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手机屏幕的亮光刺得眼睛发酸。手指头肿得跟胡萝卜似的，按了几次才把那两个字打出来——“干了”。
院子里的老母鸡咕咕叫着，太阳从窗户照进来，照在被子上，暖洋洋的。可我觉得身上哪哪儿都疼，像被人拆了一遍又装回去。
手机又震了一下，曹长兴回了个笑脸，还有一句话：“辛苦了，下回有活还找你。”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扔在枕头边，翻了个身。
从昨天凌晨四点半到现在，三十多个小时。十八个小时的活，两百八十块钱。算下来，一个小时十五块钱，连镇上超市搬货的小工都不如。
我把被子蒙在头上，脑子里翻来覆去就是那几句话。
“那傻货，一个顶五个，还不用管饭。”
“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我闭上眼。眼圈发热。
01
凌晨四点半，手机响了。
我从被窝里伸出手，摸到床头柜上那个屏幕都摔裂了的老年机。屋子里黑漆漆的，只有手机屏幕的光亮照在我脸上。
曹长兴。
心里咯噔了一下。这个点打电话，准没好事。
我接起来，还没来得及说话，那边已经开了腔：“波子，起来没？”
声音听着挺急的，像是在开车，话筒里还有风噪。
“长兴哥，啥事？”
“给你揽了个好活儿，清理个装修垃圾，就几包碎砖头，半天的事儿。”他说话的语速很快，“房主今儿下午要验收房子，你赶紧过去，别让人家等着。”
我坐起来，揉了揉眼睛。窗外黑漆漆的，连鸡都还没叫。
“多少钱？”
“你放心，哥还能亏待你？干完了咱再说。”他说得挺爽快，“地址我发你手机上了啊，麻利点。”
电话挂了。
我盯着手机屏幕看了几秒，心里头说不出的滋味。
每次都是这样，价钱从来不说清楚，活干完了才给钱。
给多给少，全凭他高兴。
上回帮他搬了三天水泥，最后给了两百块。
我说少了点吧，他笑着说：“乡里乡亲的，计较那么多干啥？下回给你补上。”
下回。他的下回永远没个准。
可我能有什么办法呢？
工地停了快两个月了。
包工头说开发商没钱了，让我们回家等通知。
这一等，就等到了现在。
家里开销全靠蒋玉兰在镇上超市打工那两千多块钱撑着，每个月紧巴巴的，连买斤肉都要算着日子。
儿子下学期的学费还没着落，我跟几个工友借了一千，还差一大截。
我哪敢不接活？
我摸黑穿衣服。蒋玉兰翻了个身，迷迷糊糊地问：“谁啊？”
“长兴哥，给揽了个活儿。”
她没吭声，翻过去又睡了。
我知道她心里不痛快。
上回曹长兴来家里，她说了一句“长兴哥，你给介绍的活儿，工钱得说清楚啊”，曹长兴脸上的笑当时就僵了。
后来他走了，我怪她多嘴，她说：“我多嘴？你这人就是太好说话了，让人家拿你当傻子。”
我没接话。我知道她说得对，可话不能这么说。
穿好鞋，我轻轻带上门。
秋天的凌晨冷得很，院子里那棵柿子树的叶子上全是露水，风一吹，啪嗒啪嗒往下掉。
我缩了缩脖子，走到车棚底下，推那辆破三轮车。
车子嘎吱嘎吱响，在空荡荡的村路上格外刺耳。我骑上去，屁股刚挨着座垫，就打了个哆嗦。铁皮座垫冰得很，跟坐在冰块上似的。
骑了十多分钟，手机震了一下。曹长兴发来一个地址：幸福家园3栋2单元601。
我眯着眼看了看。
幸福家园是县城新开发的电梯洋房，路过的时候见过那广告牌，说是卖五千多一平米。
我当时还想，这种地方，怕是一辈子也住不进去。
又进来一条语音。我犹豫了一下，没点开听。反正到了就知道了。
骑了快四十分钟才到县城。天已经蒙蒙亮了，路上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环卫工在扫马路。路灯还没灭，昏黄黄的，照在地上有种说不出的冷清。
幸福家园在城东，是新盖的小区。
六层高的洋房，外墙刷着米黄色的涂料，看着挺气派。
门口有个保安亭，里面坐着个穿制服的小年轻，正低头玩手机。
我骑过去，他抬起头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干吗的？”
