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坦福博士张绪穆：一剑三十年

张绪穆 教授 南方科技大学

深圳格林凯特 董事长

一台运转精良的印钞机，他不要了

两年前，前公司的年报摆在张绪穆面前。

但张绪穆不满足。

"那是一个产品公司，所有技术只能放大到一家公司。"他坐在深圳格林凯特的办公室里，身后是一台正在调试的催化反应设备。65岁的他语速极快，逻辑跳跃，但始终绕着同一个核心转——他要把之前验证过的技术路径，复制到整个中国制药产业链上去。不是再造一个十亿级的产品公司，而是搭建一个能撬动万亿行业的技术平台。

这听上去像是一个科学家的浪漫主义。但了解张绪穆的人知道，这个从武汉大学本科一路读到斯坦福博士、在美国做了二十年终身教授的人，骨子里是个极度务实的商人型学者。他谈科学的时候会突然跳到成本结构，讲情怀的时候总要落回毛利率。

"我们能把有些中间体和原料药的成本降70%。人家花一个亿生产100吨，我们3000万就够了。"他伸出手掌在空气中一劈，"内卷时代，你70%的毛利，人家是零。这还怎么打？"

左手和右手：一个让一万个婴儿致残的错误

要理解张绪穆的底气，得先从一个关于"左手和右手"的故事说起。

1957年，一款名叫"反应停"的德国药物席卷全球四十六个国家，被孕妇广泛用来缓解妊娠反应。三年后，噩耗接踵而来：欧洲新生儿畸形率骤然攀升，超过一万名婴儿四肢残缺，形如海豹，凄惨入世。幕后凶手，正是反应停。

根源在于"手性"——化学里一个精妙而残酷的概念。许多药物分子在三维空间中存在镜像关系，就像人的左手和右手，看上去一模一样，实际上永远无法重叠。反应停的"左手"能止吐，"右手"却会让胎儿致畸。两只手混在一起，就是一场灾难。

这个问题在制药界至关重要。人吃进嘴里的药，绝大多数是小分子药物，而这些小分子中约有70%具有手性结构。传统的合成方法是把左手右手一起造出来，再费力地分离、丢掉不要的那一半——成本翻倍，废料翻倍，有时还留下安全隐患。

数据来源：前瞻产业研究院、弗若斯特沙利文

张绪穆磨了三十多年的那把刀，就是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他的武器叫"不对称催化氢化"——找到一种催化剂，让氢气只从分子的一面加上去，一步到位只生成你要的那只"手"。从头到尾没有浪费，没有分离，更不会生产出那只"错误的手"。

三十年磨出来的"分子手术刀"

不对称催化氢化这个领域，在2001年产出了一届诺贝尔化学奖——得主是美国人Knowles、日本人野依良治和美国人Sharpless，三位大师共同分享这枚奖章，证明了这条路的价值。

张绪穆就是在这条赛道上跑得最深的人。在SciFinder数据库的不对称氢化领域全球贡献度排名中，他以400余篇学术论著、超过60项专利、论文他引逾两万次的成绩排名世界第一，比第二名高出整整300多篇。第二名，正是那位日本诺贝尔奖得主野依良治。

他在报出这组数字时，语气平淡得像在念超市购物清单。但这组数字意味着，在不对称氢化这条赛道上，全世界没有人比他积累得更深。

更有分量的是，他做出了以自己名字命名的反应——"张烯炔环异构化反应"（Zhang Enyne Cycloisomerization）。在化学界，一个人名反应的分量，有时候比一座奖杯还重。它意味着你不是在别人的地基上盖房子，你自己就是地基。全球以华人姓氏命名的人名反应，屈指可数。

2002年，他成为第一位获得美国化学会Arthur C. Cope Scholar奖的中国大陆科学家。他的导师系谱也令人肃然：在斯坦福的博士导师James P. Collman教授，正是两位诺奖得主Sharpless和Grubbs的导师；更早的硕士导师，是诺贝尔奖得主Linus Pauling的博士后、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院士。

从这条学术黄金血脉中走出来，张绪穆却选择了一条诺奖得主们大多不屑于走的路——把实验室里的反应，搬进工厂的反应釜。

从象牙塔到车间：一个教授的两次创业

张绪穆的职业轨迹，在2008年出现了第一个急转弯。

在此之前，他的履历无可挑剔。1978年考入武汉大学化学系，1982年本科毕业；1985年在中科院福建物质结构研究所师从卢嘉锡院士拿到硕士学位；随后赴美，先在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取得第二个硕士，再转入斯坦福攻读博士，1992年毕业；此后在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任教至终身正教授，2007年转至新泽西州立大学（Rutgers）担任杰出讲席教授。论文、专利、奖项，该有的都有了。

但他心里始终有一根刺。

"你做了全世界最好的催化剂，转化数做到1300万次，发了几百篇论文。然后呢？老百姓吃的药便宜了一分钱吗？"

这个问题，他在不同场合反复问了很多年。2005年，受查全性院士邀请，他回到母校武汉大学担任长江学者讲座教授，创建绿色催化研究所。这是他重新接上中国产业界地气的起点。

他的打法简单直接：选准几个全球需求量大的手性药物中间体品种，用张绪穆团队的催化技术把成本打下来，然后吃掉更多的市场份额。这个策略奏效了。在某个心脑血管药物中间体品种上，他把成本降了74%，排污降了80%。一个品种，在竞争中击败了一众公司，成为核心供应商。当时售价2000美金一公斤，10吨就是1.4亿销售，利润超过7000万。

