至连出版商汉堡的迈斯纳出版社在最初签下这部书稿时，都没有完全预料到它日后会在世界史上留下怎样深重的印记。
这本书的第一版只印了一千册，卖出去还颇费了一番周折。
然而，就是这本书，在往后的一百五十多年里，成为了人类历史上被引用次数最多、翻译语言最广、争议也最持久的著作之一。
它的作者，是一个流亡英国已将近二十年的德国人——卡尔·海因里希·马克思。
那一年，马克思四十九岁。
他住在伦敦北部梅特兰公园路一栋租来的房子里，靠着好友恩格斯从曼彻斯特工厂寄来的接济勉强度日。
他的健康状况极差，皮肤病反复发作，肝脏也出了问题，经常无法坐在书桌前连续工作超过两个小时。
他的妻子燕妮曾在写给友人的信中提到，这个家里穷到连孩子夭折后的棺材钱都凑不出来，不得不四处借贷，而马克思本人则因为欠债累累，几乎无法踏出家门半步，生怕被债主堵在街上。
就是在这样的处境里，马克思完成了《资本论》第一卷的最终校订，并在书中写下了他一生中最重要的那个判断：资本主义，终将走向消亡。
这个判断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愤激之言。
它是马克思耗费了将近二十年时间，翻遍大英博物馆馆藏的经济学文献，实地考察英国工厂的生产状况，系统研究了从十七世纪到十九世纪中叶西欧各国的经济运行数据之后，得出的一个他认为具有必然性的历史结论。
一百五十多年后的今天，这个判断仍未兑现。
全球超过八成的经济体，依然在用市场与资本的逻辑运转着自己的经济命脉。
华尔街的金融机构每天处理的交易量，超过了马克思那个时代整个英国一年的经济总量。
硅谷崛起的科技巨头，所掌握的财富和全球影响力，远远超出了马克思所能想象的任何规模。
资本主义不仅没有消亡，还在二十一世纪呈现出了许多前所未有的新面貌。
那个被断言终将到来的"终点"，究竟去了哪里？
马克思当年看到了什么，又没看到什么？
这一百五十年里，究竟发生了哪些他不曾预料到的事情，让历史走出了一条与他的推断截然不同的轨迹。
关于这些问题，背后的答案远比表面看起来更加复杂，也更加深刻，一切都要从那个流亡者伏案苦读的身影说起……
【一】一个流亡者，用二十年写下的推断
要真正理解马克思为什么会做出这个判断，必须先回到他所处的那个时代，感受一下那个时代的真实气息。
1818年5月5日，马克思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
他的父亲亨利希·马克思是当地颇有声望的律师，家中藏书丰富，经济条件在当地属于中上水准。
马克思自幼便在书堆里打滚长大，广泛涉猎哲学、文学、历史与法学，少年时代便已展现出远超同龄人的阅读能力和思辨兴趣。
1835年10月，年仅十七岁的马克思进入波恩大学学习法律，次年转入柏林大学，在这里深受黑格尔哲学的影响，开始系统接触辩证法的思想框架，并加入了当时柏林知识界最活跃的"青年黑格尔派"圈子。
1841年，马克思以一篇关于古希腊哲学的论文获得耶拿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他原本计划留在大学任教，却因为政治观点过于激进而无缘学术职位。
1842年，他转而担任科隆《莱茵报》的编辑，开始以笔为剑，介入现实的政治与社会议题。
也正是在这段时间，马克思的思想发生了第一次重要的转向。
1842年，普鲁士莱茵省正在审议一部关于林木盗窃的法案，争议的焦点是：贫苦农民因无力购买燃料，习惯于在封建地主的森林里捡拾枯枝落叶，地主阶级要求立法将这一行为定性为盗窃并予以严厉惩处。
马克思在深入追踪报道这一事件的过程中，第一次切身感受到了法律背后的阶级利益格局：那些有权制定规则的人，和那些被规则碾压的人，从来就不是同一批人。
这段经历，在他心里埋下了一粒无法忘却的种子。
1843年，《莱茵报》被普鲁士当局强制查禁，马克思被迫离开德国，携妻子燕妮辗转流亡至巴黎。