“来装修的。”
他指了指桌上一个本子：“登个记。”
我歪歪扭扭写上名字和电话号码，说明来意是“清理装修垃圾”。
他看了一眼，又看了看我那辆破三轮，脸上没什么表情，但那种眼神我太熟悉了——看乡下人的眼神。
我假装没看见，骑了进去。
3栋在最里面。我骑着车过去，停在楼下，抬头看了看。
六层，没电梯。
心里头压了压，但还是告诉自己：几包碎砖头嘛，扛下来也累不到哪儿去。
我把车锁好，上了楼。
楼道是新装修的，墙上贴着白色的瓷砖，地上铺着防滑垫。
每层楼都装了声控灯，我走过去，灯就亮了。
这种灯我在电视上见过，叫什么感应灯，人过去了自动亮。
走到六楼，601的门开着。
一股子味道从里面飘出来。水泥灰混着发霉的木料，还有别的什么馊了的东西，直冲脑门。我站在门口，眯着眼往里看了看。
这一看，我整个人像被钉在了原地。
不是几包碎砖头。
整间屋子，三室两厅，七十多平米，四面墙全砸了。
地上堆着的建筑垃圾得有小半米深。
碎的水泥块子、整块的砖头、碎的瓷砖、发黑的木方子，还有墙角堆着的几袋子不知道什么玩意儿，鼓鼓囊囊的。
我站在门口，半天没动。
脑子里嗡嗡的，像有几百只蜜蜂在飞。
我掏出手机，给曹长兴打电话。响了三声，没人接。
再打，直接挂了。
心里头一阵凉。
这时候，楼道里传来脚步声。一个人走上来，四十多岁，穿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嘴里叼着根烟。
他看了我一眼，上下打量了一番，问：“你是曹老板叫来的人？”
我说：“是。”
他点点头，指了指屋里：“干快点，下午房主要来签合同，这房子卖掉了。”
“就我一个人？”我问。
他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嘴角撇了撇：“就这点活，还要几多人？”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可话到嘴边又咽了回去。
他又往屋里看了一眼，补了一句：“工具在阳台上，曹老板让人送过来的。”
说完，他转身走了。脚步声在楼道里越来越远，最后听不见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那一堆不知道有多重的垃圾，心里头翻来覆去。
可我能怎么办？人已经来了，总不能就这么走吧。
咬了咬牙，我走了进去。
02
阳台上果然放着工具。一把铁锹，铁锹把儿上还有没干的水泥印子。几捆蛇皮袋，还是新的。还有一双线手套，破了两个洞。
我套上手套，试了试，中指那儿露出来一截。算了。
我拿起铁锹，走到客厅中间，往袋子里铲碎砖。
第一锹下去，铁锹碰在水泥块上，发出一声刺耳的响声。我把碎砖铲起来，倒进袋子里。一锹，两锹，三锹……
装了差不多大半满，我试着拎了拎，没拎动。
咬了咬牙，又铲了几锹，袋子鼓起来了。我弯下腰，使劲往起一抬，袋子离了地，我的腰猛地一沉。
这袋子，少说得七八十斤。
我扛上肩，袋子压在肩膀上，硌得生疼。楼道窄，转弯的时候袋子磕在墙上，我差点没站稳。一步一步往下挪，走到三楼的时候，腿已经开始打颤。
好不容易到了一楼，我把袋子甩上三轮车。车子晃了一下，沉得轱辘都压扁了点儿。
直起腰，喘了几口粗气。抬头看了看，六层楼，十八个窗户，明晃晃的太阳照在上面。
心里头忽然有点发怵。
但我还是回去了。
上到六楼，掏出手机，又给曹长兴打了个电话。
这回，电话通了。
“喂，波子，干得咋样了？”他的声音听着挺轻松的，像是在喝茶。
“长兴哥，”我说，“这活不是你说的几包砖头啊，这整间屋子都是垃圾。”
电话那头停了两秒，然后他说：“哎呀，就是多几包的事儿嘛，你麻利点干，下午房主等着呢。”
“我一个人干不完。”我说。
“干得完干得完，你又不是没干过苦力。”他笑了笑，“行了，我这边忙着呢，干完给我说一声。”
我拿着手机，站在空荡荡的屋子里。阳光从窗户照进来，照在地板上，照在我身上。可我感觉不到一点儿暖意。
