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兰西的笔尖与权杖：两位总统候选人相继出书延续政治书写传统

1798年金字塔战役的硝烟尚未散尽，征服者拿破仑做了一件比军事胜利更意味深长的事：他命令随军的167名学者、艺术家组建埃及研究所，开启鸿篇巨制《埃及记述》的编纂工作。这位深谙武力的统帅相信，真正不朽的征服，终究要以笔墨来完成加冕。

两个多世纪后的2026年，两位有志于角逐爱丽舍宫的法国政坛新生代——加布里埃尔·阿塔尔与乔丹·巴尔德拉——不约而同地选择了同一条路径。两人的新作《以自由之姿》与《我所追寻的》，绝非普通的竞选文集，而是延续了法兰西一个隐秘且由来已久的政治传统：若想通往国家权力巅峰，便需以文字为其加持。

今天，法国的总统候选人在竞选周期内竞相出书，已不仅仅是造势的需要，更已成为一项独特的政治仪式，在它的底层，藏着一部关于政治合法性、公共叙事与自我身份塑造的深层文化史。在意识形态光谱失灵、宏大政治承诺公信力透支的当下，这场笔尖上的叙事博弈，正在左右法兰西共和国的前路走向。

戴高乐和密特朗

——宏观叙事的“黄金时代”

法兰西的政治文化，自启蒙时代便浸透着“文人之治”的底色。伏尔泰、卢梭、狄德罗等人的凌厉笔锋，远比任何军队更能瓦解旧制度的精神合法性，同时重铸新世界的政治语言。他们的遗产是一种根深蒂固的信念：统治的合法性，首先源于阐释时代与解构社会的思想能力，以及塑造全民共识的话语权。思想即权力的砝码，而那些纯粹的行政官僚或技术专家，在法国本土的政治生态中，多少都带有一点天然的“合法性缺陷”。

这种传统，在法兰西第五共和国的开创者夏尔·戴高乐手里，首次被赋予了现代政治形态。他的《战争回忆录》三卷本，继承了法国浪漫主义文学奠基人夏多布里昂在《墓畔回忆录》中的叙事风格：用庄严、古典甚至略带悲怆的句法，将个人的政治抉择升华为民族命运的史诗。通过将流亡的苦难升华为民族大义、将个人沉浮与国家命运紧紧绑定，戴高乐成功地将其作为军事领袖的权威，转化为了由传世著述加持、近乎不朽的“国父”形象。他在《战争回忆录》的开篇写下的传世名言“我一生中一直对法国有一种想法……法兰西如果不伟大，那就不成其为法兰西”，不仅是情感上的自豪，更是一种本体论意义上的国家定义。正是这种信念，支撑了他在二战期间伦敦流亡岁月里对“自由法国”的坚持，也支撑了他在战后对法国独立自主和大国地位的坚定追求，并深深影响了他的继任者们。由此，自传便不只是记忆的载体，也成了合法性本身。

继戴高乐之后的数任总统之中，弗朗索瓦·密特朗将文人执政传统推向了一个新维度。这位左翼总统的《此时此地》充满哲学思辨、文学隐喻与历史探寻。他通过展示渊博的学识与精神内省，成功地塑造了有思想深度的人设。现在看来，密特朗的成功，多少得益于那个宏观叙事尚具威力的“黄金时代”：冷战的两极格局提供了清晰的世界坐标，欧洲一体化稳步推进，而“左右之争”也还能在共和体制与社会进步的共识框架内进行。彼时的总统著作可以也必须探讨民族历史与人类文明等宏大议题，因为民众相信，这些宏大概念确实指向一个可预见的未来。

从戴高乐到密特朗，政坛著作的核心功能主要是搭建国家叙事的思想基座，对法兰西命运作出顶层阐释，而非单纯服务于总统个人的竞选宣传材料。这一时期，尚未出现今日这般候选人扎堆出版自传、依靠流量造势的竞选业态。

萨科齐、奥朗德和马克龙

——面向大众的“治国方略”

法国政治书写传统的分水岭，出现在尼古拉·萨科齐身上。2006年大选前一年，萨科齐出版了自述《见证》，上市后迅速风靡法国，跻身当年夏季的畅销书之列。这本短平快的行动自传，标志着个人传记式读物开始成为一种可复制的竞选业态。书依旧是政纲的载体，但书写者的个人色彩日益浓郁。2012年大选前夕，弗朗索瓦·奥朗德推出自述《改变命运》，延续了这套创作逻辑：功能性的希望叙事与左翼政治方案，被一同装进了面向大众的竞选读物之中。

埃马纽埃尔·马克龙将这套改造后的文人政治传统推向了顶峰。在2016至2017年竞选周期内，他先后出版了自传《变革》与访谈录《重塑法国》，试图为其“非左非右”的中间派立场构建一套完整的“进步主义”哲学话语体系。这两本书可谓是古典“思想治国”传统的最后一次盛大演绎，也是执政纲领与政客人设深度绑定的标杆之作。然而，马克龙很快便在其任期内遭遇了“黄马甲运动”、养老金改革风波等一系列尖锐的社会撕裂冲击，使书中精心描述的政治理念迅速褪色。马克龙的执政困局，折射出全球中间派政治力量的共性危机：当传统左右翼意识形态坐标模糊，中间派系也就失去了得以立足的意识形态根基。

