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第十一年。我坐在出租屋里，一罐啤酒喝到天亮。
桌上摊着一张存折，五十万，一分没动。旁边是她留下的旧照片，背面用波斯文写了两行字，我找了三个翻译，没人认得全。
手机响了一声，是银行发来的短信：尾号6478的借记卡长期未交易，建议销户。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窗外下着小雨，街对面的便利店亮着惨白的灯。
十二年了。
我掐灭烟头，把存折揣进兜里。
也该有个了结了。
01
去银行的路上，天一直阴着。
我骑着电动车，从城东穿过半个杭州。老城区的路窄，两边种着梧桐，叶子落了一地。环卫工人在扫，扫帚刷在水泥地上，声音很刺耳。
拐过巷口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那家面馆还在。
店招牌换了新的，老板也换了人。
但位置没变，就是那条窄巷子口，左边是水果摊，右边是五金店。
七年前，她最喜欢吃这家的牛肉面，每次都要加一个荷包蛋，说跟她们老家做的不一样。
我锁好车，站在门口看了看。
新老板是个中年女人，操着一口安徽话招呼我：“吃面吗？”
“不吃。”我说，“路过。”
继续往前走。
路过水果摊的时候，摊主老周还认得我，喊了一声：“肖哥，好久没见你了。”我点点头，没停下。
老周在后面嘀咕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清，也不想听。
这条路我走了十几年。闭着眼都知道哪个路口有坑，哪棵树被车撞歪过。但今天走起来，总觉得哪里不一样。
可能是我太久没走这条路了。
也可能是不一样的东西太多了。
银行在老街尽头，拐个弯就到了。是那种老式的网点，门面不大，玻璃门擦得挺亮。门口摆着两盆发财树，叶子发黄了也没人换。
我推门进去，一股空调味扑过来。
大堂里没几个人。一个老头在柜台前取退休金，两个年轻姑娘在自助机前办业务。还有个小男孩蹲在墙角玩手机，估计是哪个客户带来的孩子。
我在取号机上按了一下，拿了张号。B12，前面还有两个人。
坐到等候区，我掏出手机翻了一下。微信上几十条未读消息，大部分是群聊，懒得看。我扫了一眼，又锁了屏。
坐了大概五分钟，叫号了。“B12，3号窗口。”
我站起来走过去。
柜台后面坐着个戴眼镜的姑娘，看着挺年轻，二十出头，脸圆圆的，笑起来有两个酒窝。
她看了看我递过去的卡，又看了看身份证，问：“肖先生，请问您办什么业务？”
“销户。”我说。
“这张卡要销户？”
“嗯。”
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亮起来。她盯着看了一会儿，皱了一下眉头，又看了我一眼。
“怎么了？”我问。
“没什么。”她说，清了清嗓子，“就是……这张卡上有余额，五十万。”
“我知道。”
“肖先生，这个金额挺大的。您确定要销户？”
“确定。”
她又看了看屏幕，犹豫了一下，说：“另外一个事情……这张卡在六年前收到过一笔留言。”
“什么留言？”我问。
“是汇款附言。对方通过跨行转账附加了一条文本留言。按照规定，这种留言只有收款人在柜面确认后才能查看。”
“我没收到过什么留言。”
“是的，因为您一直没有在柜面确认。留言就一直挂着，没被读取。”
我看着她，脑子转了一下。
六年前。
那是我跟她彻底失去联系之后的第四年。
“能看看吗？”我问。
“可以。按规定需要您本人确认身份。”她指了指指纹识别器，“按个指纹就行。”
我伸手按了一下，机器“滴”了一声。
屏幕上弹出一个对话框。姑娘看了一眼，脸色变了变。
她把屏幕转过来给我。
上面只有一行字——波斯文写的，下面附了一行中文翻译。
“宏伟哥，不要来找我。会死人的。”
后面跟着一个地名：扎黑丹。
02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
手按在柜台上，指节发白。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咚、咚、咚，像是在胸口砸鼓。
