植物书写｜走向后人类时代的植物批评

植物学是生物学的分支，属于自然科学。不过，植物学研究从古希腊至当下，已然发生了从自然科学向人文社会科学的深层转向。

“植物学之父”、古希腊生物学家提奥弗拉斯特是亚里士多德的弟子，他的《植物志》和《植物成因》被认为是存世最早的植物研究作品。提奥弗拉斯特主要以分类方法研究植物的自然属性，但已关注到植物的农业用途、药用价值及哲学意义。到了18世纪，生物学家卡尔·林奈在《植物学基础》和《植物属志》中，通过比较大量标本，建立起标准化的分类体系，将分类学与资源保护相结合，为现代生物学的发展奠定了方法论意义上的基础。

20世纪中后期，伴随环境危机与后结构主义兴起，植物学研究开始突破实证框架，关注植物的社会文化意义。尤其在“新物质主义”思潮影响下，植物学侧重探讨植物与动物、人类的跨物种关系。21世纪文学研究中的植物批评，与生态、性别、历史、民族等多学科交叉融合，一方面关注文学中的植物和地理学、人类学等相关学科的关系，另一方面也侧重植物和感官、情感等人类体验的关联。

生态与人类学

美国生态批评理论家斯科特·斯洛维克近年来一直致力于植物与生态相关议题研究，他主要关注人与植物的互动，尤其是主体和他者间的辩证关系。他通过反思近年来生态环境的不断变化，提出“植物批评研究”概念，并提出有关“植物批评”的重要术语，如亲属关系、主体性、他者性、生态系统、栖息地等。

斯洛维克将植物批评视为跨学科研究，是历史、地理、植物学、经济学、文学等多领域关于人类世界与植物世界关系的综合性认识。他用一个形象的比喻指出了生态批评者的双重身份，即“抱树人”（tree-huggers）和“树木思考者”（tree-thinkers）。植物批评者既对树木和自然无限热爱，也同时愿意探索植物的符号象征、文化内涵和心理意义。这一思考也被延伸至人类学领域，用以观察生态、环境和人类的精神生活，指向对文艺复兴以来“人类中心主义”的怀疑与反思。

英国植物学家戴维·比尔林的《植物知道地球的奥秘》将植物置于世界的中心，讨论植物在碳循环中发挥的作用，以及如何参与生物进化。加拿大人类学家爱德华多·科恩的《森林如何思考》则主要考察亚马逊雨林中鲁纳人的生活习俗，从符号学意义上研究植物的表意能力。在这些研究者眼中，森林成为由人类、植物、动物构成的符号互动网络，植物成为意义生成的主体，而非仅仅是人类的资源。

人类学意义上对植物主体性和能动性的重构，是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尝试性解构，研究者们试图以亲近植物与自然的方式，解决当代人的精神问题。这类尝试在诸如《忧郁的热带》《瓜亚基印第安人编年史》《末日松茸》等民族志研究中多有体现。在文学创作方面，迟子建的东北风景书写、刘亮程的新疆边地景观、李娟的“阿勒泰”系列散文，都备受读者关注，成为纯文学中颇为亮眼的风格类型。这从侧面反映出，当下读者，尤其是青年，期待通过自然的滋养解决身体和精神的“内耗”。

地方、情感与女性

近年来，生态批评领域中的专业化批评逐渐显现，如地理批评、动物批评等，成为环境科学与人文学科交叉的新兴研究领域。这些批评话语中诞生的新概念，也为植物批评提供了更多可能。

英国文化理论家雷蒙·威廉斯在《乡村与城市》中，将文学写作中的森林、植物等关于乡村的“绿色的语言”视为承载集体情感结构的文化符号，即一种逃离城市的安宁的怀旧之地，折射出工业文明下城乡情感和社会关系的分裂。

人文地理学研究十分重视人与自然的关系，这种意义上的“自然”可以细化为景观、景物乃至植物。美籍华裔地理学家段义孚在《恋地情结》中就列举了中国山水画中的植物符号的象征意义与情感结构。美国学者罗伯特·塔利在《空间性》《处所意识》等著作中，将风景视为多重情感的凝结，进而成为“处所意识”的载体，承载着地理绘图的情感意义。

女性与自然的天然接近让植物批评成为女性文学研究的重要方法。美国学者苏珊·格里芬在《女人与自然》中讨论了女性的地位，女性虽如植物一般沉默不语，但却能与自然天然相连，并能够相互联结、相伴而生。加拿大学者安·希黛儿的《花神的女儿》聚焦博物学史上的女性科学家，试图重新梳理女性与自然、知识、艺术的关系，探讨女性如何通过植物表达自我。近年来对女性与植物关系的讨论，随着韩国作家韩江获得诺贝尔文学奖而逐渐升温，这种批评模式视女性与植物为同构，指向边缘群体的失语困境以及对既定人类社会文化体系的无声抗拒。

走向“后人类”

美国哲学家唐娜·哈拉维的后人类理论试图解构人与自然的对立关系，她提出的“赛博格”“伴侣物种”等观念揭示出人类与其他非人类生命体平等共存的方式，从跨物种伦理意义上重新建构当今的社会文化秩序。在《伴侣物种宣言》中，她将“伴侣动物”扩大为“伴侣物种”，包括“水稻、蜜蜂、郁金香和肠道菌群”，而这些生物与人类平等共生，或许恰是未来人类生存的关键。美国哲学家迈克尔·马尔德在《植物之思》《哲学植物》中梳理了植物在西方哲学发展中的演变过程，并提出一种“后人类”意义上的“植物性”（vegetality）。植物通过“群体智慧”，达成时间的迭代与空间的扩展，实现哲学意义上“非认知、非观念、非图像”的“动态扩张”目标。

意大利哲学家埃马努埃莱·科恰的《植物生命》，则是在西方“植物恐惧症”（phytophobia）视角下，探讨植物在跨物种共生实践中，作为环境介质的重要作用。美国学者凯瑟琳·海勒在《我们何以成为后人类》中讨论了科技新浪潮中控制论的演变过程，并讨论后人类语境下身体的消失和“赛博格”生存方式。在新书《从细菌到人工智能》中，海勒关注人与植物协同演化的共生关系，以及人类如何与人工智能、微生物等共同构成跨物种的认知共同体的问题。

“后人类”语境中的植物批评，常被用于科幻文学研究中，如美国作家杰夫·范德米尔的《遗落的南境》、韩国科幻作家金草叶的《地球尽头的温室》等。这一批评范式颠覆性地重构了传统人文主义的认知框架，启迪人们以更开放的态度重新审视主体与他者、欲望与感知间的能动关系。

植物是人们身边触手可及的生命体，也是人类情感的载体。中国文学自古以来就有草木书写的传统，在当下更扩展为风景与乡土写作的重要部分。当下的植物批评有多重面向，如新物质主义、后殖民主义、女性批评与生态批评等，其独特的跨学科优势，也将会进一步激发人文学科研究的活力。

（作者系苏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