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陈秉安《逃港》；《揭秘陈独秀之女陈子美的悲惨命运》；百度百科"陈子美"词条；凤凰网《陈独秀之女的坎坷人生》；《世界日报》1997年驻纽约报道；中华海外联谊会相关记录；抵垒政策及即捕即解政策维基百科词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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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0年秋天的一个夜里，广州珠江口大鹏湾的岸边，月亮被云层压住，海面漆黑。
一个年近六旬的女人，把五个装食油的空铁皮桶，一个接一个用麻绳绑在自己腰上，又把小儿子的手扯过来，把两人的手腕用另一根绳子系在一起，怕在海里失散。
她低头检查了一遍绳结，没有松动，就抬起脚，走向水边。
她叫陈子美，1912年生，是陈独秀与第二任妻子高君曼所生的小女儿，乳名喜子。
五个铁皮桶，这是她为自己和孩子准备的全部救生设备。
她不会游泳，小儿子会一点，但那片海太宽、太深，浪头随时能把人打翻。
她知道这些风险，也清楚留在广州等着的是什么——继续被人押上台，挂木牌，帽子压到眉毛上，嘴里被塞着认罪的词，旁边是几十张喊口号的脸。
她在看守所里关了一年多，出来之后仍然戴着帽子，丈夫李焕照为了自保已经跟她离了婚，连街坊邻居见了她都绕开走。
她五十几岁，一无所有，走投无路。
这一步跨下去，要么到香港，要么死在海里。她想了很长时间，最后绑上油桶，牵着孩子的手，跳了下去。
在黑暗的海面上，她漂了将近十个小时。天亮之后，她爬上了香港的岸边。
可她刚直起身子，就看见了一个香港警察正站在不远处，打量着她。
那一刻，她以为一切又要结束了。
【一】这个父亲，给了她什么
陈独秀这个名字，在中国近代史上的争议之大，至今无出其右。
他1879年生于安徽怀宁，字仲甫。
1915年创办《新青年》杂志，打出"德先生""赛先生"两面旗，把民主和科学这两个概念带到了中国知识界的讨论中心。
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他的名字几乎等同于那个时代的文化旗帜，无数青年学生把他的文章抄写在宿舍墙上、夹进日记本里。
1920年，他在上海秘密筹建党的发起组织，翌年7月中共一大召开，他被缺席推选为中央局书记，由此成为党的初期领导核心人物。
1922年、1923年的第二、三次代表大会，他先后以委员长身份主持工作；第四、五次代表大会，他担任总书记，是公认的党的最主要负责人。
但政治这东西，从来不跟功劳成比例。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事变，国共关系破裂，大革命失败。
共产国际把责任归结到陈独秀头上，认定他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
当年八七会议，他被撤销总书记职务，离开了中央领导岗位。
离开之后，他没有沉默，转而接触托洛茨基主义的观点，1929年因在中东路事件上公开发表与中央不同的意见，被开除出党。
1931年，他出席各托派小组织统一大会，被推举为中国托派组织的中央书记，与苏联共产国际的路线彻底割裂。
1932年10月，他在上海被国民政府逮捕，以"以文字为叛国宣传"的罪名判刑，关押在南京监狱。
在狱中，他写字、看书、做学问，继续完成《小学识字教本》的撰写工作。
1937年抗战爆发后，他提前获释出狱，此后辗转武汉、重庆，最终在好友邓仲纯的劝说下，于1938年8月移居四川江津。