“肖先生？”柜员姑娘小声问，“您还好吗？”
我没回答。
脑子里嗡嗡的，像有人在拿锤子敲。我闭上眼，深吸了一口气，再睁开时，那行字还在屏幕上。
“不要来找我。会死人的。”
十二年了。我以为她早就把我忘了，以为那五十万是她捞的最后一笔，以为自己在人贩子手下当了个傻子。可她给我留了言，六个字——会死人的。
不是不想回来。是不能回来。
我的手开始抖。我把手缩回来，攥成拳头，指甲掐进掌心。
“肖先生，您要是想查留言详情，我们可以打印出来给您。”
“打印。”我说，声音有点哑。
她点了几下，旁边的打印机嗡嗡响起来，吐出两张纸。
我接过来，手还在抖。
纸上印着那行字，加粗的大号黑体。
底下还有别的信息：汇款方账户，开户行，汇款时间。
汇款时间，第十二年四月初三。
我算了算，那是她走后的第六年。
正好是中间点。
她在那时候还在想办法联系我，只是不敢直接打，不敢用真名。
我翻过来看背面，空白的。
“就只有这些？”我问。
“嗯，系统记录就这些。没有电话，没有其他附件。”
我点了点头，把纸折好，塞进口袋。
“卡还销吗？”柜员姑娘问。
我张了张嘴，想说“销”，但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先放着吧。”我说。
她点点头，没多问。这种柜台上的姑娘见多了，该问的问，不该问的绝对不问。
我把身份证收好，站起来，走到门口。
推门的时候，外面的风吹进来，带着一股秋天的凉意。我站在门口，腿有点软。靠着墙站了一会儿，才点上一根烟。
烟烧了一半，我掏出那两张纸，又看了一遍。
“会死人的。”
她不是不想回来。
她是不敢。
为什么？
谁在威胁她？
那五十万不是拿去救父亲吗？
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局面？
我心里全是问号，每一个都又大又重，压得我喘不过气来。
烟烧到手指头，烫了一下，我才回过神。
把烟头掐灭，我掏出手机，翻了翻通讯录。
我找到一个号码——老刘。
老刘是我做五金生意时的老客户，他女儿嫁到伊朗好几年了，在那边做外贸。
我当年托他打听过塔吉娅的消息，他只回了一句“那栋楼拆了”，就再没下文。
电话响了七声，快断的时候，老刘终于接了。
“喂，谁啊？”
“老刘，我，肖宏伟。”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哟，肖哥，好久没联系了。什么事？”
“我想再麻烦你问一下那个事。”
“哪个？”
“当年我老婆那事。”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我听见老刘叹了口气，像是在想怎么组织语言。
“肖哥，我跟你实话说吧。当年我没敢告诉你全部。有人找过我，让我别多嘴。”
“谁？”
“一个本地人。说是她家的亲戚。听口音是那边人，但会说中文。他跟我说，这事你别管了，再管有你麻烦。”
“你当时怎么不告诉我？”
“我怎么告诉你？我女儿还在那边做生意呢。肖哥，你理解一下。”
我握着手机，指关节发白，但没有发作。老刘说的没错。他不是当事人，不可能为了一个前同事去惹麻烦。
“那现在能告诉我吗？那个人是谁？”
“不知道，早换了号了。不过，你要是真想查，我可以给你一个名字。那个亲戚叫什么来着……丁什么。丁维昱。”
我掏出笔，把名字写在纸条上。
丁维昱。
“谢谢你，老刘。”
“别谢我。肖哥，我就一句话——你自己小心。那边的事，不是咱们这边能懂的。”
挂了电话，我站在银行门口，不知道往哪走。
街上的车来来往往，喇叭声此起彼伏。我站在人流里，像是被摁了暂停键。
丁维昱是谁？
塔吉娅在伊朗的表弟，我好像听她提过一次，还是两次。但那时候我没在意，以为是随口说的。
现在这个名字又冒出来了。
我把纸条揣好，骑上电动车，往回走。
路上经过那家面馆，我又停了一下。
这次没进去。
我在心里说：塔吉娅，你到底藏了什么事，宁愿一个人扛十二年，也不肯告诉我？
03
第三天，我去了父亲的老房子。
