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梦麟回忆7：美国华侨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都很老实可靠

美国华埠

在我四年大学时期里，约有5万华侨集中在西海岸的各城市，包括萨克拉孟多、旧金山、屋、圣多谢、洛杉矶等，另外还有零星的小群华侨和个人散布在较小的城镇和乡村。华侨集中的区域就叫唐人街或中国城，也称华埠。旧金山的华埠是美洲各城中最大的一个，共有华侨2万余人。主要的街道原来叫杜邦街，后来改称葛兰德路，究竟为什么改，我不知道。葛兰德路很繁华。东方古董铺，普通称为"杂碎馆"的中国饭馆，算命测字的摊子，假借俱乐部名义的赌场，供奉中国神佛的庙宇等等，吸引了无数的游客和寻欢作乐的人。有一个年轻美丽的美国人告诉我，她曾在一家东方古董铺中看到一件非常稀奇的东西﹣﹣尊坐在一朵莲花座上的大佛；她还在一家中国饭馆吃过鸟巢（燕窝）、鱼翅和杂碎。她对这一切感到新奇万分，说得手舞足蹈。她的妹妹们都睁着眼睛，张着嘴巴听她。"真的啊？"她的老祖母从眼镜上面望着她，两只手则仍旧不停地织着毛线。

"你用筷子怎么喝汤呢？"一位小妹妹满腹狐疑地问。

"正像你用麦管吸汽水一样吸汤呀，小妹妹。"我代为回答，引得大家大笑。

也有许多华侨开洗衣店。他们一天到晚忙着浆洗衣服，常常忙到深夜。许多美国家庭喜欢把衣服送到中国洗衣店洗，因为手洗不像机器那样容易损坏衣服。这些来自"天朝"的子孙，节衣缩食省下有限的一点钱，把省下的钱在袋里藏在床下。但是他们却慷慨地捐钱孙中山先生的革命运动，或者把钱寄回广东，扶养他们的家人或亲戚，同时使他们的故乡变为富足。

广东是中国最富的省份，一方面是广东人在香港以及其他地方经商发财的关系，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各地华侨把积蓄汇回广东的缘故。华侨遍布于马来亚、印度尼西亚、菲律宾及南美、北美各地。各地的华侨多半是从广东或福建来的。

上千万的华侨生活在外国，他们在外国辛勤工作从不剥削别人，相反地，他们的劳力却常常受到剥削。他们除父母所赐的血肉之躯外，别无资本。他们像一群蜜蜂，辛勤工作，节衣缩食，忍气吞声，把花蜜从遥远的花朵送到在中国的蜂房。他得不到任何政治力量的支持，他们也没有携带枪炮到外国来。他们帮着居留地的人民筑路、开矿、种植树木，以一天辛劳的工作换回几个美金或先令。不错，有些人，尤其是在新加坡和印度尼西亚，的确发了财，住着皇宫样的大厦和别墅，生活得像印度的土大王，另一些人也跻入中产阶级，买田置产，但是富有的和小康的究竟还是少数。大多数的华侨必须辛勤工作，而且只有辛勤工作才能糊口或稍有积蓄。

在美国的华侨，没有很富的，也没有很穷的。多数都是老实可靠，辛勤工作的人。几乎所有的人都寄一点钱回广东。他们的生活方式主要是中国式的。你如果乘一只船沿萨克拉孟多江航行，你可以看到两岸散布着一些华侨城镇和村落，店铺门前挂着大字书写的中文招牌如"长途粮食"、"道地药材"等类。你可能以为自己是在沿着长江或运河航行呢。

有一天，我曾经在萨克拉孟多江沿岸的一处中国城上岸，拜访一位芦笋园的主人。这位主人叫丁山，是孙中山先生的朋友，他拿鲜嫩的芦笋招待我，非常肥美多汁，后来一吃到芦笋，我总要想起他。他还有一间制造芦笋的罐头厂，所制的罐头借用美国商标出售。因此我常常想，美国的某些芦笋罐头，可能就是华侨种植和装罐的。他赚钱的办法的确好，而且很巧妙。他为工人开设了许多娱乐场所，他说，工人们辛苦了一天，必须有散散心的地方；如果他不开办娱乐场所，工人们就会找到他的邻居所开的娱乐场所去。他的用意是"肥水不流外人田"。结果到他娱乐场所来玩的人，都贡献了一点"肥水"，他的财产也就愈来愈多了。