正是在巴黎，他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大量阅读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等古典经济学家的著作，同时深入接触法国的工人运动，与大量来自不同国家的革命者和社会主义者建立了广泛联系。
也正是在巴黎，他与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正式相识。
1844年8月下旬，两人在巴黎第一次深入长谈，连续交流了整整十天，发现彼此在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判断和对人类社会发展方向的认识上高度契合，由此开启了长达四十年的合作与深厚友谊，这段友谊也成为人类思想史上最著名的知识伙伴关系之一。
恩格斯此后数十年间用自己在曼彻斯特纺织厂的商业收入，持续接济着马克思一家的生活，让马克思得以心无旁骛地投入到《资本论》的写作中。
1845年2月，马克思因政治原因被法国政府驱逐出境，移居比利时布鲁塞尔。
1848年2月，他与恩格斯合著的《共产党宣言》在伦敦正式出版。
这份不足三万字的文件，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第一次向全世界系统阐述了他们对人类历史发展规律的认识，以及对资本主义历史命运的判断。
1848年的欧洲，确实是一个革命的年份。
法国、奥地利、普鲁士、意大利半岛各地，相继爆发了大规模的起义和社会动荡，史称"1848年革命"。
然而这场席卷欧洲的革命浪潮很快退去，各地的起义先后遭到镇压，马克思也在波折中最终于1849年8月抵达伦敦，此后在这座城市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三十四年的岁月，再未离开。
在伦敦的头几年，马克思过得极为拮据。
一家人先住在苏豪区迪恩街一栋狭小昏暗的公寓里，三个孩子挤在同一张床上，家里的大多数值钱物件都几经典当，马克思一度因为付不起房租而被房东驱逐。
他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长期的营养不良加上高强度的脑力劳动，让他的身体过早地衰老。
尽管如此，他几乎每天都坚持去大英博物馆的阅览室，从开馆坐到闭馆，埋头研究堆积如山的经济学文献、议会调查报告、工厂统计数字和银行档案。
据说他在大英博物馆阅览室的固定座位下，地板上留下了两个被他的脚反复摩挲出来的浅坑，那是他在那里伏案工作将近二十年留下的印记。
正是在大英博物馆的那些漫长岁月里，马克思构建起了《资本论》的理论大厦。
他从商品的分析入手，逐步展开了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系统解剖。
他指出，资本家购买工人的劳动力，支付给工人的工资只相当于工人维持自身生存所必需的最低限度，而工人在劳动过程中实际创造的价值远高于这个最低限度，这其中的差额，马克思将其定义为剩余价值，正是这部分被资本家无偿占有的剩余价值，构成了利润、利息和地租的共同来源。
基于这个分析框架，马克思推导出了他认为资本主义必然走向终结的几个核心判断：资本有自动向少数人集中的天然倾向，富者愈富，贫者愈贫，中间不存在可以长期维系的缓冲地带；资本家为了竞争不断用机器替代劳动力，但真正创造价值的根源是劳动，机器占比越高可提取的剩余价值相对越少，整体利润率将趋于下降，引发越来越严重的经济危机；生产不断扩张而工人购买力被压到最低，产品卖不出去，过剩危机周期性爆发，每一轮都比上一轮更猛烈，最终将整个制度推向无法承受的极限。
这是马克思推断的核心，也是他之所以坚信资本主义终将走向终结的理论依据。
1867年9月，《资本论》第一卷正式出版，这个判断第一次以完整系统的形式呈现在了世人面前。
【二】那个年代的工人，生活在怎样的世界里
马克思的推断，并非无中生有，它有着极为具体的现实根基。
1867年之前的半个多世纪，是西欧工业化进程最为剧烈的时代，也是普通劳动者处境最为艰难的历史阶段。