父亲走以后，房子一直空着。母亲搬到姐姐家住，说一个人住着怕。我去收拾遗物，顺便翻翻有没有跟塔吉娅有关的东西。
老房子在三楼，楼梯窄，墙皮都掉了。我掏出钥匙开门，一股霉味扑面而来。
客厅里，沙发、茶几、老式彩电，跟父亲活着时一模一样。茶几上还放着他的茶杯，杯底积了一层灰。
我先去卧室翻。翻了一圈，什么也没有。父亲的遗物很简单：几件旧衣服，一本存折，一张老年卡。连张照片都没留。
我坐在床边，心里空落落的。
父亲走之前，我守在病床前。他拉着我的手，眼睛浑浊，声音沙哑：“宏伟，你听我一句……那个洋女人，别再等了。她不会回来了。”
我没说话。
“我知道你不甘心。可你再这样下去，这辈子就毁了。”
“爸……”
“听我的。把她忘了吧。五十万，就当买个教训。钱没了可以再挣，可你不能再搭上后半辈子。”
我点了点头。父亲以为我听进去了。我不知道。我只是不想让他死不瞑目。
父亲走后，我确实消停了一阵。不查了，不找了，也不喝酒了。我每天正常吃饭，正常睡觉，正常去店里。日子像一台机器，我坐在上面，不动摇。
可那条留言一来，机器全垮了。
我在父亲床边坐了很久。太阳落下去，房间暗下来，我也没有开灯。
过了一会儿，我站起来，走到阳台。
阳台的角落，放着一口旧木箱。
那是母亲陪嫁时带的箱子，后来年久失修，一直丢在阳台上风吹雨淋。
箱子盖已经烂了一半，里面的东西也都发霉了。
我蹲下去，翻了一下。几双旧鞋，两床棉被，一摞发黄的报纸。我翻了半天，没找到什么有用的。
正要站起来，我的手碰到底下一样东西。
硬硬的，扁扁的。
我一摸，掏出来一看——是一本护照。
塔吉娅的护照。
封面是暗红色的，印着伊朗国徽。
我翻开，里面夹着一张旧照片。
颜色都发黄了，边角也卷起来。
照片上，塔吉娅抱着一个婴儿站在帐篷前面，瘦得脱了相。
她穿着一件灰色外套，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婴儿用毯子裹着，只露出一张脸，睡得正香。
我把照片翻过来看背面。上面写着两行字，波斯文，用圆珠笔写的，墨迹有些褪色。我看不懂，但觉得眼熟——跟照片背后的字是一样的笔迹。
我拿着护照和照片，回屋里开了灯。
坐在沙发上，我仔细看了半天。照片里的塔吉娅，瘦得眼眶都凹下去，颧骨突出，跟当年走的时候判若两人。
当年她走的时候，虽然也瘦，但气色还好。头发乌黑发亮，脸上有光泽。可这张照片里的她，看着像老了十岁。
她到底经历了什么？
那个孩子是谁的？
我翻到护照最后一页。上面有几个印章，都是中国的海关章。最近的一个，日期是她离开中国的第四年。
等等。
第四年？
她不是走了就没回来过吗？怎么会第四年还在中国的海关章上？
我仔细看了看日期——是她走后的第四年，八月份。也就是说，她在离开中国四年后，又回来过？
我的心跳又开始加速。
她回来过。她回中国了。只是没有来找我。
我拿着护照，手又开始抖。
她难道不知道我在等她吗？难道她真的把那个家忘了？
不会的，她不是那样的人。如果她真是那样的人，就不会在六年前给我留那条“会死人的”留言。
她又回来过，但没来找我。一定是出了什么事，让她不敢来见。
我把照片翻过来，又看了看那行波斯文。
这次我没有找翻译。我掏出手机，打开翻译软件，一个字一个字对着打进去。
等了十几秒，翻译结果跳出来——
“愿真主保佑他。愿他平安长大。”
他。指的是孩子。一个男孩。
我盯着屏幕，手指微微颤抖。塔吉娅有一个孩子。不是别人的，是她弟弟的遗腹子。
老刘说过，她弟弟在解救时被刺死，留下一个孩子。
她在养那个孩子，一直不敢告诉我，怕我嫌累赘。
怕我生气。
怕我让她把孩子送走，或者干脆不让她回来。
可她小看我了。
我肖宏伟这辈子啥都没剩下，但有一样是别人有的——我说话算话。当年在机场送她走，我说“等你回来”，就是真的等她。
她怕什么？
我拿着护照和照片站起来，走进厨房，给自己倒了杯水。凉水灌下去，我镇定了一些。
我掏出手机，搜索“丁维昱”。
没有结果。
我又搜“扎黑丹”。
扎黑丹是伊朗东南部的边境城市，靠近巴基斯坦。百度百科上说，那里治安不好，偷渡、毒品、绑架，什么都有。
我盯着屏幕，心一点点往下沉。
她在那种地方待了十二年。
她知道我找得到她吗？她希望我找她吗？
