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酷吏存在的理由

汉代出现过酷吏，不管是张汤还是杜周，都算是酷吏。还有来俊臣。也算酷吏，尤其是武帝刘彻当国的五十三年，出产的酷吏非常多，而且个个出类拔萃。酷吏存在是有理由的，主要还是获得了皇权的庇护，甚至被默认为合法合理的存在。

酷吏张汤办过“巫蛊案”，治理过淮南王刘安、衡山王刘赐、江都王刘非的谋反案，升任三公之一的御史大夫。他办案非常严酷，使用各种手段，最终让犯人屈服。他敢蔑视法律，总是按照皇帝刘彻的好恶来办事，又总是做的那么完善，众人难以公开指责他什么。杜周是张汤手下的廷尉史，没过多久就升为御史。他出差巡视边远的郡县，杀了不少人，办了不少陈年累月的积案。回长安，奏报朝廷以后，被皇帝赏识，升任御史中丞。他办案的套路和张汤的套路是一样的，一切以汉武帝刘彻的好恶为基础。皇帝看不上谁，他就去整谁，而且一定要整出个名堂来，把这个人整死为止。如果皇帝看得上谁，或者说他在整一个人的时候，皇帝改变了主意，那么他就立刻判这个人无罪，而且想尽各种各样的方法为这个人开脱。曾经有人到杜周的家里喝酒，要和他推心置腹说一番话。这位朋友说杜周并不执行法律，也就是不按照“三尺法”上规定的律例办事，只是一味迎合皇帝的要求，怕别人指责他。他毫不以为意，认为所谓的“三尺法”是皇帝制定的，按照皇帝的意思去办事，就是遵守法律。也就是说，皇帝说的话就是法律，皇帝的喜好，就代表法律的方向，没必要顾及什么法，只需要迎合皇帝的意思就可以了。

酷吏办事，一般都依照皇帝的喜好，或者说以皇权作为背书，当然做起事来就会没有下限，想要整谁，就能把谁往死里整，想要为谁开脱，即便这个人已经犯了死罪，也可以让他们轻松出狱。酷吏就是皇帝手中的一张王牌，皇帝想整谁，就让酷吏去整。长此以往，很多人就不敢随便说话，不敢随便搞串联。当酷吏升任三公的时候，就证明皇权已经承认了他们的存在。或者说他们是皇帝手中的一把利剑，专门用来打击政治对手。倘若那个时候皇帝用反腐败作为手段，来直接打击政治对手，就算比较拙劣的，因为每一个官员都贪污腐败，并不可能借助反腐败的手段，把政治对手整下台。而皇帝利用酷吏来整事儿，打击政治对手，简直一整一个准儿。司马迁的《史记》专门写过《酷吏列传》，记载汉初至武帝时期十余名酷吏事迹，重点刻画宁成、周阳由、赵禹、张汤、义纵、王温舒、尹齐、杨仆、减宣、杜周等人。郅都任济南太守时族灭瞷氏首恶，使郡中不拾遗；张汤治狱严酷却廉洁，首创‘腹诽罪’；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杀戮，致流血十余里。司马迁将酷吏分为两类：郅都、张汤类虽用法严苛，但抑强扶弱；周阳由、义纵类执法酷烈，波及无辜。皇帝就是借助酷吏的手，强化中央集权，却导致犯法的人逐渐增多，盗贼蜂起。

本来法律是限制所有人的，却成了皇帝随意摆布的工具，也成了酷吏们手中随意玩弄的工具。酷吏会听皇帝的话，想要整谁就直接整，而且冠以法律的名义，至于用怎样严酷的手段，就是酷吏说了算的，而不是被审判的人说了算的，也不是法律能够规范的。酷吏并非都是贪污腐败之徒，有一些酷吏本身就是清官，而且非常有名，不接受私人馈赠。只是他们办案的手段过于严酷，让很多人不寒而栗。酷吏郅都是历史上最早的一个酷吏，还是一个清官，从不收受贿赂。他按照汉景帝的旨意，到济南郡做官，要整治当地的豪强。当地的豪强三百多家，相互勾结作恶。当时的太守要看豪强的眼色行事，并不能自己做主。郅都行事狠辣，将名气最大的豪强抓起来，全部当街斩首，把当地的人全都震慑住了，没有任何一个豪强敢反抗。仅仅过了一年，济南郡成了汉朝治安条件最好的郡，犯罪的人都销声匿迹。汉景帝让郅都担任中尉，管理京城内的治安。皇亲国戚依仗着家族的势力，不把法律放在眼里，前几任中尉都不敢约束他们。郅都上任之后，只要有人犯罪，不管身份如何，都依照汉朝的法律惩处，绝不法外留情。京城的权贵都害怕他，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苍鹰”。郅都敢于对抗皇亲国戚，凭借的是皇帝和太后的支持。后来郅都逼死了汉景帝的长子刘荣，被窦太后找到机会赐死，算是给自己制造了灾祸。

郅都以后有十几个酷吏出现，但清廉程度都不如郅都。酷吏的后台是皇权，倘若没有皇权的庇护，酷吏很容易被同僚弹劾，也很容易死得很惨。一般情况下，酷吏会成为皇帝手中的利剑，既可以打击政治对手，又可以整治皇族内部的不良现象，甚至可以消解皇族内部的矛盾。但酷吏只是皇帝手中的利剑，皇帝用得着就用，用不着就可以随意丢弃。何况皇族内部的关系错综复杂，矛盾非常多，并不是一两个酷吏能够完全整治过来的。酷吏甘愿为皇帝驱使，当然就有可能升官发财，也有可能身败名裂。关键要看酷吏是否能够做到平衡各种关系，是否能够全身而退。可是酷吏往往听皇帝的，而皇帝并非统治江山一万年，也有寿命，有时候和太子的意见完全不一致，有时候又和太后的意见不一致，酷吏只是听皇帝的意见，那么就很可能招致太子或者皇太后的记恨，身败名裂也是理所当然的。酷吏的办案手段非常厉害，会用各种酷刑来折磨犯人。有成语请君入瓮的故事，说的是酷吏对酷吏使用酷刑的手段。唐朝武则天时期，酷吏周兴设计许多惨无人道的酷刑对付囚犯。有人密告武则天，说周兴想谋反，武则天派另一个酷吏来俊臣去查办。来俊臣请周兴喝酒，询问对付囚犯的办法，周兴说在大瓮中注水，把犯人弄到里面，在大瓮下架火烧，犯人就承认了罪状。来俊臣请周兴入瓮，周兴立刻慌了，招了罪状。

古语说：“多行不义必自毙。”酷吏就是这样，总是害人害己，而他们甘愿当皇帝的工具人，甘愿当皇帝手中打击政治对手的利剑，最终难免落得兔死狗烹的结局。但这样的人确实是存在的，而且有存在的正当理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