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巴枯宁，1873年，日内瓦出版）；马克思《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1874年—1875年初，伦敦）；《哥达纲领批判》（马克思，1875年）；《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在国际工人协会海牙代表大会上》（1872年9月2日—7日，荷兰海牙）
部分章节仅代表笔者个人观点，请理性阅读。
1873年秋天，一本书从瑞士日内瓦悄然流传到欧洲各地工人运动的圈子里。
书名叫《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作者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时年五十九岁，是当时整个欧洲革命阵营里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一个名字。
这个出身俄国贵族地主家庭、体型高大魁梧、满头蓬乱白发的流亡者，用大半辈子在监狱和流亡地之间辗转奔命——1849年在德国萨克森王国德累斯顿参与起义被捕，在法庭上被判处死刑，后来改判终身强制劳动，先被引渡给奥地利，1851年5月又被转手给沙皇俄国，关进了圣彼得堡的要塞，从1854年起又押到什利谢利堡要塞，1857年被流放到西伯利亚，1861年才借着外出考察的机会，一路经由日本、美国，辗转逃到英国伦敦。
他这一生，哪里关过他，就从哪里逃出来，再次出现在欧洲某个革命的角落里。
这一次，他没有去街垒，没有去码头，没有去各地的工人集会。他坐下来，在日内瓦湖边，用了相当长的时间，写完了这本书。
书里有一段话，直接击中了十九世纪整个欧洲工人运动最核心的争议地带，锋利得让人读完久久无法释怀。
巴枯宁在书中明确写道：那些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管理者，他们就不再是工人了。
他指出，如果无产阶级按照马克思的构想夺取了国家政权，这些掌了权的人，能不能守住自己出发时的阶级本心，根本无从保证。
这段话在欧洲传开之后，无政府主义团体纷纷将这本书奉为纲领性著作，各地支持者争相传阅，各方争论随之沸腾。马克思在伦敦拿到了这本书，认真读完，用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写下了批注。
然而，当那行批注展开在所有读到它的人眼前时，众人看着纸面上的字，全都沉默了——因为那行批注里写下的内容，和任何人的预料都截然不同。
【一】两个人，在同一个时代走向了截然不同的方向
要把这场争论说清楚，得先把这两个人各自走过的路交代清楚，否则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会在同一个问题上，走出如此截然相反的两条路。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出生于普鲁士莱茵省特里尔城，家里是律师家庭，生活条件尚算宽裕。他先在波恩大学念书，后转入柏林洪堡大学攻读哲学，1841年在耶拿大学取得博士学位。毕业之后，他在科隆主持《莱茵报》的编辑工作，写了大量批评普鲁士政策的文章，被当局吊销了报纸的出版许可。
1843年10月，他携新婚妻子燕妮·冯·威斯特华伦迁居巴黎，开始系统研究政治经济学，在那里结识了弗里德里希·恩格斯，两人从此成为毕生最亲密的合作者和战友。
1845年，马克思被法国当局驱逐，转赴比利时布鲁塞尔。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他回到德国科隆创办《新莱茵报》，随后再度被驱逐出境。
1849年，他携家人来到英国伦敦，此后在那里度过了生命中最后的三十四年，直到1883年3月14日在伦敦去世。
落脚伦敦的头几年，是马克思人生里最艰难的时期。一家人住在苏豪区迪恩街28号一栋极为狭小的四层楼房里，房间逼仄，采光极差，因付不起房租，家里的床铺、衣物乃至孩子的摇篮都被执行人查封过。