我不知道答案，但我知道一件事——我不能再等了。
04
我决定去扎黑丹。
决定一旦做了，脑子反而清醒了不少。
我去店里交代了一下，跟合伙人说我出去一趟，不知道多久。
他没多问，只是看了我一眼，说了句“自己小心”。
我去办护照，办签证，买机票。
一切都比我想象的顺利。十几年没动过的护照，居然还在有效期内。签证也不难办，伊朗对中国公民开放落地签，就是需要一些手续。
我花了三天时间准备行李。一个双肩包，几件换洗衣服，充电器，翻译软件，充电宝，现金。
临走前一天，我去了母亲那边。
母亲住在姐姐家里，离我住的地方四十多公里。
我坐了一个多小时的公交，到了姐姐家楼下。
上楼，敲门。
姐姐开的门，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喊了一声：“妈，宏伟来了。”
母亲从里屋走出来。她老了，头发全白了，腰也佝偻了。看见我，她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你怎么来了？出什么事了？”
“没事。”我说，“就是……想来看看您。”
母亲盯着我看了半天，没说话。她知道我有事，但没追问。
我在姐姐家坐了一个多小时，吃了顿饭。
饭桌上，姐姐几次想开口问，都被母亲用眼神拦住了。
我低着头吃饭，心里有点酸。
这辈子，我亏欠父母太多。
临走时，母亲送我到楼下。风很大，她的头发被吹起来，露出白发根。她拉着我的手，声音很轻：“宏伟，你要去哪？”
我说：“出国一趟。”
“去找她？”
母亲叹了口气，握紧我的手。“不管去哪，你都要记住——家里还有我跟你姐。”
“走吧。早点回来。”
我转身上了公交车。车开了，我回头看了一眼，母亲还站在楼下，看着车远去的方向。
那一刻，我鼻子一酸，差点掉下泪来。
但我没哭。十二年的等待和煎熬，我已经哭不出来了。
三天后，我登上了飞往德黑兰的航班。
飞机起飞的时候，杭州在下雨。我看着窗外，雨水打在舷窗上，流成一条条线。地面上的建筑越来越小，越来越模糊，最后全都隐没在云层里。
我在心里说：塔吉娅，我来了。
不管你在哪，你等着我。
05
德黑兰的机场不大。
出关以后，我站在大厅里，有点懵。四周全是波斯文和阿拉伯文，一个中文字都没有。
我发现我高估自己了。
来之前，我以为自己英语还能凑合，加上翻译软件，走遍天下都不怕。
但到了才知道，德黑兰的人大部分连英语都说得磕巴。
打车全靠比划，住店全靠手机图片。
好在我有丁维昱的名字。
我在机场找了个问讯处，把一个写有波斯文的纸条递给工作人员。纸条上写着：请帮我联系这个人，丁维昱。
那个工作人员看了看，摇了摇头。
“不认识？”我问。
“不认识。”他用生硬的英语说。
“那扎黑丹呢？怎么去？”
他又摇头。
我站在机场大厅，有点慌了。丁维昱是谁，是干什么的，在哪住，我一概不知。老刘说他能联系上这个人，但老刘也没给我联系方式。
我在机场待了两个多小时，打了好几个电话，都找不到人。老刘的电话也打不通，估计在忙生意。
我坐在地上，背靠着柱子，看着来来往往的人，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是不是太冲动了？
手机响了，老刘打过来的。
“喂，肖哥，你到了？”
“到了。”
“你找到丁维昱了吗？”
“找不到。你在哪搞到他的联系方式？”
“我女儿那边有。你等一下，我让她发给你。”
挂了电话，过了十分钟，短信来了。一串号码，下面写着：这是丁维昱的手机号，你到了扎黑丹再打他。
我存好号码，又查了一下怎么去扎黑丹。从德黑兰到扎黑丹，坐火车要十个小时，大巴要十二个小时。我选了大巴，便宜，明天早上七点发车。
我在机场附近找了一家便宜的旅馆住下。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窗户外面是停车场。
晚上很吵，大卡车轰隆隆开进来，喇叭按得震天响。
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第二天一早，我坐上了去扎黑丹的大巴。
