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
17集犯罪题材剧集《悬案》已经用9集内容讲完了第一个案子：珠宝行连环劫案。直观层面来讲，岳云鹏饰演的记者白朗和杨烁饰演的警察施占军会引起更多争议。虽然都有原型人物作为参考，相比之下，还是江奇霖饰演的罪犯徐亮的可信度更高一些，演员诠释角色也比较到位。
不过，抛开其他层面不说，记者白朗这个角色的确是需要饰演者具有一定的反差感。因为就是需要看起来不像记者的人，才能更好地配合警方进行暗访工作。所以，如果观众觉得岳云鹏不像记者，恰恰是这部剧所需要的人物形象，至于演技，的确有提升的空间。
而另一个反差感体现在戏份更多的罪犯徐亮身上，这也符合原型人物的性格特征。在第九集，徐亮被抓后，白朗想去监狱采访，施战军说这个罪犯和想象的不一样，不善言谈，特点恰恰是太过普通。在这部剧里，我们可以看到，徐亮在家里的地位卑微，给人的印象是个老实人，作为“家庭主夫”的他，甚至还会织毛衣。
徐亮的原型人物徐利给人的状态也是如此，但至于为什么会去抢劫和偷盗，甚至还闹出人命，他自己说是因为脑子得过病（脑膜炎），这样看来，也不能排除这个可能性，否则再窝囊憋屈的人，也不至于犯下这么大的案子，而且瞒天过海地长达22年之久。
原型人物自己承认的“两面人”，在剧中完全体现出来。徐亮白天是一个安静得找不出任何问题的普通人，甚至因为太老实，感觉谁都能欺负他。而在作案的那些夜晚，他就成为一个恶魔般的存在。其实在结婚前，他就已经开始犯案，结婚之后，继续延续了偷盗成瘾的习惯。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徐亮也是通过这些偷盗行为来获取一种临时的掌控感，一种发泄自己心中郁闷的方式。另外一层，则来自于记者白朗。因为徐亮通过那些跟踪报道里对自己内心世界的想象与描摹，找到了一个真正懂他的人。
剧作层面，无论是一起在鞋摊擦鞋的偶遇，还是徐亮打给白朗的电话，都让两个都制造了反差感的人物产生了神秘的连接。那通电话显得有些荒诞，但也可以称为神来之笔。徐亮因为受到文章的鼓舞而感谢白朗，白朗则在不知情的情况下鼓励了他和警方一直想抓到的那个要犯。
而本剧相对真实的拍法，可以在同样是真实案件改编的影视剧《三大队》里找到类似的情节设定。毕竟作为上世纪90年代的悬案，最终的破案的关键，除了警方不懈努力地追查外，自然是因为高科技刑侦手段的加持，等待着让罪犯自己暴露出来。
就像观众在第八集里看到的那样，2017年，徐亮被抓之前，已经预感到自己早晚会落网，表现出一种想要逃离，但又无法逃离的无奈和恐惧，尤其是办身份证的过程，无论是拍照，还是录指纹，都是一步步将自己暴露的过程。只要这些个人信息成功录入，就为警方提供了重要的抓捕证据。
其实在第六集，徐亮就已经意识到某种危机感。因为白朗在鞋摊上和擦鞋的夫妻俩聊天时，就提到了新时代到处都有摄像头。于是，徐亮总感觉自己被拍下来存档了。他去看女儿在台上演出时，都不敢直视现场对准台下观众的摄像机，而当他慌张逃离现场，推开门抬头看见的还是对面的摄像头。
所以和原创的悬疑小说改编的影视剧不同，像《悬案》这类作品，重点不是探案的过程，而是展现更为复杂的人物形象和人物关系，从而带来更多思考的空间。正如接下来第二个“灭门案”里的罪犯一样，王传君饰演的刘永坤，犯案后的人生轨迹也有强烈反差感，因为原型人物在消失的20多年中成为了一名作家，还加入了当地作协。
正如导演算（牟芯岑）在接受采访时提到的那样，有些案子之所以成为悬案，就是因为犯罪者并没有所谓大动干戈的计划，往往是临时起意才犯下大案，没能留下重要的线索。刘永坤和同伙汪向前当时在小旅馆就是为了偷点钱，结果逐渐演变成灭门惨案。正因为无法从更多社会关系入手，才会加大破案的难度。
同样是反差感强烈的人物，很期待演技更加成熟的王传君在第二个案子里的诠释。不知道根据不同类型的案件，表现手法上是不是会有一些区别，就第一个案子来说，除了演员层面的争议之外，个人认为还是保持了算导之前的水平，期待下一案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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