要理解为什么马克思会得出那个结论，必须先感受一下那个时代工人阶级真实的生存状态，因为只有在那个背景下，他的推断才显得既有根据，又在情理之中。
1800年前后，英国的工业革命进入全面加速阶段。
蒸汽机的普及让工厂取代了手工作坊，成为生产组织的主要形式，纺纱、织布、冶炼、采矿，全面进入机器大生产的时代。
大量农村人口失去了赖以为生的土地，圈地运动将一片片公地变成了私人牧场，被迫涌入城市，在纺织厂、煤矿、钢铁厂里寻找谋生的机会。
然而城市并没有善待这些背井离乡的人。
以曼彻斯特为例，这座在十八世纪末还只是一个中等规模集镇的地方，到1850年代已经膨胀为拥有三十余万人口的工业重镇，成为整个大英帝国乃至全世界棉纺工业的心脏。
恩格斯在1845年出版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曼彻斯特工人聚居区有过极为详细的第一手描述：房屋低矮破旧，数户乃至十数户人家共用一个院落，排水系统几乎不存在，街道上垃圾与污水混流，夏天臭气熏天，冬天泥泞不堪。
霍乱、伤寒、肺结核，在密集聚居的人群中肆意蔓延，夺走了大量劳动者的生命。
恩格斯在书中记录，曼彻斯特部分工人聚居区的街道从来没有被真正清扫过，有些小巷里垃圾的堆积深度达到膝盖以上，而这些地方住着成千上万的工人和他们的家庭。
工人的劳动时间之长，也令后世难以想象。
1833年英国议会通过《工厂法》之前，纺织厂的童工每天工作时间普遍在十二至十六个小时之间，没有固定的休息日，生病不能请假，迟到要被罚款，工作中的失误同样可能招来罚款甚至体罚。
1833年的《工厂法》规定，九岁以下儿童不得在工厂工作，九至十三岁儿童每天工作时间不得超过九小时，这在当时已被认为是重大的进步，由此可见此前状况之恶劣已到了何等程度。
即便是成年工人，在1840年代之前，每天工作十四小时以上也是极为普遍的现象。
工人们没有带薪假期，没有病假，没有任何形式的社会保障，一旦年老体衰或因工受伤失去劳动能力，便意味着彻底陷入赤贫。
1842年，英国议会委托相关机构对采矿业的工人状况展开调查，调查结果令众多议员深感震惊：妇女和儿童在漆黑潮湿的矿道里用皮带拉着矿车艰难爬行，部分矿道狭窄到成年男性无法进入，只能依靠瘦小的童工完成运输任务。
参与调查的人员在报告中记录，部分矿区的女童工从七八岁便开始下井，在几乎见不到阳光的地下，度过了她们大半个童年。
工人的工资，则始终被压在勉强糊口的水平线附近。
十九世纪中叶，英国纺织工厂的普通工人每周工资约为十至十五先令，而一家四口每周的基本生活开销至少需要十二至十五先令。
这意味着工人家庭几乎没有任何储蓄的余地，一旦遭遇疾病、工伤或工厂停产，便会立即陷入绝境。
更糟糕的是，在经济不景气时期，工厂主会毫不犹豫地裁减工人或压低工资，而失去工作的工人除了饥饿，没有任何后备保障。
与此同时，资本家一侧的财富积累速度，却远超普通人的想象。
1851年，英国在伦敦海德公园举办了人类历史上第一届世界博览会，专门建造了以玻璃与铸铁为主要材料的水晶宫作为展馆。
这座宏伟建筑，展示了英国工业文明的辉煌成就，吸引了超过六百万名来自世界各地的参观者，让整个欧洲为之倾倒。
然而，就在水晶宫光芒四射的同一年，伦敦东区贫民窟里的工人平均寿命，依然不足四十岁，而西区上层社会的同龄人，平均能活到接近六十岁。
同在一座城市，咫尺之隔，二十年的寿命差距。
1864年9月，国际工人协会在伦敦成立，马克思参与了这一组织的创建并为其起草了《成立宣言》。
在这份宣言里，他援引英国官方统计数据指出：从1842年到1864年的二十余年间，英国的经济总量增长了一倍以上，但工人阶级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未随之同步提升，财富增长的绝大部分流向了资本所有者。
这是马克思所指的积累历史规律最直接的现实佐证，也是他在三年后写入《资本论》的核心论据之一。
那个时代的两极对比，是真实而触目惊心的。
马克思所做的，不过是把这种对比用理论的语言描述出来，并推演出他认为必然会到来的历史结局。