车很破，空调是坏的，座位也塌了。车里坐的大多是当地人，说着我听不懂的波斯语。有几个年轻人看着我，眼神里带着好奇，但没有恶意。
我坐靠窗的位置，看着外面的风景。
德黑兰的郊区很荒凉。
黄土，低矮的房子，偶尔能看到几座清真寺。
越往东走，越荒凉。
山是秃的，地是干的，连棵树都不长。
中途司机停车，大家下来活动。
我买了一瓶水，一瓶红茶，就着干面包吃了。
路边有个小孩在卖水果，苹果干瘪瘪的，看着不好吃，但很多人买。
我看着他，突然想起那张照片——塔吉娅抱着婴儿站在帐篷前，背景也是这种黄土和干裂的地面。
她在这里生活了十二年。
十二年前她走的时候，是六月底。杭州的夏天很热，她穿着一条白裙子，头发扎成辫子，在机场给我挥手。她说“我很快就回来”，笑得很开心。
我傻傻地相信了。
大巴又开了几个小时。
下午三点多，终于到了扎黑丹。
跟德黑兰差不多，也是黄土，低矮的房子，破旧的路面。
唯一不同的是，这里更热，更干，空气里飘着沙子的味道。
我找了个小旅馆住下，给丁维昱打电话。
电话响了五声，接了。
一个男人的声音，说波斯语，我听不懂。我用英语问：“丁维昱？”
“你是……肖宏伟？”他用中文回答，带着一股浓重的外国腔。
“是我。”
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
“你到了扎黑丹？”他问。
“你来干什么？”
“找你表姐。”
“她不想见你。”
“我知道。”我说，“但我必须见到她。”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我听见丁维昱叹了口气。“你在哪里？”
我把旅馆地址报给他。
“别动，我派人来接你。”
06
等了大概四十分钟，一辆白色小轿车停在旅馆门口。
开车的是个二十多岁的伊朗小伙子，穿着T恤牛仔裤，晒得很黑。他摇下车窗，用生硬的英语问：“肖宏伟？”
“上车。”
我上了车，他发动引擎，往城南方向开。路越走越偏，从柏油路变成土路，从土路变成只能容一辆车过的窄巷子。
两边是低矮的土坯房，墙皮脱落，露出里面的泥砖。巷子里有小孩在踢球，看见有车进来，纷纷让开。
开了大概十五分钟，车在一栋院子前停下来。
小伙子熄了火，指了指院子大门。“到了。”
我下了车，腿有点麻。院子大门是铁皮做的，上面刷着蓝色的漆，漆掉了一半，露出锈迹。
小伙子推开大门，里面是一个不大的院子。院子里晒着衣服，水龙头开着，地上湿了一片。墙角堆着几个塑料桶，里面装着什么黄色的水。
院子的正屋门口，站着一个男人。
三十多岁，瘦高个，留着络腮胡，穿着一件蓝色条纹衫。看见我，他点了点头。
我走过去，他伸手跟我握了一下。手心很粗糙，干巴巴的。
“你来了。”他说。
“进来坐吧。”
我跟着他走进正屋。屋子不大，地上铺着地毯，墙角放着几个靠垫。没有沙发，没有茶几，只有一盏灯挂在房梁上，发着昏黄的光。
丁维昱示意我坐下，自己也在对面坐下来。
“你喝什么？茶？”
“随便。”
他朝里屋喊了一声，一个年轻女孩端了两杯茶出来。茶是红褐色的，里面漂着几片薄荷叶。我接过来，烫嘴，没喝，端着。
丁维昱也没喝，看着我，好一会儿不说话。
“她过得不好。”他终于开口，“从她来到这里，就没好过。”
“我知道。”我说，“所以我来找她。”
“你知道什么？”
“她拿了五十万去救她父亲。她父亲出院了，弟弟死了，留下一个孩子。她在养那个孩子。”
丁维昱看着我，有点意外。“你知道的不少。”
“我查了很久。”我说，“从你表姐联系不上开始，我一直没放弃。”
“那你知不知道，那些绑匪后来一直在找她？”
我愣住了。
“绑匪？不是已经拿到钱了吗？”
“没有。”丁维昱摇头，“他们拿到一半。你给的那五十万里，有一部分要给她父亲治病。治病用掉了一部分，剩下的才够赎人。绑匪嫌少，后来又来要。她拿不出来，只好跑，一路跑到扎黑丹来。我在这边有几个亲戚，就投靠过来了。”
“那她为什么不敢联系我？”
“她怕连累你。绑匪那边有人在查她的底，知道她在中国嫁过人。如果你过来找她，绑匪一定会盯上你。”
“那你现在告诉我这些……”
“告诉你是因为你来了，”丁维昱说，“你来都来了，我总不能把你赶回去。”
“那你表姐呢？她愿意见我吗？”
