丈夫接手足口外甥，我假装同意，孩子到后我拿出调令：老公保重

办公室的灯亮了一整夜。

我盯着那张援疆调令，手指在纸边来回摩挲。手机亮了，黄家明的微信弹出来：“我妹明天带孩子来，你准备一下。”

我没回。

窗外是凌晨四点的城市，天际线灰蒙蒙一片。

三年了，每次都是这样。

黄思雨一个电话，我就得放下所有，从诊室赶回家当保姆。

上次是乐乐发烧，上上次是摔伤，这次是手足口。

而我的病人还在病房里躺着。

“优秀医师评选”明天公示，我等了五年。

手机又亮了。黄思雨的语音消息，带着哭腔：“嫂子，收留几天吧，医生说没事了，真的不传染。”

我看着调令，忽然笑了。

有些事，不做决定，就会被别人决定。

01

那天晚上我回到家已经快十一点了。

钥匙插进锁孔的时候，我听见屋里传来电视声。黄家明又躺在沙发上看球赛，茶几上摆着几个空啤酒罐。

“回来了？”他没抬头，眼睛盯着屏幕。

“嗯。”我换了拖鞋，把包挂在门边。

“今天医院忙不忙？”

“还好。”

对话就这样结束了。三年了，我们之间的对话越来越少，像两条平行的线，偶尔交汇也只是擦肩而过。

我走进厨房，打开冰箱想找点吃的。里面空荡荡的，只有几个鸡蛋和半袋挂面。我记得昨天让黄家明去买菜的，显然他没去。

“家明，冰箱里没菜了。”

“哦，明天买。”他换了个频道，声音懒洋洋的。

我叹了口气，烧了壶水，准备煮面。水还没开，手机就响了。是黄思雨。

我犹豫了一下，还是接了。

“嫂子！救命啊！”电话那头，黄思雨的声音带着哭腔，听起来很着急。

“怎么了？”

“乐乐生病了，发高烧，社区医院说可能是手足口，让我去省城。我已经在路上了，明天早上就能到。”

我心里一沉。手足口病传染性极强，儿科病房都是层流管理，普通家庭怎么可能防控得住？

“思雨，你听我说，手足口病需要隔离，你最好直接去我们医院挂传染科的号，让医生安排住院。”

“住院？”黄思雨的声音一下子尖锐起来，“住院多贵啊！嫂子你不是在家吗？我在你家住几天，你帮我看看就行了。”

“不行，这病会传染——”

“医生说过了潜伏期就不传染了！”她打断我，“嫂子你总不会见死不救吧？”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电话已经挂了。

我站在厨房里，手里攥着手机，盯着灶台上那锅还没烧开的水。水汽慢慢地升起来，模糊了我的视线。

客厅传来黄家明的声音：“谁的电话？”

“你妹妹。”

“哦，思雨啊，她说什么了？”

“她要带乐乐来我们家住几天。”

“来就来呗。”他不以为然，“反正咱家房子大，住得下。”

我把手机放到桌上，走到客厅，在他对面坐下。

“家明，手足口病会传染的。我是儿科医生，每天面对的都是生病的孩子。我要是被隔离了，工作怎么办？”

黄家明终于把目光从电视上移开，看着我，有点不耐烦：“我妹不容易，你别那么小气。就住几天，没事的。”

“你怎么知道没事？万一传染了呢？”

“哪有那么多万一！”他站起来，把啤酒罐扔进垃圾桶，“你总是想太多。我妹妹一个人带孩子不容易，乐乐生病了她更着急，你就不能体谅一下吗？”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很累。

这三年来，每次他妹妹有事，他都是这句话——“我妹不容易”、“你就体谅一下”、“别那么小气”。

从来不问问我容不容易，需不需要体谅，想不想小气。

我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卧室。

躺在床上，我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各种念头转来转去。手机震动了一下，是黄思雨发来的消息：“嫂子我已经出发了，明天早上到，麻烦你了。”

我没有回。

过了一会，又一条消息进来：“嫂子，我给你带了你爱吃的酱肘子。”

我看着那条消息，觉得讽刺极了。她以为给点小恩小惠就能摆平一切。

这一夜，我几乎没睡着。

02

第二天早上六点，黄家明就把我叫醒了。

“梦欣，思雨到了，你快去开门。”