在美国以及世界各地的华侨，真不愧为炎黄裔胄。男子留着辫子，女人甚至还缠足。在旧金山的华侨街头，可以发现卖卦算命的摊子。有一位算命先生告诉一位来算命的白人说："好运道，快快的，大发财。"旁边一位黑人也想算算命，算命先生把同样的话重复一遍，黑人大为得意。如果这位算命先生说到此地为止，自然太平无事，但是他偏偏要画蛇添足，对黑人说："快快地，不再黑，像他﹣-"同时用手指着那位白人。黑人气得一脚踢翻算命摊子，阿谀过分成为侮辱，此即一例。

华侨还有许多杂货店，出售咸鱼、鳗鲞、蛇肉、酱油、鱼翅、燕窝、干鲍以及其他从广州或香港运到美国的货色。有一次，我到一家杂货铺想买一些东西。但是我的广东话太蹩脚，没法使店员明白我要买的东西，只好拿一张纸把它写下来。旁边站着一位老太婆只晓得中国有许多不同的方言，却不晓得中国只有一种共同的文字，看了我写的文字大为惊奇，她问店里的人：这位唐人既然不能讲唐话（她指广东话），为什么他能写唐字呢？许多好奇的人围住我看，有一位稍稍懂点普通话的人问道："你到广州省城去过没有？"我回答说："没有。""那么你过去在那里买东西呢？""上海。"我笑着夹起一瓶酱油和一包货物走了。

唐人街的学校仍旧保持旧式的课程。学生们要高声朗诵古书，和我小时候的情形一模一样。离唐人街不远的美国学校对它们毫无影响。

这是辛亥革命以前的情形。革命以后，唐人街开始起了变化，因为中国本身也在变化，而且是急遽的变化，短短几年之内，算命卖卦的不见了。辫子的数目也迅速减少，终至完全绝迹。青年女子停止缠足，学校制度改革了，采用了新式的课程；送到附近美国学校上学的孩子逐渐增加。唐人街虽然想抗拒美国邻居的影响，但是祖国有了改革，而且在生活方式上有了改变以后，这些忠贞的炎黄裔胄也终于亦步亦趋了。

纽约生活

时间一年一年的过去，我的知识学问随之增长，同时自信心也加强了。民国元年，即1912年，我以教育为主科，历史与哲学为两附科，毕业于加大教育学系，并承学校赠给名誉奖，旋赴纽约入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续学。

我在哥大学到如何以科学方法应用于社会现象，而且体会到科学研究的精神。我在哥大遇到许多诲人不倦的教授，我从他们得到许多启示，他们的教导更使我终生铭感。我想在这里特别提一笔其中一位后来与北京大学发生密切关系的教授。他就是约翰·杜威博士（ Dr . John Dewey ,1859~1952)。他是胡适博士和我在哥伦比亚大学的业师，后来又曾在北京大学担任过两年的客座教授。他的著作、演讲以及在华期间与我国思想界的交往，曾经对我国的教育理论与实践发生重大的影响。他的实验哲学与中国人讲求实际的心理不谋而合。但是他警告我们说："一件事若过于注重实用，就反为不切实用。"

我不预备详谈在哥大的那几年生活，总之，在那几年里获益很大。我对美国生活和美国语言已感习惯，而且可以随时随地从所接触的事物汲取知识而无事倍功半之苦。

纽约给我印象较深的事物是它的摩天大楼，川流不息的地道车和高架电车，高楼屋顶上的炫目的霓虹灯广告；剧场、影院、夜总会、旅馆、饭店；出售高贵商品的第五街，生活浪漫不拘的格林威治村，东区的贫民窟等等。