丁维昱站起来，走到窗户边，往外看了一眼。
“她不知道你来了。你先别急，我去跟她说。晚上再给你答复。”
07
我在那间小旅馆里等了一个下午。
外面刮着风，黄沙打在窗玻璃上，啪啪响。
我坐在床边，手里握着手机，屏幕上是一个快拨号码——丁维昱的。
我把手机屏幕摁亮了又锁，锁了又亮，反反复复。
心里乱得很。
我知道赵倩不会主动来找我。
这么久不联系，不是不想，是不敢。
她怕的是两个事：一是怕我早就放弃她了，二是怕她的事会把我拖进深渊里去。
可我已经站在深渊边上了，还有什么好怕的？
傍晚，丁维昱的电话来了。
“你来我家一趟。”
放下手机，我几乎是跑出去的。
还是那辆白色小轿车，还是那个小伙子送我过去。这次我没数路，只盯着窗外，感觉每一秒都像一年。
铁皮门虚掩着。我推开，院子里亮着灯。一个灯泡挂在院子上空的电线上，光晃啊晃，把墙上的影子拉得很长。
正屋的门开着，灯光从屋里透出来。
我走进去，就看见了她。
她坐在铺盖上，背靠着墙。
穿着一身灰色的长衫，头上裹着一条深色的头巾，比走的时候瘦了一大圈。
脸上颧骨突出，眼窝深深陷下去，嘴唇干裂，眼神空洞洞的。
那一瞬间我差点没认出她来。
我站在门口，喉咙像被人掐住似的，说不出话。
她也看见我了。身子猛地一僵，眼睛瞪得溜圆，像看见鬼一样。嘴唇哆嗦了几下，才挤出两个字。
“宏伟……”
声音哑得不像话，像砂纸刮过铁皮。
我走过去，走到她面前蹲下。
“你怎么来了？”她的声音发着抖。
“我来接你回去。”
“不，我不能回去。”她摇头，眼泪一下子就下来了，“你不能来这里。那些人还在找我，他们会找到你的。你回去，就当没来过，就当不认识我。你把卡销掉，重新开始。你还年轻，可以再找一个，可以重新生活。”
“我销了卡，就不会再来了。”我说，“但我今天既然站在这里，说明我没打算销。塔吉娅，你听清楚——我过来这一趟，就没打算一个人回去。”
她哭得更凶了，捂着嘴，眼泪从指缝里流出来。
丁维昱站在门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退了一步，把门轻轻带上。
我坐在地上，看着她的脸，看着她那双干瘦的手。
十二年。她把自己从一个年轻的姑娘，拖成了这个样子。
“为什么？”我问，“为什么不告诉我？为什么不让我知道？”
“我告诉你又能怎样？你能帮我什么？你来这里会死的，他们真的会杀人的。”
“杀就杀吧。”我说，“我这条命，早就没什么牵挂的了。剩下的一条命，能换一个你回来，值。”
她咬着嘴唇，哭得更厉害了。
我伸手把她脸上的眼泪擦了擦。“别怕。我来了，就不会让你一个人扛。那些人再厉害，也只是一帮绑匪。有我在，你别怕。”
她从铺盖上挣扎着爬起来，一把抱住了我。
她在我怀里哭，哭得像个小孩子。
眼泪和鼻涕全蹭在我衣服上，但我没躲。
我抱住她，抱得很紧，像抱着一个快要碎了的东西。
我低头看了看屋里。
墙角堆着几件衣服，床铺下面压着一张捡来的塑料垫子，旁边是一个喝水用的搪瓷缸子，磕得坑坑洼洼。
厨房很小，只有一口锅，一个炉子，几个碗。
灶台上放着半瓶油，几根葱。
她过得比我预想的还要苦。
丁维昱在门外站了一会儿，轻轻推开门，把我叫出去。
“你打算怎么办？”他在院子里小声问我，“带她回去？那些人怎么办？”
“我会处理。”
“你处理不了。那些人不是你能对付的。”
“那就报警。”
“报警没用。这是扎黑丹，不是杭州。”
我沉默了几秒。“那怎么办？让她在这里躲一辈子？”
他叹了口气。“你的心意我懂。但这事要慢慢来，不能急。”
我回头看了一眼屋里的灯光，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我不会再让她一个人扛了。不管多难，我都认了。
丁维昱从口袋里掏出一根烟递给我，自己也点了一根。
“你打算在这里待多久？”
“看情况。”我说，“至少，得把她安顿好。”
他点了点头，没再说什么。
我想，也许丁维昱还有其他话说，但他没说。他是在等我做出决定，看我这趟过来，到底有几分真心。
我不会让他失望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