我揉了揉发酸的眼睛，起身去开门。

门一打开，我就看见黄思雨站在门口，怀里抱着乐乐。孩子蔫头耷脑的，脸上贴着退热贴，眼角还有黄绿色的眼屎。

“嫂子！”黄思雨一见到我，立刻堆起笑脸，“打搅了打搅了，就住几天。”

我低头看了看乐乐，心里咯噔一下。

孩子嘴角有明显的疱疹，有些已经破了，结着黄褐色的痂。

我伸出手，想看看他的手心，黄思雨立刻把孩子往怀里搂了搂。

“没事的嫂子，医生说过了潜伏期就不传染了，您放心。”

我没动，就这么看着她。

黄思雨被我盯得有点不自在，转头朝屋里喊：“哥！我来了！”

黄家明从卧室出来，穿着睡衣，头发乱糟糟的：“来了啊，快进来。”

“哥，你看嫂子，好像不欢迎我们。”黄思雨撇着嘴，一副委屈的样子。

黄家明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带着责怪：“梦欣，让她们进来吧。”

我侧过身，黄思雨立刻抱着孩子挤了进去。

她进门的第一个动作，是把孩子放在客厅的沙发上，然后四处打量起来。

视线扫过新换的布艺沙发、墙上挂的十字绣、茶几上摆的果盘，眼神里带着一丝羡慕和一点点嫉妒。

“嫂子家布置得真漂亮。”她坐到沙发上，把乐乐放在旁边，“比我那破家好多了。”

“乐乐给我看看。”我走过去，想检查一下孩子的情况。

黄思雨挡了一下：“没事的嫂子，他刚吃了药，正要睡觉呢。”

“我是医生，让我看看。”

我坚持着，她只好让开。

我仔细检查了乐乐的口腔和手。口腔里有明显的疱疹，有些已经溃烂，手心脚心都是红疹，有些已经开始起皮。

典型的HFMD（手足口病），而且已经开始进入恢复期了。

“什么时候开始发烧的？”

“前两天。”黄思雨含糊地说。

“去医院看过吗？”

“社区医院看了，说是病毒性的。”

“血常规查了吗？”

“查……查了。”

我看着她闪烁的眼神，心里明白了七八分。她根本没带孩子去正规医院做系统检查，八成是社区医院开了点药就回来了。

“思雨，手足口病虽然大部分能自愈，但也有重症风险。建议你带孩子去我们医院做个全面检查。”

“嫂子，没必要吧？你看乐乐都好多了。”

“我是医生，我说有必要。”

黄思雨看了黄家明一眼，黄家明过来打圆场：“梦欣，你也别太紧张。思雨带孩子也不容易，你就帮帮忙，住几天观察一下，要真有什么问题再去医院。”

我看着他，忍了半天，还是没忍住：“黄家明，你知不知道手足口病是什么？重症手足口病会并发脑炎、心肌炎，会死人的！”

黄家明愣了一下，没想到我会发火。

黄思雨在一旁嘿嘿一笑：“嫂子，你别吓我。乐乐身体好着呢。”

“你——”我气得说不出话。

“行了行了，都少说两句。”黄家明摆摆手，“思雨，孩子先放这儿，你去休息一下。”

黄思雨把孩子放到客房床上，回到客厅，跟我面对面坐着。她不时看看手机，跟谁发着消息，嘴角带着一丝笑意，完全不像一个孩子生病的母亲。

我坐在对面的单人沙发上，看着她的神情，心里有种说不出的感觉。

中午，我给孩子熬了点粥。乐乐醒了，精神好了一点，喝了几口粥，又睡了。

黄思雨抱着手机聊了一上午，到下午才跟我说：“嫂子，我出去买点东西，你帮我看着乐乐。”

“去哪里？”

“就……出去有点事。”

她说完就走了，一直到晚上都没回来。

03

乐乐一直睡到下午，醒了之后精神好了一些。我量了体温，38.5度，还在发烧。

我给孩子擦了擦身子，换了身干净衣服，又喂了药。乐乐迷迷糊糊喊“妈妈”，我拍了拍他，说妈妈马上就回来了。

孩子翻了个身，又睡着了。

我看着窗外，天快黑了，黄思雨还没回来。我给她打了几个电话，都没接。给黄家明打过去，说他在加班，让我别管那么多。

八点多的时候，我接到了我妈赵薇的电话。

“梦欣，吃饭了没？”