我看了看那堆垃圾，又看了看手机。
忽然想起上个月，曹长兴来找我喝酒。
他喝多了，拍着我肩膀说：“波子，你放心，有哥一口饭吃，就有你一口汤喝。咱俩从小一起长大的，我还能坑你？”
我当时还挺感动。
可现在想想，他那话里，说的是“汤”，不是“饭”。
我蹲下来，抹了把脸。
站起来，继续干。
我这个人没什么本事，唯一会的就是吃苦。
在工地上扛水泥，一袋五十斤，我能扛一天。
搬砖，一次十二块，一天下来，手指头都伸不直。
工头说我老实，其实就是说我好欺负。
可我想着，好欺负就不好欺负吧，只要能让媳妇和儿子过得好点儿，什么都行。
我儿子程一舟今年高二。
前几天他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学校要买复习资料，一套两百多。他说：“爸，要不我不买了，找同学借了抄。”
我当时心里头一酸，说：“买，爸给你寄钱。”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爸，你别太累了。”
我说：“不累，爸干活不累。”
挂了电话，我心里头难受了好几天。
我不能让他像我一样，一辈子在工地上卖苦力。我得供他读书，让他走出去。
想着这些，手上的劲又大了些。
我一下一下往袋子里铲垃圾，一袋一袋往楼下扛。
干了两个多小时，我装了十四袋垃圾，扛下去七趟。
太阳已经完全升起来了，阳光照在楼道的窗户上，晃得人眼睛疼。
我蹲在楼梯上喘气，后背的衣服湿透了，黏在身上，难受得很。
胃开始叫了，像有什么东西在里面拧。
早上出来得急，没吃早饭。口袋里就带了五块钱，连瓶水都买不起。
我咽了口唾沫，忍着。
站起来，捡起铁锹，继续干。
装到第三十袋的时候，我的手套磨破了。
碎砖头割在手上，疼得我一哆嗦。
我把手套脱下来看了看，右手食指和中指上各割了一道口子，血渗出来，跟灰混在一起，黑乎乎的。
我把手套又套上，忍着疼继续干。
这时候，手机震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蒋玉兰发来的消息：“吃早饭了吗？”
我盯着屏幕看了几秒，回了一句：“吃了。”
发完，我把手机揣回口袋，继续干活。
中午的时候，我听到楼下传来汽车喇叭声。
我往窗户外头探了探头，看见一辆黑色的帕萨特停在了楼下。
曹长兴从车里出来，后面跟着早上那个夹克男。
两个人站在楼下说话，像是在商量什么事。
我心里一喜，以为他是来给我送饭的。
我放下铁锹，走到楼梯口，想喊他一声。
可还没等我开口，就听见曹长兴的声音从楼下传上来。
“那傻货，还在干呢。”
另一个人的声音在笑：“你这老乡真好使，一个顶五个，还不用管饭。”
曹长兴也笑了，那笑声很轻松：“那是，我跟他认识多少年了，这人就这点好，老实，好使唤。”
“下回有活还找他。”
“肯定找他，不要钱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两个人说着话，声音越来越远了。
我站在楼梯口，手扶着墙，指甲都快掐进墙皮里去。
胸口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喘不上气来。
傻货。
好使唤。
不要钱的劳动力。
我一直以为，曹长兴是真心把我当兄弟。
从小到大，我们俩一起长大，一起上树掏鸟窝，一起下河摸鱼。
我妈去世那年，他还来帮忙抬棺材，哭得比我还凶。
可现在我才明白，在他眼里，我不过是个傻子，一个好使唤的傻子。
我靠在墙上，慢慢蹲了下来。
楼道里安安静静的，只有楼下的汽车发动声，越来越远。
我把脸埋在胳膊里，一动不动。
脑子里翻来覆去就几个字：傻货，免费的劳动力，不用白不用。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站起来，走进屋里，继续干活。
不是因为我还想帮他干，是因为我想到了我儿子。