但张绪穆的第二个急转弯来了。

"他只是一个产品公司，技术只服务一家工厂。"他的眼光跳到了更大的棋盘上，"中国有上千家药厂，中间体和原料药出口加国内市场是1.4万亿的行业。我为什么只能服务一家？"

2015年，他以南方科技大学化学系创系主任的身份来到深圳，拿下了南科大第一批孔雀团队项目——深圳市资助3000万，龙岗区配套50%，合计4500万。格林凯特（Green Catalyst）在深圳注册成立。

这一次，他要做的不是"产品公司"，而是"平台公司"。

平台逻辑：做制药界的"苹果+可口可乐"

张绪穆喜欢用两个类比解释格林凯特的商业模式。

第一个是苹果。"苹果不自己造手机，找富士康代工。富士康赚2%的利润，苹果赚60%。"格林凯特的定位类似——自己不建大规模生产线，而是把研发好的催化剂配方和工艺路线输出给合作药厂，由药厂负责生产制造。格林凯特拿研发利润和销售分成，药厂拿生产利润。轻资产，高毛利。

第二个是可口可乐。"可口可乐的核心是配方，三个人知道就够了。我们的核心也是配方——催化剂配方。"他把这套竞争力浓缩成三个字母：CCP。C是Chirality（手性），把左手右手分开，降一半成本；C是China（中国生产），再降一截；P是Process（工艺优化），别人五步反应，他三步做完，再降一截。三刀砍下来，综合成本可以降30%到70%。

这个缩写让他自己也忍不住笑："CCP，正好也是Chinese Communist Party。我到现在将近上亿的钱都是政府支持的。"

格林凯特目前的产品管线已经铺开。最具爆发力的品种是沙库巴曲缬沙坦——一种由诺华制药开发、用于治疗心衰的重磅药物，2024年全球市场已达逾40亿美元，中间体需求是千吨级。张绪穆团队用自主催化剂技术开发了一条不侵犯诺华专利的合成路线，产能规划240吨，仅这一个品种就有望贡献2亿左右的销售。

更具技术壁垒的是前列腺素系列产品。这类药物的传统合成需要17步反应——17道工序，每一步都是成本、废料和出错的机会。张绪穆团队用自己发明的"张烯炔环异构化反应"将其缩短至6步，直接砍掉了三分之二的步骤。相关专利估值4000万，已经与合作方成立了合资公司珠海前列药业。前列腺素的终端市场规模约400亿，其中用于医美领域的比马前列素，极小的量就价值不菲。

"我们不是做新药的，不用烧十年钱等临床批件。"张绪穆反复强调这一点，"我们做的是创新原料药和创新中间体，一出来就有订单、有现金流。"

65岁的赛跑

2026年的6月，张绪穆出现在广州生物岛一场中欧校友创业大赛的决赛舞台上。台下坐着几十家投资机构的合伙人。他亲自上阵，语速飞快地讲完了五个板块，末尾亮出融资方案：天使轮已经完成近2000万，本轮融资8000万，已锁定4000万，还有4000万余额待募。

广发乾和投资 董事长 何宽华（右）

深圳格林凯特 董事长 张绪穆（左）

最终，格林凯特获得路演季军。

有评委问他："您已经是杰出的科学家了，是什么让您继续把公司做下去？"

他的回答没有太多修饰："情怀的基础是你能赚到钱。"停了一秒，又补了一句，"我是30年磨一剑，做出全世界最高的转化数，1300万次。这种催化剂不但能支撑百吨级，还能支撑千吨级、万吨级、十万吨级。你说我不把它变成生产力，那我磨这把剑干什么？"

格林凯特已经拿到了实际订单，找到了合作客户，正在推进多个品种的百吨级生产。但张绪穆的账是这么算的：中国中间体和原料药行业规模1.4万亿，而且是美国对华加征关税时罕见的零税率品类——因为全世界80多亿人吃的药，离不开中国的原料药供应。这是真正的"稀土级"战略资源。如果他的平台技术能在这个万亿赛道上切走哪怕1%的利润增量，那也是百亿级的生意。

尾声：催化剂

化学家喜欢用"催化剂"这个词。催化剂不参与反应本身，但它决定了反应能不能发生、往哪个方向走、速度有多快。张绪穆花了三十年研究催化剂的分子结构，到了人生的第四个十年，他想把自己也变成一种催化剂——插在中国制药产业链的关键节点上，不拥有工厂，不生产成药，但用配方和工艺路线驱动整个行业的化学反应。

65岁，大多数科学家已经在写回忆录。张绪穆还在跑融资、见客户、盯中试车间的数据。他的日程表上密密麻麻写着各种品种的放大进度、各家药厂的合作谈判节点。

"中国老百姓吃的药，能不能更便宜、质量更高、还绿色环保？"他把这个问题翻来覆去地问，像三十年前在斯坦福的实验室里翻来覆去地试催化剂的配比一样。

只不过这一次，反应釜换成了整个中国的制药版图。而他手里那把磨了三十年的分子手术刀，终于要在最大的手术台上切下去了。

至于能不能切出一个千亿级的公司，张绪穆自己大概也没有百分之百的把握。但他显然不打算等答案自己浮出来。

"我们正处在爆发的前夜。"他说。

粤港澳大湾区从来不缺野心勃勃的创业者，但一个65岁的斯坦福博士、手握全球不对称氢化领域最高科研贡献度的化学家，押上自己人生最后一段加速度来赌一个平台型公司的未来——这样的故事，即使在全球，也并不多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