在主流意识形态失能、极端意识形态强势填充的背景下，法国选举政治的博弈迎来了根本性的转向：那些本该决定选举走向的政策议题因为专业度高、争议性强、妥协难度大，开始逐步退出舆论竞争的核心赛场，取而代之以一场全民围观的大型“真人秀”。候选人比拼的不再是政策的可行性，而是个人故事的感染力。2027年的法国竞选语境是这场转向的生动注脚：执政纲领并未彻底退场，但已沦为候选人人格叙事的附属品，自传式竞选书从对治国方略的公开展示，下沉为作者的“人格认证”。阿塔尔和巴尔德拉的新书，正是这场政治文体变革的典型缩影。

阿塔尔和巴尔德拉

——瞄准2027年的“叙事战争”

在这场全新的“叙事战争”中，代表中间派阵营的阿塔尔与来自极右翼政党的巴尔德拉代表了两种截然不同的书写策略。

阿塔尔2026年出版的《以自由之姿》是一次法国精英阶层自我解构、争取大众认同的艰难尝试。作为舆论眼中“马克龙主义”的继承者，他天生背负着精英派系脱离底层民众的“原罪”。为此，阿塔尔不得不采取极致化的“自我解剖”策略：他在书中披露，2024年马克龙提前解散议会前，曾对自己隐瞒了内部决定，力图塑造“体制反思者”的形象，主动割裂自身过往的执政轨迹；他大篇幅讲述父亲吸毒、赌博带来的原生家庭创伤，力求展现历经生活磨难的普通人形象，剥离自身“巴黎顶层精英”的标签。

阿塔尔大尺度的自我坦白，再次暴露了当今中间派政治生态的深刻困境：当一方政治力量无法再通过清晰的意识形态和有效的利益代表机制获取民众认同，那么其合法性便只能退守到最原始的维度：政治人物的人格设定。他书写个人创伤，是因为他所属的政党已无法系统性化解全社会的精神创伤；他主动公开个人隐私，是因为他的竞选纲领难以回应最直接的民生诉求。《以自由之姿》犹如一面镜子，映照出后意识形态时代，欧洲自由主义中间派力量被迫开展的人格化生存自救。

相比之下，巴尔德拉的叙事则要显得“举重若轻”。他2024年出版自传《我所追寻的》，年销量突破24万册；2025年10月推出新作《法国人想要什么》，再度收获市场追捧。巴尔德拉将自己描述成温和的自由主义者，强调具备执政能力的民粹主义，而非国民联盟过往单纯的反建制情绪宣泄。

在叙事手法上，巴尔德拉也无需像阿塔尔那样重构一套新的价值叙事，只需依托国民联盟一贯打造的“建制受害者+平民斗士”人设，便能完成高效的舆论动员：例如法国铁路广告公司MediaTransports拒绝为其新书投放站台广告，他立刻将该事件包装为“平民政治代言人遭到建制精英集团打压”的悲情叙事，强化民众对精英集团围剿底层代言人的固有认知；同时，他利用新媒体矩阵与AI工具，针对各类社会议题快速输出情绪化、对立化观点，持续巩固自身的“先锋斗士”形象。

至此，二者的叙事逻辑泾渭分明：阿塔尔费力地构建一个真诚、多维、立体的个人政治人格，试图弥合当下法国深刻的社会裂痕；巴尔德拉则持续强化“我们vs他们”的二元对立叙事，通过分裂社会共识来稳固极右翼的选民基本盘。如果说，阿塔尔的困境在于中间派如何填补主流意识形态失能后的信任赤字，那么巴尔德拉的核心挑战则在于：当受害者叙事为其攒够了反体制的资本后，他能否在政党执政务实化与激进民粹根基之间找到长期平衡？他比自己的“精神导师”玛丽娜·勒庞更趋温和的政治叙事与政策调整，虽然帮助国民联盟吸纳了许多中右翼温和选民，但也可能动摇该党多年来赖以生存的内部团结。

法兰西走向何方

——重建共识抑或滑向分裂

回顾法国第五共和国总统出书的历史脉络，时代变革的底层逻辑清晰可辨：从戴高乐、密特朗时期，总统自传承载国家顶层叙事与民族核心思想；到萨科齐、奥朗德时期，竞选书籍兼顾政策纲领传播与个人IP的初步塑造；再到马克龙时期，执政纲领与政客人设深度绑定；直至2027年大选周期，竞选书籍彻底演变为候选人开展人格叙事、舆论博弈的核心赛场。每一次文本象征意义的迭代，都意味着法国全民政治共识根基的一次深层重构。

这场纸面上的叙事战争，或许无法直接决定爱丽舍宫的最终归属，却清晰预示了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未来的政治生态。无论大选最终结果如何，法国政坛乃至全体选民都必须直面一个尖锐的问题：当共和国政治竞争的核心，从议会的理性辩论、系统性的政策纲领比拼，彻底转向迎合公众情绪的人格表演，制度本身将会发生怎样的质变？

2027年总统大选前夕的候选人出书热潮，不啻为观察当代西方制度症结的鲜活的微观样本。随着传统意识形态共识不断崩塌，政治竞争从纲领博弈转向个人形象的角逐，叙事能力已然成为左右选情的核心要素。阿塔尔与巴尔德拉笔下的文字，承载的不只是二人的总统愿景，更预示着法兰西共和国的走向：是重建社会共识，还是滑向新的分裂？而最终法国选民在投票箱前做出的选择，也将超越对某个候选人的支持，成为全体国民对于国家未来叙事的一次集体表决。

（作者系上海政法学院政府管理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