“吃了。”我靠在厨房门边，看着外面黑下来的天，声音有气无力。

“怎么听着没精神？又加班了？”

“不是……黄思雨带着孩子来了。”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那孩子不是得手足口了吗？怎么还往你那儿送？”我妈一听就急了，“你可是儿科医生，每天接触那么多孩子，你们医院查得那么严，你知不知道——”

“妈，我知道。”

“知道你还让她来？”

“家明让的。”

电话那头又是一阵沉默。半晌，我妈叹了口气：“梦欣，你还记得你姥姥说过的话吗？”

“什么？”

“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你爸当年就是这样，一辈子让着别人，到头来什么都没落下。”

我握紧手机，没说话。

“妈不是要你学坏，是让你学会保护自己。有些人，你退一步，他就进十步；你退十步，他就把你当软柿子捏。”

“妈……”

“梦欣，你记住，什么时候都不能没了自己。”

挂了电话，我一个人站在厨房。窗外月亮挂在天上，冷冷的，像一把刀。

我回到卧室，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最下面压着一个牛皮纸信封，上面印着几个字：援疆医疗工作调令。

调令是一周前下来的。我悄悄申请的，谁也没告诉。

当时填表的时候，我也犹豫过。三千多公里，三年时间，并不是一个小决定。

可我越来越清楚，继续留在这儿，我永远都是黄家的免费保姆，永远都是那个别人可以随意使唤的“嫂子”。

我把调令抽出来，展开，一字一句地读了一遍。

白纸黑字，清清楚楚——“经研究决定，同意你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县人民医院工作，任期三年。”

信封上还贴着一张便签，上面是我写的：“梦欣，你好好的。”

没想到是跟黄家明说这句话。

我把调令装回信封，塞进挎包。这个决定，我不会改。

04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医院。

科室里正忙着，护士长看到我，愣了一下：“梦欣，你不是请假了吗？”

“请了假，但有个事要来办。”

我去院长办公室签了字，又把调令拿到人事科备案。科长接过调令，看了看上面的日期：“梦欣，你可以反悔的。”

“不反悔了。”

“想清楚了？那边条件可比不得省城。”

“想清楚了。”

科长叹了口气，在调令上盖了章：“行，组织上尊重你的决定。走之前把手头的事交接好。”

从人事科出来，我站在医院楼下，抬头看着这栋灰白色的楼。

我在这里干了六年，从住院医熬到主治，不知道加了多少班，值了多少夜班，受了多少委屈。

出了医院大门，我走到对面的药房，买了一盒一次性口罩、一瓶消毒酒精、几卷纱布，还有一管抗病毒软膏。

路过手机店的时候，我停下了脚步。橱窗里摆着一个蓝色的行李箱，不大不小的那种，够装几件换洗衣物。

我看了很久。

回到家，黄思雨正坐在沙发上看电视，乐乐趴在茶几上玩积木。我走过去，看了一眼乐乐的手心。

那些疹子比他刚来的时候少了很多，嘴角的疱疹也开始结痂了，精神也好多了，至少能玩了。

“嫂子，你看乐乐好多了吧？”黄思雨笑嘻嘻地说，“我就说没事，你还不信。”

我没接话，把药放在茶几上：“这是抗病毒的软膏，每天涂两次。”

“哟，嫂子真贴心。”她抓起药膏看了看，放到一边，“嫂子，我今晚还得出趟门，你帮我看着乐乐。”

“又要去哪里？”

“就……朋友叫我有点事。”

“思雨，你到底在忙什么？”

她脸上的笑容僵了僵：“没什么，就是点私事。”

我看着她的表情，心里已经有了判断。

她八成是在处理她那个出轨的丈夫的事。

闹离婚、争抚养权，这些事本来也没错，但她把所有烂摊子都丢给我，仿佛这一切理所当然。

我不再追问，转身回房间。

黄家明下班回来的时候，黄思雨已经出门了。他看到客厅里只有我和乐乐，愣了一下：“思雨呢？”

“出去了。”

“又出去了？”他皱了皱眉，“她怎么天天往外跑？”

“你问她，我不知道。”

黄家明没再说什么，走进厨房泡了杯茶。我坐在沙发上，看着他端着茶杯走进书房，连乐乐都没多看一眼。

晚上十点多，我正哄乐乐睡觉，黄思雨回来了。她脸上的表情不太好看，眼圈有点红，像是哭过。

我假装没看见，把孩子交给她：“乐乐好了很多，明天应该可以不用吃药了。”