他今年十七岁，个子已经比我高了。上个月回来的时候，他看着我手上的老茧，说：“爸，你别干那么累了，我以后不考大学了，我去打工。”
我把他骂了一顿。
我说：“你好好读书，考个好大学，爸就算累死也值。”
他没说话，转过身去，我看见他眼睛红了。
我知道他是心疼我。
可我更心疼他。
我得供他读书，让他走出去。
想着这些，我咬着牙，硬是一袋一袋把垃圾往楼下扛。
03
下午三点，我已经记不得扛了多少袋了。
太阳偏西了，阳光照在楼道的墙上，拉出一道长长的影子。我的后背疼得厉害，弯下去就直不起来。我蹲在三楼的楼梯上，大口大口喘气。
肚子饿得拧着疼，胃里像有只手在使劲攥。
我掏出手机，看了看时间。下午三点一刻。
干了快十个小时了，没吃一口饭，没喝一口水。
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站起来，继续干。
往袋子里铲垃圾的时候，我的胳膊抖得厉害。铁锹握不稳，一锹下去只铲起几块碎砖。我咬着牙，一锹一锹地铲，铲满了，再扛起来往下走。
走到二楼的时候，听见楼下有声音。
是个女人的声音：“这谁啊？把楼道弄这么脏？”
另一个声音说：“装修的呗，听说六楼那家卖了，正在清垃圾呢。”
“也不收拾收拾，你看看这灰，都飘到我们家门口了。”
我低着头，假装没听见，加快了脚步。
把袋子扛到楼下，甩上车，我站在那儿喘了好一会儿气。
浑身都在抖。
我扶着车把，站了好一会儿，才缓过来。
继续干。
下午五点半，最后一间卧室的垃圾也装完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空荡荡的屋子。墙面被砸得坑坑洼洼的，地上留下一层灰。阳台上的阳光已经变成了橘红色。
我掏出手机，给曹长兴发了条消息：“快干完了。”
等了一会儿，他没回。
我叹了口气，弯下腰，把最后一袋垃圾扛上肩。
这袋子比之前的都沉，压在我肩膀上，我感觉自己像要被压垮了。一步一步往下挪，腿一直在抖。走到二楼的时候，脚下一软，差点栽下去。
我赶紧扶住墙，稳了稳，继续往下走。
好不容易到了楼下，我把袋子甩上三轮车。车子上已经堆了高高的一摞，我用绳子捆了捆，骑上车，往城东的垃圾场去。
到垃圾场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太阳趴在西边的山头上，把半边天都染成了红色。
垃圾场的大门敞着，里面有几个工人在忙活。我把车骑进去，找到建筑垃圾的堆放点，一袋一袋往下卸。
卸完的时候，天已经完全黑了。
我站在垃圾堆旁边，抬头看了看天。秋天的夜空挺亮的，星星一颗一颗的，像是谁撒了一把碎银子。
我骑上车，往回走。
到了小区门口，保安拦住我：“怎么又回来了？”
我说：“还有一车。”
他没再说什么，放我进去了。
我又装了满满一车，又跑了一趟垃圾场。
就这样，来来回回，跑了整整六趟。
最后一趟的时候，垃圾场已经关门了。大门锁着，里面黑漆漆的，连个鬼影子都没有。
我站在门口，心里头凉了半截。
眼看快十点了，我在这门口等着也不是个事儿。
正着急的时候，看见远处有个人影走过来。走近了才看清，是个保安，五十多岁，穿着件旧棉袄，手里拿着个手电筒。
我跟他说：“师傅，能帮我开个门吗？我就倒一车垃圾。”
他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我车上的垃圾，说：“关门了，明儿再来。”
“师傅，我干了一天了，就差这一车了。您行行好，帮我开个门吧。”
他犹豫了一下，说：“给你开门也行，不过……”
我明白他的意思，从口袋里掏出二十块钱，递给他：“师傅，麻烦你了。”
他接了钱，揣进兜里，掏出钥匙开了门。
我倒完垃圾，骑上车出来的时候，他站在门口，看着我，说了一句：“你们干这一行的，真不容易。”
我笑了笑，没说什么。
不容易。
是不容易。
可有什么办法呢？谁让我没本事，只能干这个呢？
04
到家的时候，已经快十一点了。
院子里黑着灯，只有屋里的窗户透出一点儿光亮。我把三轮车推进车棚，站在院子里，听见屋里有说话的声音。