国民政府曾邀请他出任劳动部长，他一口回绝；蒋介石出资让他另立新党，他拒绝；托派邀他重整组织，他也拒绝；胡适邀他去美国写自传，他还是拒绝。
所有人向他伸出的手，都被他推开，他只待在江津鹤山坪那间石墙院子里，继续写他的文字学著作，穷困潦倒，有时无米下锅。
1942年5月27日夜里九点四十分，陈独秀在江津病逝，终年六十三岁。
他最后编写的那本书，末页停在"抛"字，就再没有往下写了。
这就是陈子美的父亲。一个开了时代的人，也被时代抛弃的人。
陈独秀本有四个女儿，另外三个一个早夭，一个在花样年华时去世，只有陈子美，也是他最小的女儿，熬下来活到了成年。
关于她的童年，陈子美晚年曾提过一些片段：书房是父亲的禁地，没有父亲点头，哥哥姐姐谁都不敢进去，唯独她可以随意出入，父亲书桌最下层的抽屉里，常年备着花生糖和芝麻饼，是专门为她放的。
父亲伏案工作，她坐在旁边吃东西，有时父亲忘了她，她也忘了父亲。
这是她与父亲之间最完整的一段温暖记忆。
可这样的日子，她只有到十三岁之前才有。
1925年，陈独秀与高君曼感情破裂，协议分居。
高君曼带着陈子美和弟弟陈鹤年离开上海，回到南京的旧宅——说是旧宅，其实是间破草屋。
陈独秀每月托人送来三十元生活费，但三个人吃饭、交学费、给母亲看病，三十块不够用。
姐弟俩不得不半工半读，进了职业学校。
陈子美先学收发电报技术，后来改学妇产科，白天上课，下午去印刷厂打杂，晚上回来还得照顾弟弟和母亲。
1931年，高君曼因病无钱医治，去世。
那一年，陈子美才十九岁。父亲在狱里，母亲没了，弟弟还小，家里能撑的人，只有她。
她扛下来了。
但从那时起，这个家就只剩她一个人。
陈独秀的两个儿子，长子陈延年1927年在上海被杀，次子陈乔年1928年在上海被杀，死时一个二十八岁，一个二十六岁。
他们是革命烈士，是被记入史册的名字。
而陈子美，只是活下来的那个，在历史档案里几乎找不到存在的痕迹，直到1997年，她以一种极其意外的方式重新出现在人们视野里。
【二】两段婚姻，一场接一场的败局
母亲去世之后，陈子美一边工作，一边照顾弟弟，偶尔接到父亲托人带来的一点资助，勉强维持生计。
弟弟陈鹤年后来北上读书，走上了另一条路，姐弟二人此后渐渐失去了联系。陈子美成了真正意义上的独自一人。
她那时还年轻，渴望有个依靠。
这种渴望，把她带进了一段糟糕透顶的婚姻。
张国祥，比她大十岁，在南京的银行和供销社有份稳定的差事，穿西装，说话有腔调，外形不错。
他主动追她，说的话也好听，没有提她父亲是谁，只说喜欢她这个人。
在那个"陈独秀之女"这个身份随时可能带来麻烦的年代，这句话在陈子美听来格外珍贵。
1932年10月，陈独秀在上海被捕，押往南京监狱。
那时张国祥与陈子美已经确定关系、准备成婚，张国祥托关系打通了狱卒，让陈子美得以进监狱探视父亲。
这一举动大大加深了陈子美对他的信任。
探视时，她把婚事告诉了父亲。
陈独秀听完，面色不好看，说了一句话："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父女在狱中吵了起来，陈子美和张国祥转身就走。
这是她最后一次见到父亲。父女之间的那道裂痕，就此没有机会修补。
婚后的头几年，日子还算平稳。
1936年，陈子美怀着第三个孩子——二女儿张树德——临盆在即，张国祥忽然从外面带回来一个女人，说是自己的"表妹"，过来帮忙照顾陈子美坐月子。
这个女人带着一个小女孩，言行举止透着一股奇怪的熟络感，陈子美心里隐约觉得不对，却又没找出确切的破绽，就这么忍着没说什么。
过了一段时间，这个"表妹"的真实身份兜不住了——她姓蔡，是张国祥的结发妻子，带来的那个小女孩，是她和张国祥生的亲生女儿。