“知道了。”她抱着孩子进了客房。

我洗完澡，回到卧室，打开衣柜。把我那几件常用的衣服叠好，整整齐齐放进那个蓝色的行李箱里。动作很轻，怕吵醒谁。

黄家明翻了个身：“你收拾东西干嘛？”

“没什么，整理一下。”我背对着他，没回头。

他“哦”了一声，又睡了。

行李箱不大，三件外套、四件T恤、两条牛仔裤，还有一套睡衣，刚好装满。

我在上面放了一个小相框，是那年毕业的时候我和几个同科室的小姐妹拍的照片。

那时候大家都笑着，以为未来会很好。

关上箱子那一刻，我使劲呼了口气。

05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透，我就醒了。

翻了个身，黄家明还在睡。盖着被子，打着鼾，睡得很熟。

我轻手轻脚起了床，洗漱完出来，黄思雨和乐乐还没醒。

客厅里静悄悄的，电视机还开着，屏幕上是一档早间新闻，声音调得极低，正在播报突发天气。

我走到冰箱前，打开看了看，鸡蛋还剩三个，挂面还有半袋，冰箱的冷藏室有些霜冻，发出轻微的嗡嗡声。

我把火关掉，退回到门口。换鞋、拿包、拉上行李箱，动作一气呵成。

黄思雨的房门虚掩着，我停了一下，没推门。里面的呼吸声很均匀，孩子应该还在睡。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犹豫了一下。

三年前，我嫁给黄家明，以为这会是幸福的开端。那时候我们在出租屋里一起吃泡面，谈天说地，觉得日子再苦都会甜起来。

可三年过去，我连自己是谁都快忘了。在他眼里，我是他妹妹的替补妈妈，是他妈眼中的孝顺儿媳，却唯独不是我自己。

我深吸一口气，拉开门。

门外不是走廊，是客厅。

黄家明不知道什么时候醒了，正坐在沙发上，点着一根烟。烟雾在清晨的光线里慢慢散开，他的脸在烟雾后模糊不清。

“你要去哪里？”

我没说话，握着行李箱的把手。

“我问你，要去哪里？”他掐灭烟，站起来，声音提高了八度。

我看了他一眼，从挎包里抽出那封调令，快步走到他面前，拍在茶几上。

黄家明低头一看，脸色“刷”一下变了。

那封调令在晨光里特别显眼，每一个字都很清晰：“援疆医疗工作调令——杨梦欣同志赴新疆喀什县人民医院工作，任期三年。”

“你……你什么时候申请的？”他抬起头，盯着我，眼睛瞪得很大。

“三个月前。”

“三个月前？你瞒着我？”

“你从来没问过。”

黄家明踩在烟头上，声音发抖：“杨梦欣，你是不是疯了？那里是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我知道。喀什县，距省城三千一百公里，海拔一千四百米，冬天零下二十度，夏天零上四十度。我都查过了。”

“那你还要去？”

“你以为我走得很容易？”我看着他，声音有些发抖，但尽量让自己冷静，“黄家明，我给你留了三年的情面。这三年，你妹妹来了多少次，你心里有数。我什么时候说过一个不字？”

他愣了一下，移开视线。

“可她是你妹妹，我总不能——”

“总不能什么？总不能不管她，总不能对不起你妈。可你想过对得起我吗？”

“梦欣……”

“你答应过我，三年内要孩子。可你从来没问过我愿不愿意，也从来没想过：我每天在儿科病房接触那么多孩子，回到家还要给你妹妹看孩子，”我声音有点大，“我累了，真的累了。”

这时候客房门“吱呀”一声开了。

黄思雨揉着眼睛走出来，看到客厅里的阵仗，愣在原地。

“哥，你们……”

“你自己看。”黄家明把调令扔给她。

黄思雨接过来一看，脸色变了，然后把调令狠狠拍回茶几上，指着我的鼻子：“杨梦欣，你什么意思？我儿子还在病着，你就要走？”

我看着她，没有发火，只轻声说了一句：“思雨，乐乐的病已经好了大半。你今天带他去医院复查一下，就不用再住我这里了。”

“你——”