在社会生活方面，新英格兰人、爱尔兰人、波兰人、意大利人、希腊人、犹太人等各族杂处，和睦如邻，此外还有几千名华侨聚居在唐人街附近。当时在这个大都会里的中国菜馆就有五百家之多。纽约市密集的人口中龙蛇混杂，包括政客、流氓、学者、艺术家、工业家、金融巨子、百万富翁、贫民窟的贫民以及各色人等，但是基本上这些人都是美国的产物。有人说："你一走进纽约，就等于离开了美国。"事实上大谬不然。只有美国这样的国家才能产生这样高度工业化的大都市，也只有美国才能出现这种兼容并蓄的大熔炉。种族摩擦的事可说绝无仅有。一个人只要不太逾越法律的范围，就可以在纽约为所欲为。只要他不太违背习俗，谁也不会干涉他的私人行动。只要能够找到听众，谁都可以评论古今，臧否时政。

法律范围之内的自由，理智领域之内的思想自由和言论自由在纽约发挥得淋漓尽致，大规模的工商业，国际性的银行业务，发明、机械和资源的极度利用，处处显示美国主义的精神和实例。在纽约，我们可以发现整个美国主义的缩影。我们很可能为这个缩影的炫目的外表所迷惑而忽视美国主义的正常状态，这种正常状态在美国其余各地都显而易见。

暑假里我常常到纽约州东北部的阿地隆台克山区去避暑。有一年暑假，我和几位中国朋友到彩虹湖去，在湖中丛山中的一个小岛上露营。白天时我们就到附近的小湖去划船垂钓。钓鱼的成绩很不错，常常满载而归，而且包括10斤以上的梭鱼。我们露营的小岛上，到处是又肥又大的青蛙，我幼时在我们乡下就曾学会捉蛙，想不到到了美国之后居然有机会大显身手。一根钓竿，一根细绳，一枚用大小适当的针屈曲而成的钓钩，再加一块红布就是钓蛙的全副道具了。这些临时装备成绩惊人，我们常常在一小时之内就捉到二十多只青蛙，足够我们大嚼两餐。彩虹湖附近的居民从未吃过田鸡，他们很佩服我们的捉蛙技术，但是他们的心里一定在想："这些野蛮的中国人真古怪！"

晚上我们常常参加附近居民的仓中舞会，随着主人弹奏的提琴曲子婆娑起舞。我还依稀记得他们所唱的一支歌，大意是：

所有的户枢都长了锈，

门窗也都歪斜倾倒，

屋顶遮不住日晒雨漏，

我的唯一的朋友，

是灌木丛后面的，

一只黄色的小狗。

这支歌反映山区孤村生活的孤独和寂寞，但是对城市居民而言，它却刻画了一种宁静迷人的生活。

我们有时也深入到枝叶蔽天的原始森林里。山径两旁的杜松发散着芬芳的气息。我们采撷了这些芳香的常绿枝叶来装枕头，把大自然带回锦衾之中，阵阵发散的芳香更使我们的梦乡充满了温馨。

有时我们也会在浓密的树林中迷途。那时我们就只好循着火车汽笛的声音，找到铁路轨道以后才能回来。经过几次教训以后，我们进森林时就带指南针了。

在乡下住了一段时间之后，重新回到城市，的确另有一番愉悦之感。从乡村回到城市，城市会显得特别清新可喜；从城市到了乡村，乡村却又显得特别迷人。原因就是环境的改变和鲜明的对照。外国人到中国时，常常迷恋于悠闲的中国生活和它的湖光山色；而中国人到了异国时却又常常留恋外国的都市生活。因此我们常常发现许多欧美人士对中的东西比中国人自己更喜爱。在另一方面，也有许多中国人对欧美的东西比西洋人自己更喜爱。这就是环境改换和先后对照的关系，改换和对照可以破除单调而使心神清新，但是事物的本身价值并不因心理状态的改变而有所不同。

我在纽约求学的一段时期里，中日关系突起变化，以致两国以后势成水火。日本经过约50年的维新之后，于1894年一击而败中国，声威渐震。中国人以德报怨，并未因战败而怀恨在心。这次战衅反而意外地引起中国人对日本的钦仰和感激﹣-钦仰日本在短短50年内所完成的重大革新，感激日本唤醒中国对自己前途的乐观。甲午之战可说燃起了中国人心中的希望。战后一段时期中国曾力求追随日本而发奋图强。