张国祥早在和陈子美交往之前，就已经是有妇之夫，这件事他一直瞒着。
陈子美的反应是：闹着要离婚。
张国祥认了错，把蔡氏送走，并与蔡氏办理了离婚手续。
但离婚不等于断了关系，他每个月还是偷偷从家里的钱里拿出一部分给蔡氏母女当生活费，这让原本就拮据的家庭愈发入不敷出。
1937年，全面抗战爆发，陈子美和张国祥带着二子三女，一路逃难到重庆。
1938年，她得知父亲陈独秀也带着第三任妻子潘兰珍到了江津——距重庆不远。
她想去看望，张国祥不让：他还记着当年父亲当着女儿的面说那句"年幼无知，后果不堪设想"，一直耿耿于怀，死活不许妻子过去。
父女就这样，近在眼前，却没能见上一面。
1939年5月，日军对重庆实施大规模轰炸。
有一天，张国祥带着三女儿张树范在街上，空袭警报响起，他一个人钻进防空洞，把年幼的女儿扔在了外面。
炸弹落完，他出来，女儿没了踪影，此后再也没有找回来。
这件事，彻底断掉了陈子美对这段婚姻剩余的那点念想。
轰炸之后，全家又辗转逃到香港，后来回到上海。
夫妻二人的关系名存实亡，终于在1945年正式离婚。
张国祥离婚之后，一分赡养费都没给。
陈子美带着几个孩子，上海物价飞涨，根本养不活。
她把最小的女儿送给了一对没有子女的人家收养，带着剩下的孩子回南京，重新过上了小时候那种穷苦日子。
为了维持生计，她在一家医院找到了助产士的工作，把多年学来的妇产科知识当饭碗。
就在这段时间，她认识了李焕照。
李焕照性格温吞，话少，心思实在，在上海一家单位工作。
两人婚后生了两个儿子。
新中国成立之后，陈子美和李焕照迁居广州，她在居委会的安排下做了一名教师，日子虽然不宽裕，总算是稳当的。
她在家里从来不提外公是谁。
1956年，二女儿张树德考取山东大学，来向母亲道别时，陈子美才第一次把陈独秀的照片拿给女儿看。
而张树德当年填履历表，在"社会关系"一栏里不知怎么写，去问父亲张国祥，张国祥才不得不告诉她：你外公，就是历史书上讲的那个陈独秀。
这个秘密，在这家人中间藏了整整二十多年。
【三】广州，看守所，和那顶越来越重的帽子
这段平静，维持到1966年就结束了。
特殊时期开始的那年，广州跟全国其他地方一样，各种批斗运动铺天盖地席卷而来。
陈子美的身份，在这个节骨眼上成了压死骆驼的稻草——"陈独秀之女"，"右倾机会主义路线的后代"，这两顶帽子扣下来，什么工作都没有了，什么身份都没有了。
她很快被人检举揭发，随即被捕，关进了广州当地的看守所，理由是"反革命家属"。
在里面待了一年多，出来之后，帽子还在头上，"右派"的标签没有取消。
批斗会三不五时就有，每次她被押上台，台下是几十上百张陌生的脸，喊着口号，手指戳着她。
这还只是她自己遭遇的一部分。
她与前夫张国祥生的长子张肇山，当年参军之后被保送到南京航空学院读书，后来被人陷害，屈死于狱中，死时才二十多岁。
这件事，陈子美在广州被批斗的日子里得知，根本没有办法，连去哭一哭的权利都没有。
丈夫李焕照这时候做了一个让人寒心的选择。
他对外声称要划清界限，向相关单位提交了离婚申请，以此来保护自己。
陈子美没有拦他，也没有哭闹，把行李收了收，带着与李焕照所生的小儿子，搬了出去。
她五十几岁，没有工作，没有收入，没有家，头顶着一顶随时可以把她压垮的政治帽子，在广州连落脚的地方都快没了。
身边的人见了她都绕开走，原来的熟人也断了往来。
广州离香港一水之隔，那边的消息偶尔会传过来，说有人游过去了，说有人绑着木板漂过去了，说也有人淹死在半路上了。
她把这些消息一条条记在心里。
特殊时期以来，从广东沿海偷渡香港的人，远不是个例。
自1950年代起，每一次大陆政治运动的高峰期过后，沿海一带就会出现一批往香港方向游的人。
到1960年代末、1970年代初，这股浪潮已经积累成规模，尤其是广州周边的年轻人和各类被打倒的人，很多人把大鹏湾当成最后一条路。