“我给你的药膏，一天涂两次，三天就能好利索。要是发烧超过39度，记得去医院。”

黄思雨气得脸都绿了：“杨梦欣，你心可真狠！”

我看着眼前这两个人——一个是丈夫的妹妹，一个是丈夫本人。

三年来我跟他们住在一个屋檐底下，吃一样的饭，喝一样的水，到头来他们还是站在一边的。

原来我从来没走进过这个家。

我转过身，拉起行李箱。

“梦欣！”黄家明叫住我。

我停了一下，没回头。

“你要是走了，我们……怎么办？”

“你问问你妹妹，她孩子怎么办，你们家就有答案了。”

门在身后关上的那一刻，堂屋里的电子钟忽然响了。每天早上七点它都会响，雷打不动，不管有没有人听。

我今天终于不用听了。

06

出了小区大门，我打了辆车，直奔火车站。

出租车里放着音乐，司机是个四十来岁的中年人，一路絮絮叨叨说着最近的天气。

“这天啊，说变就变，昨天还大太阳，今天就降温了。姑娘你这是去哪儿？”

“新疆。”

“新疆？！”他吓了一跳，“那么远？”

“嗯。”

“出差还是旅游？”

“工作。”

司机“哦”了一声，不再问了。

窗外的小城慢慢往后退。路边的梧桐树落了一地的黄叶，踩上去沙沙响。

这座城市我住了六年。省城、医院、家、菜市场，四点一线，从来没换过。三年婚姻，我把自己活成了一张什么都可以往上贴的破报纸。

车停在火车站门口，我付了钱，拖着行李箱下了车。

火车站人不多，候车室空荡荡的。我找了个靠窗的位置坐下，打开手机，翻到黄家明的号码。手指在上面停了几秒，终究没拨出去。

发了一条消息：“调令是真的。你多保重。”

刚发出去没多久，手机就震了。黄家明打来的，我没接，按掉了。

他又打，我还是没接。

然后发来一条消息：“杨梦欣，你回来，我们好好谈谈。”

又一条：“你是不是真的不要这个家了？”

我盯着屏幕，打了几个字，删掉，又打，又删。

最后只回了一句话：“家明，三年前我说过，我想好好过日子。可你们家从来没有人问过我，什么叫好好过日子。”

发完这条，我把手机关了，放进包里。

火车缓缓驶入站台，我拖着行李上了车。车厢里空荡荡的，没什么人。我找了个靠窗的座位坐下，看窗外的小城慢慢往后倒退。

三个小时后，我就要到省城西站了，再转一趟飞机，晚上就能到乌鲁木齐。

我靠在座位上，闭上眼睛。脑子里乱糟糟的，像有一百个人在里面说话，说什么的都有。

有我妈的声音：“梦欣，你好好的。”

有护士长的声音：“梦欣，科室离不开你。”

有黄家明的声音：“梦欣，你回来——”

我使劲晃了晃脑袋。

别想了，别想了。

车窗外，天空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透亮。

07

到了新疆，我才知道什么叫“天大地大”。

喀什县人民医院在县城中心，一栋三层的灰色小楼，院子里的白杨树高得直戳天。

老院长姓马，五十多岁的一个大叔，面黝黑手粗糙，说话带着浓重的西北口音。

“小杨啊，条件艰苦，你多担待。”

“不苦。”

我说的是实话。病房里虽然有些旧，可收拾得干干净净，一张床铺一张铁皮柜，门上的油漆已经斑驳，但玻璃擦得很亮。

二楼靠东头的房间分给了我做诊室。

窗户正对着外面的街道，街边有几个卖馕的摊位，炉子里的香气一阵一阵飘过来。

每天早上，都能闻到刚出炉的馕香。

门诊病人不多。这里的人大病才上医院，普通有点头疼脑热，都是自己扛过去。

我刚来的第三天，接诊了一个七八岁的维族小姑娘——阿依夏木。

她妈妈用一块旧棉布裹着她，抱进诊室时小姑娘已经烧得小脸通红，嘴唇干裂得起了皮。

我查了体温，三十九度八，喉咙里能看到白色脓点，典型的化脓性扁桃体炎。

“阿姨，疼。”小姑娘小声说，汉语说得不太利索。

我摸了摸她的头：“不怕，阿姨给你开药，吃了就不疼了。”

她妈妈站在旁边，两手攥着衣角：“医生，药贵不贵？”