是蒋玉兰在打电话。
“……他还没回来呢，都干了一整天了……你说这曹长兴，也真是的，什么活都往他身上推……嗯，我知道，我不说了，等他回来再说吧。”
我推开门，她正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手机。看见我进来，她愣住了，对着电话说了一句“先挂了”，把手机放在桌上。
我知道自己现在的样子肯定挺吓人的。身上的衣服全是灰，脸上也是。手上好几道口子，肿得跟馒头似的。
她站起来，走到我面前，看着我，没说话。
“没事。”我说。
她没吭声，转身去了厨房。过了一会儿，端了一碗面出来。
我坐在桌边，拿起筷子，夹了一筷子面，放进嘴里。
可刚咽下去，胃里就翻江倒海，全吐了出来。
她站在我身边，眼泪掉了下来。
“你傻不傻啊？”
我没说话。
“他曹长兴那辆车停咱家门口多少回了？哪回正眼看过你？哪回不是有活了才想起你？”
我低着头，看着地上吐出来的东西，没说话。
“你为了啥？就为了那点钱？命都不要了？”
她还是骂，可是声音已经变了，带着哭腔。
我抬起头，看着她。
她老了。眼角的皱纹比以前深了，头发里也多了几根白的。她才四十三，看着却像五十岁的人。
我想说点什么，可喉咙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说不出话来。
她走过来，把我抱在怀里。
我靠在她身上，忽然觉得浑身都没了力气。
“洗个澡吧。”她说。
我点了点头。
她去厨房烧水，我坐在床边，慢慢把外套脱下来。
外套上全是灰，一拍就冒烟。
我把里面的秋衣也脱了，肩膀上磨出了两道血印子，紫红色的，触目惊心。
她端着热水进来的时候，看见我肩膀上的伤，手里的盆差点掉在地上。
“这……这是咋弄的？”
“扛袋子磨的。”
她没说话，把毛巾浸了热水，拧干了，敷在我肩膀上。
热水烫在伤口上，疼得我倒吸了一口凉气。
“忍着点。”她说。
我咬着牙，没吭声。
她一下一下给我擦着，动作很轻，像是怕弄疼了我。
我闭上眼，忽然觉得很累。
很累很累。
05
洗完了澡，我躺在床上，浑身散了架一样。
手机放在枕头边，屏幕上还亮着。曹长兴发的那个红包还在那儿，我没点开。
蒋玉兰收拾完，关了灯，躺在我旁边。
屋子里黑漆漆的，窗外偶尔传来几声狗叫。
“波子。”她叫我。
“嗯？”
“要不……你也别在工地干了，找个别的活吧。”
“我听说镇上那个家具厂在招人，一个月能挣三千多，还有社保。你去了，咱俩一块儿干，攒几年，也能把一舟供出来。”
“家具厂要的是年轻小伙子，我这岁数，人家不要。”我说。
“怎么就不要了？你才四十五，又不是七老八十。”
“你不懂，那家具厂喷漆的活，年轻人干个三五年肺就坏了。我去那儿，不是找死吗？”
她不说话了。
过了好一会儿，她又说：“那你也不能老这么干啊。一天十八个小时，就挣两百多块钱，这哪行？”
“我知道。”我说，“等工地复工了就好了。”
“要是永远不复了呢？”
我被她问住了。
是啊，要是永远不复了呢？
包工头说开发商没钱了，这都两个月了，一点动静都没有。工友群里天天有人问，包工头一开始还回，后来干脆不说话了。
我心里也慌。
可我不能在她面前慌。
“会复的。”我说，“你别操心了，睡吧。”
她没再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她翻了个身，呼吸变得均匀了。
可我睡不着。
我睁着眼，看着天花板。屋子里黑漆漆的，什么也看不见，可我感觉自己能看到很多东西。
看到儿子的学费。
看到家里的米缸。
看到蒋玉兰攒的那些零钱，一分一分地往存钱罐里放。
看到自己肩膀上那两道紫红色的血印子。
我闭上眼。
明天还要继续过。
第二天中午，我被手机铃声吵醒了。
阳光从窗外照进来，刺得眼睛生疼。我翻了个身，伸手摸到手机。
是曹长兴发来的消息。
“活儿干了吧？”
我盯着那三个字，脑子里空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