【三】1929年，那把刀第一次真正出鞘
马克思1883年3月在伦敦去世，没有亲眼看到他的推断在何种程度上被历史验证。
但在他去世后不到半个世纪，一场规模空前的经济大崩溃，让全世界第一次真切感受到了他所描述的那把刀的锋利程度。
1929年10月24日，星期四，美国纽约。
从1920年代中期开始，美国股市进入了一轮近乎疯狂的上涨行情，这段时期被后人称为咆哮的二十年代。
收音机、电话、汽车开始走入寻常家庭，电气化在城市地区全面普及，美国的制造业产能持续扩张，国内生产总值节节攀升，经济繁荣的气氛弥漫在整个社会。
股票价格随之节节攀升，大量普通民众在银行贷款的支持下涌入股市，坚信股价还会继续上涨，坚信这一轮繁荣会永远延续下去。
到1929年9月，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已从1921年的低点上涨了将近六倍。
然后，一切在1929年10月的那个星期四戛然而止。
当天开盘后不久，大规模的抛售浪潮突然涌现，股价开始雪崩式下跌，交易所里人声鼎沸，经纪人们在拥挤的交易池里狂乱地互相喊价，电报机因为超负荷运转而比实际交易滞后了将近一个半小时。
一批华尔街的银行家联合出资入市干预，试图稳住局势，当天下午股市出现了短暂的回稳迹象，但恐慌的情绪已无法压制。
到收盘时，纽约证交所单日损失估计超过九十亿美元，相当于当年美国政府全年财政收入的数倍。
这还不是终点。
随后数日里恐慌情绪持续蔓延，1929年10月28日道琼斯指数单日暴跌超过13%，10月29日即后来被称为黑色星期二的这一天，单日跌幅再超11%，成为美国历史上股市单日跌幅最惨烈的日子之一。
无数在贷款炒股的投资者，在几天之内血本无归，甚至欠下了远超自身偿还能力的巨额债务。
股市崩盘很快演变成了席卷全球的经济大萧条。
银行开始出现大规模挤兑。
存款人担心银行倒闭，纷纷排队取出存款，而取款人越多，银行流动性就越紧张，倒闭的风险就越大，这种恐慌形成了自我强化的恶性螺旋。
从1930年到1933年，美国共有超过九千家银行宣告倒闭，数以百万计的储户多年积累的储蓄化为乌有。
工厂随之陷入停滞。
失去银行信贷支持的企业无法维持正常运转，订单消失，库存积压，大批工人被解雇。
到1933年，美国的失业率攀升至将近25%，约有1500万人处于失业状态，占当时美国劳动年龄人口的将近四分之一。
农产品价格暴跌，大量农民因无力偿还银行贷款而被迫抛售土地、离开农场，在公路上漫无目的地迁徙，寻找任何一种可能的工作机会。
城市里，领救济面包的长龙从街头绵延数个街区，失业者在简陋的窝棚区搭起临时居所。
这场危机迅速向大西洋彼岸蔓延。
德国的失业人口在1932年超过了六百万，占全部劳动力的将近三分之一，社会秩序几近崩溃边缘。
英国、法国同样深陷衰退泥潭，国际贸易总量在三年内缩水了将近三分之二，全球经济陷入了自工业革命以来最严重的长期停滞。
那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接近马克思所描述的系统性崩溃的一次，也是整个二十世纪对他的理论最有力的一次现实印证。
【四】危机蔓延的那些年，世界还发生了什么
大萧条不仅仅是一场经济灾难，它还深刻改变了那个时代的政治格局，并在某种意义上，直接催生了资本主义在此后数十年里最重要的一次自我转型。
德国是大萧条政治后果最为深重的国家之一。
魏玛共和国在1919年的凡尔赛和约阴影下诞生，从一开始就背负着沉重的战争赔款枷锁和国内强烈的右翼民族主义反对力量。
1929年大萧条的冲击，几乎彻底摧毁了魏玛共和国的经济基础。
1930年，德国的失业率已经超过15%，到1932年峰值时接近30%，数百万德国人在绝望中失去了对民主政治的信任，转而倒向许诺恢复秩序和民族荣耀的极端力量。
1933年1月30日，阿道夫·希特勒出任德国总理，随后在短短数年内建立起独裁统治，历史就此转向了那条通往浩劫的道路。
日本方面，军国主义势力在1930年代初相继控制了政府，并在1931年9月发动了对中国东北的侵略。