“不贵。几块钱。”

她明显松了口气。

我开了药，又叮嘱了几句。小姑娘走的时候冲我咧嘴一笑，露出一颗小虎牙。

那笑容让我一整天心里都暖烘烘的。

下班后，我独自一人走出医院，沿着街道往回走。

街道两旁的馕铺飘来香味，卖瓜的摊贩用维吾尔语吆喝着生意。

有几个小孩子在巷子口踢球，球飞过来，从我旁边滚过。

有个小男孩跑过来捡球，仰头看了看我，用生硬的汉语说了一声：“阿姨好。”

我笑了笑：“你好。”

他咧嘴一笑，跑开了。

我站在街上，看着夕阳把整条街染成金色。远处传来清真寺的晚祷声，回荡在戈壁的风里。

这一刻，忽然觉得心里那块石头，好像没那么重了。

08

两个月后，我接到了黄家明的电话。

那天我刚下班，正在宿舍里煮面。锅里咕嘟嘟翻着水花，手机在桌上震动起来。

屏幕显示：黄家明。

我看着那三个字，犹豫了几秒。锅里的水又滚了，面条拍打铁锅，咕嘟咕嘟地响。我关掉火，按了接听键。

那边声音沙哑，带着鼻音。

“我……我也生病了。”

“什么病？”

“被你外甥传染的。”他说着笑了一声，笑声里全是苦涩，“发烧、嗓子疼，浑身酸疼，躺在床上动都动不了。”

我没说话。

“思雨知道后，给我打了个电话，说网上说了这病没事，让我多喝水就行。”

这跟我的判断差不多。

“然后呢？”

“然后她就没管了。”黄家明吸了吸鼻子，“我一个人躺在床上，烧到四十度。迷迷糊糊想起来，以前你发烧的时候，都是谁给你倒水？”

我沉默着。

“梦欣，我知道错了。”

这句话，我等了三年。

可今天听到的时候，心里却没那么大波动了。好像等了太久，反而变淡了。

“家明，你现在在哪儿？”

“在家。”

“谁来照顾你？”

“我爸来了一趟。”

“黄叔？”

“嗯。”他声音有点抖，“他走的时候说了一句话：你媳妇是个好女人，你小子错过了。”

锅里的面凉了，结成坨，黏在一起。我没去搅它。

“梦欣，”黄家明声音很轻，“我对不起你。”

我拿着手机，靠在窗边。窗外是茫茫戈壁，风吹过的时候，卷起一片沙尘。夕阳把天空染成橘红色，远处有只鹰，在天上久久盘旋。

“好好养病吧。”

“你……”

“我挂了。”

挂掉电话，我在窗边站了很久。

原来，一个人真正放下的时候，心里不是恨，而是平淡。

好像那段过往，已经是上辈子的事了。

09

过了一个月，我又接到了黄家明的电话。

“梦欣，我想见你。”

“见我？”

“嗯，我来新疆。”

我愣住了：“你来新疆？”

“我已经辞职了。”

“你辞职了？”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疯了？”

“我没疯。”他的声音很平静，“我仔细想过了。以前你什么都替我扛着，我反而觉得理所当然。你不在了，我才发现，原来我什么都不会。”

“我在网上找了份喀什的工作，电器公司的市场推广，已经面试过了。就等过去报到。”

“黄家明，你别冲动——”

“我没冲动。”他打断我，“梦欣，我想重新开始。不是为了你，是为了我自己。我不想再活得像以前那样。”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三天后我到喀什，你愿意见我吗？”

我沉默了很久。

“你来吧，我带你看看我工作的地方。”

挂了电话，我坐在宿舍里发愣。

窗外，戈壁的风吹得白杨树叶哗哗响。天很蓝，云很少，像是谁用扫帚把天空扫干净了。

三天后，我站在喀什火车站出站口。

人群里走出来一个瘦高的男人，拖着一个行李箱，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晒得更黑了。比以前瘦了一圈，下巴上冒着青茬。

是他。

我看着他，他也看着我。

隔着人群，谁也没先说话。

我转了个方向，沿着街道慢慢往前走。

黄家明拖着行李箱，跟在后面，没有追上来也没有喊我，就这么不远不近地跟着。

走了一段路，我停下脚步，等他跟上来。

“这边。”