游泳厉害的试着游过去，不会游泳的想别的办法，木板、竹竿、充气的轮胎内胆、甚至捆成一排的汽油桶，什么能浮起来就用什么。
陈子美想到了油桶。
她找来五个装食油用过的空铁皮桶，用布袋和麻绳把它们捆扎结实，再绑到自己身上。
她不会游泳，这是事实，但铁桶会浮，这也是事实，只要桶不进水，人就不会沉下去。
方向控制不了，落点控制不了，但起码能活着漂到对岸。
她还带着小儿子，两个人把手腕拴在一起，以防在水里走散。
出发之前，她还做了一件事，把父亲留下来的几件首饰缝进了衣服里——那是她身上仅剩的值钱东西，带到香港还能换点钱。
1970年9月，某个没有月亮的夜晚，陈子美带着小儿子，来到了大鹏湾边。
【四】大鹏湾，黑夜，九个小时
大鹏湾的夜里，海风带着盐味，浪声一阵一阵地涌上来。
陈子美站在岸边，把五个铁皮桶的绑带又拽紧了一遍。五个桶分布在腰腹和背部，绳子勒进皮肉，但勒紧了才安全。
小儿子站在她旁边，身上也绑着，两人的手腕用另一根绳子系着。
她低头看了眼黑沉沉的海面，水里什么都看不见，脚底下的沙是湿的，一浪过来，凉意漫上脚背。
她迈进去，水立刻冰冷地裹住她的身体。
油桶的浮力把她托起来，人没有沉，这是好的。
但海浪比站在岸上看着的要大得多，每一个浪头打过来，都会把人整个顶起来再砸下去，方向完全不由自己控制。
她手抓着绑绳，脚乱踩了几下，踩不着底，就放弃踩了，整个人交给铁桶，让水把她推着走。
夜里漂行，周围什么都看不见。
海是黑的，天也是黑的，有时候浪声特别大，有时候又安静下来，只剩海水拍打铁皮桶的声音。
她偶尔扭头确认小儿子还在旁边，能看到一个模糊的轮廓，就接着漂。
海水不断打在脸上，盐分刺进眼睛和嘴里。浪头来的时候，整张脸都被没进水里，呛出来之后还要继续保持不翻身——
翻过去就危险了，铁桶束缚着手脚，翻过去很难再翻回来。
她在水里保持着一种固定的姿态，后背托着桶，脸朝上，任由海浪把她往前推。
就这样，一个小时、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到了后半夜，她的手脚已经麻了。
铁皮桶的边缘把腰上的皮磨破，海水泡进伤口，麻木和灼烧感交替着来。
她没法控制方向，也不知道自己漂到了哪里，香港在东南方向，只能靠洋流和风向来判断大概的位置。
她不知道自己漂得对不对，只知道铁桶还浮着，儿子还在旁边，就接着往前漂。
天开始慢慢亮。
海面上逐渐能看清颜色，从黑变成深灰，再变成浅灰。
她扭过头，看见了远处的陆地轮廓，还说不清那是哪里，但有陆地，就往那里漂。
又过了一段时间，脚触到了海底的沙，她愣了一下，用力踩了踩，沙是实的。
她就这样半爬半蹚地往岸上挪，儿子也跟着她，两人最后把自己拖上了岸边。
沙滩上是湿的，她整个人倒下去，脸贴着沙，浑身湿透，手抖，腿也抖。
九个多小时。她漂了九个多小时。
她偏过头看了眼儿子，儿子也倒在旁边，喘着气，浑身是海水，但活着。
正当她慢慢回过神来，想着要爬起来找个地方躲一躲，抬头的那一刻，她看见了一个人影。
制服，帽子，香港警察，就站在岸边不远处，正在看着她。
那一瞬间，她已经发紫的嘴唇停了下来，身体绷紧了。
九个多小时，她从广州漂到这里，刚踩上这片土地——结果第一眼就对上了一个穿制服的人。
多年的生活早就让她对任何制服都有了条件反射式的戒备，看守所的门、批斗台上的人、逼她低头的那些脸，都穿着制服。
她不知道这个警察要做什么，更不知道自己下一步会被怎么处置。
被遣返意味着什么，她不是没想过。
而就在这个时候，所有人都没有料到，这名警察接下来的举动，让陈子美完全没有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