意大利的法西斯政权早在1922年10月已经上台，西班牙则在1936年7月爆发了长达三年的内战。
在亚洲、欧洲的多个国家，经济危机与政治动荡互相催化，整个世界在1930年代的后半程急速向着另一场更大规模的全球冲突滑行。
美国在这段时间里，走出了一条截然不同的路。
1933年3月4日，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宣誓就任美国第三十二任总统。
面对满目疮痍的经济局面，他随即启动了一系列被后人统称为新政的振兴措施。
1933年5月，《农业调整法》出台，向农民提供补贴以稳定农产品价格。
同年6月，《全国工业复兴法》颁布，要求各行业制定公平竞争准则，并明确规定工人有权组建工会进行集体谈判。
1933年至1935年间，大规模的公共工程项目相继启动，修建水坝、公路、桥梁、学校，为数以百万计的失业工人提供了工作机会。
1935年8月，《社会保障法》正式通过，建立了美国历史上第一套全国性的老年退休金制度和失业保险制度，为最脆弱的社会群体提供了基本的生活安全网。
与此同时，学术层面的理论突破也在同步发生。
1936年2月，英国经济学家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出版《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系统论证了政府干预经济的必要性与有效性：市场并非天然能够自我修正，当经济陷入萧条时，依赖市场自发调整往往代价过高且周期过长，政府必须通过扩大公共支出、调整利率等手段主动刺激需求，把经济从低谷中拉出来。
凯恩斯的理论，在此后数十年里，成为西方国家制定宏观经济政策最重要的理论参照之一，政府可以、也应当干预经济的观念，从此深入人心。
资本主义，在最危险的悬崖边上，找到了一条暂时续命的路径。
然而，这条路究竟通向哪里，这场自我修复能否从根本上化解马克思所指出的那些深层矛盾，答案还远未清晰。
真正的转变，藏在更深的地方，等待着人们去一层一层揭开，而揭开这一层的代价，是人类在二十世纪中叶付出的极为沉重的历史代价……
1929年的大萧条和随后的第二次世界大战，是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峻的双重考验。
然而，令无数人始料未及的是，这场考验之后，资本主义没有倒下，反而完成了一次深刻的自我更新，并在此后的二三十年间，迎来了一段堪称有史以来最辉煌的经济增长期，西方社会学家后来将这段岁月称为资本主义的黄金时代。
二战结束后，西方国家并没有回到1929年之前的那套老路，而是建立起了一套全新的经济社会运行框架——福利国家体系的广泛覆盖、凯恩斯主义宏观调控的系统运用、更完善的劳动权利法律保障，以及以布雷顿森林体系为基础的新国际经济秩序。
这一切叠加在一起，构成了此后半个世纪资本主义相对稳定运行的制度基础。
但这些制度性变化，只是故事的表层。
在这个表层之下，还有一个更深刻、更根本的变化，静悄悄地在数十年间改变了整个社会的阶级结构，让马克思当年画出的那张两极对立的历史地图，变得越来越难以和现实对应。
这个变化既不是政府的某项政策，也不是哪一个人刻意设计的结果，它是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在长达数十年的时间里，缓慢而深刻地重塑了数亿人的生活境遇和阶级归属之后，自然涌现出来的历史产物。
资本主义之所以能在一次次危机中挣扎着续命，根源远比人们通常以为的更加复杂，也更加隐蔽。
要看清楚这件事，就必须深入到二战结束之后西方社会那场最深刻的结构性变迁里去，必须沿着资本向全球扩张的那一条隐蔽路径追溯下去，还必须直面二十一世纪以来那些将旧矛盾以新面貌推回历史前台的深层力量。
当你把这几件事连起来看，那个一百五十年来悬而未决的答案，才会第一次完整地浮现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