他跟上，隔着两步远，并不靠近。

我带他看了我上班的地方——那栋灰色的小楼、门口的白杨树、二楼的诊室、院子里晒太阳的老人。

他看得很认真，什么也没说，只是点着头。

又去了集市，看了卖馕的摊子、卖瓜的货车、卖果干的小店。

走到馕摊前，我买了一个刚出炉的馕，掰了一半递给他。

他接过去，咬了一口。烫得直咧嘴，但没吐出来，慢慢嚼着，咽了下去。

“好吃。”

我俩站在馕摊旁边，一人啃着半个馕。

“梦欣，”他终于开口，“我不逼你。你要是还生气，我就等着。等三年，等五年，等到你不气了为止。”

我没说话，咬着馕，嘴巴塞得鼓鼓囊囊的，说不出话。

眼眶发酸，但我没哭。

“我欠你的，这辈子怕还不完。”他顿了顿，“但我想试试。”

我嚼着馕，看着对面那条街。街上人来人往，卖瓜的老汉正跟顾客讨价还价，声音震天响。

“你不用还。”

黄家明一愣。

“我走的时候就没想过让你还我什么。”我转过来看着他，“你欠的是你自己，不是我。”

他张了张嘴，但什么也没说出来。

10

日子平平淡淡地过着。

黄家明在喀什县找了份销售的工作，租了一间小房子，距离我宿舍只隔着三条街。不近不远，刚好够各自有自己的空间。

周末的时候，他会来医院接我下班。有时候带一兜水果，有时候带一个哈密瓜，有时候什么都不带，就站在门口等。

时间久了，医院的人都知道了他。护士长偷偷问我：“小杨，那男的是你老公吧？”

我没回答，也没否认。

老院长有一次在食堂碰见我吃饭，问我：“小杨，小黄是来追你的吧？”

我夹菜的手停了一下：“也许吧。”

“那你怎么想？”

“不知道。”

我说的是实话。不知道。不知道要不要回头，不知道回不回头还值不值得。

黄家明从来没提过“复合”这两个字。

他不再解释，也不求原谅。

有时候我加班到很晚，回宿舍的路上会看到他坐在路边吃馕、看手机。

看到我过来了，就把馕装在兜里，站起来说：“走吧，我送你。”

不说什么，也不做别的，就这么走在我旁边，保持着一步的距离。

有一回下雨了，是那种很突然的暴雨，路上的人四散躲避。

我跑了两步，被雨兜头浇了个透，想去旁边的屋檐下避一避，却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黄家明的外套已经披在我肩上，他人挡在风来的方向，像一堵墙。

“别跑了，小心滑倒。”

那天他送我回宿舍，自己浑身湿透了。在门口，我把外套还给他的时候，他接过外套拧了一把水，朝我笑了笑：“没事，我皮糙肉厚。”

我没有请他进去。他不是不能进，而是我还没想好要不要让那扇门再为他打开一次，或者永远都不再让他进来了。

过了几天，我生日那天，下班后回到宿舍，发现门口放了一个袋子。

打开一看，是一个玻璃瓶罐头，里面用红纸卷着什么，拆开，是一张手写的字条：“生日快乐。三年，我等着。你好了，我就开始。”

没有落款，但我知道是他。

我站在走廊里，拿着那张纸条，看了很久。

窗外，月亮又圆又大，黄澄澄地挂着。

远处传来清真寺晚祷的诵经声，苍凉、悠远，回荡在空荡荡的戈壁上。

我慢慢蹲下去，把纸条抱在胸口。

三年。

也许再三年，也许不用。

也许有一天，我会试着再去相信一个人。

但不是现在。

现在，我只想好好活着。做自己，做那个不被任何人定义的杨梦欣。

我站起身，转身走向屋内。

门在身后关上。

夜很静，风也歇了。远处的诵经声渐行渐远，渐渐消失在夜色深处。

隔壁的灯还亮着。昏昏黄黄的一团，像是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点了一个小小的、耐心的希望。

黄家明就住在那里。

我们之间隔着三条街，隔着几千公里的归途，还隔着这几年谁也没能跨过去的那道坎。

但至少，我们都还活着。

他活着，我也活着。

也许有一天，我们都准备好了，就一起跨过去。

也许，就这样各安天涯，也挺好。

我不知道。

但我不着急知道。

明天还要上班。

诊室窗户外面那棵白杨树，叶子又要落一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