每年到日本留学的学生数以千计。中国在军事、警务、教育各方面都采取了新制度，而由留日返国的学生主其事。中国开始从日本发现西方文明的重要。日俄战争更使中国的革新运动获得新动力﹣﹣日本已成为中国人心中的偶像了。

中国通过她的东邻逐渐吸收了西方文明，但是中国不久发现，日本值得效法的东西还是从欧美学习而来的。更巧的是美国退还了八国联军之后的庚子赔款，中国利用庚款选派了更多的留美学生。在过去，中国学生也有以官费或自费到欧美留学的，但是人数很少，现在从西洋回国的留学生人数逐渐增加，而且开始掌握政府、工商业以及教育界的若干重要位置。传教士，尤其是美国的传教士，通过教会学校帮助中国教育了年轻的一代。

因此，中国与日本的文化关系开始逐渐疏远，中国人心目中的日本偶像也渐行萎缩，但是日本人却并未意识到这种转变。

日本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机会，在民国四年即1915年突然向袁世凯政府提出著名的二十一条要求，如果中国接受这些要求，势将成为日本的保护国。日本之所以突然提出二十一条，是因为西方列强在战事进行中自顾不暇，同时帝俄军事力量急剧衰退，以致远东均势破坏。中国既受东邻日本的逼迫，乃不得不求助于西方国家，中日两国从此分道扬镳，此后数十年间的国际政治也因而改观。如果日本具有远大的眼光，能在中国的苦难时期协助中国，那末中日两国也许一直和睦相处，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情形也就完全不同了。

驻华盛顿的中国大使馆经政府授意把二十一条要求的内容泄漏了，那时我正在纽约读书。这消息使西方各国首都大为震惊。抵制日货运动像野火一样在中国各地迅速蔓延以示抗议，但是日本军舰已经结集在中国的重要口岸，同时日本在南满和山东的军队也已经动员。民国四年即1915年5月7日，也就是日本提出二十一条要求之后四个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最后通牒，袁世凯终于在两天之后接受二十一条要求。

后来情势演变，这些要求终于化为乌有，但是中国对日本的钦慕和感激却由此转变为恐惧和猜疑。从此以后，不论日本说什么，中国总是满腹怀疑，不敢置信；不论日本做什么，中国总是怀着恐惧的心情加以警戒。日本越表示亲善，中国越觉得她居心叵测。

我们的东邻质问我们："你们为什么不像我们爱你们一样地爱我们？"我们回答说："你们正在用刺刀谈恋爱，我们又怎么能爱你们？"

九一八事变前几年，一位日本将官有一天问我："中国为什么要挑拨西方列强与日本作对？"

"为保持均势，以免中国被你们并吞。"我很坦白地回答。

"日本并吞中国！我们怎么会呢？这简直是笑话。"

"一点也不笑话，将军。上次大战时列强自顾不暇，日本不是曾经乘机向中国提出二十一条要求吗？如果这些要求条条实现。日本不是就可以鲸吞中国吗？"

"哦，哦﹣-?"这位将军像是吃惊不小的样子。

"一点不错。"我直截了当的回答。

蒋梦麟，原名梦熊，字兆贤，号孟邻，浙江余姚人，中国近现代教育家，景星学社社员。1886年1月20日生于浙江余姚。曾参加科举考试并中秀才，1912年于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教育学本科毕业，随后赴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研究院，师从杜威，并获得哲学及教育学博士学位。曾任国民政府第一任教育部长、行政院秘书长，也是北京大学历史上任职时间最长的校长。1949年随国民党政权去台湾。蒋梦麟一生致力于教育工作，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他致力于“整饬纪律，发展群治，以补本校之不足”。在教育主张上，蒋梦麟认为教育的长远之计在于“取中国之国粹，调和世界近世之精神：定标准，立问题”，以培养“科学之精神”“社会之自觉”为目标。主要著作包括自传体作品《西潮》《新潮》《谈学问》《中国教育原则之研究》等。1964年6月19日因病逝于台湾台北，终年78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