燕妮在写给友人魏德迈的信里，详细描述过那段日子的窘迫，读来让人心头发紧。三个孩子在那几年里相继夭折，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信里自责，说他不该结婚生子，让家人跟着受苦。
即便在那样的处境里，他每天还是步行到不远处的大英博物馆，在那个圆形阅览室里从早上九点坐到晚上七点，精读了一千五百多种书籍，做了一百多本摘录笔记。
1850年6月，他获得了大英博物馆的阅览证，那个圆形阅览室从此成了他最稳定的工作场所，前后持续近二十年。
每天早上路灯未熄，他就已经动身前往；晚上路灯亮起，才踏上回家的路。就在这样的日复一日里，1867年，《资本论》第一卷在德国汉堡出版，那是他用将近二十年的心血积累起来的成果。
米哈伊尔·亚历山大罗维奇·巴枯宁，1814年5月30日出生于俄罗斯特维尔省普列姆基诺庄园，父亲是贵族地主。
他少年时进入圣彼得堡炮兵学校，毕业后当过军官，但很快对军营生活失去了兴趣，1835年辞去军职，来到莫斯科开始研究哲学，结识了革命民主主义者别林斯基和赫尔岑，参加了以斯坦凯维奇为首的哲学研究小组，钻研费希特和黑格尔的著作。
1840年，在赫尔岑等人的资助下，他来到柏林继续学习哲学，由此踏上了漫长的流亡之路，此后再也没能回到俄国的故土。
1844年，巴枯宁在巴黎与马克思相识。那时的巴黎聚集着来自欧洲各地的流亡者、革命家和思想家，各种激进思想在咖啡馆和街头辩论里流转交汇。两个人在那段时间都与蒲鲁东有所往来，也都被黑格尔哲学浸染过，表面上看有不少共同之处。
但他们着力的方向已经完全不同：马克思在钻研政治经济学的文献，试图从数据和理论里找到资本主义内在矛盾的规律；巴枯宁则对理论本身越来越不耐烦，他更迫切想知道的是怎么把现存的一切砸碎。
1848年欧洲革命爆发，两个人走向了各自截然不同的路。
马克思在比利时和德国辗转，最终落脚英国，在伦敦的书桌上继续他的经济学研究；巴枯宁则冲进了1849年德累斯顿的街垒，在那场失败的起义里被捕，从此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监狱和流放生涯。
一个在文献里走，一个在牢房里走，两个人的距离越来越远，越来越远。
1861年，巴枯宁从西伯利亚流放地出逃，辗转来到英国伦敦，在这里与马克思再度碰面。
那时两人相识已有十七年，各自都已是知名的思想者和革命活动家，但彼此的主张也已经分歧明显，多了几分试探，少了早年相遇时的那种热络。
【二】第一国际内部，八年积怨从合作走向决裂
1864年9月28日，在英国伦敦圣马丁堂举行的国际工人会议上，国际工人协会宣告成立，通称第一国际，英、法、德、意、波兰和瑞士等国的工人代表参加了这次会议。
马克思出席了成立大会，被选入领导机构临时委员会，随后起草了协会的成立宣言、临时章程等核心文件，确立了协会的斗争纲领和组织原则。
从第一国际创立之初，马克思就是实际上的核心人物，几乎所有重要文件都出自他的手笔。
第一国际成立不久，已从英国转赴意大利的巴枯宁联系马克思，表示愿意加入国际，并向马克思保证要努力为国际工人协会工作。
1864年底，巴枯宁前往意大利，随后长期在佛罗伦萨、那不勒斯等地活动，与当地的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社会游民和失业者广泛接触，他的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在这一时期逐渐成形。
他主张通过暴力消灭一切形式的国家，建立以自由联合为基础的公社联邦，反对任何集中性的权威和纪律。1866年，他撰写了《国际革命协会的原则和组织》，正式确立了这套主张。
1868年10月，巴枯宁在瑞士日内瓦建立了"国际社会主义民主同盟"，随后提出让这个组织作为整体加入第一国际。
马克思和恩格斯识破了其中的意图，认为这实际上是在国际内部嵌入一个有独立纲领的派别组织，断然拒绝。随后，巴枯宁宣称解散了同盟，实则保留了内部的秘密组织，以个人身份混入第一国际各地支部，在西班牙、意大利南部、法国部分地区和瑞士逐步扩展影响力。
这种两面做法，让第一国际的内部矛盾愈积愈深。双方在关于国家权力、工人运动策略等一系列根本问题上的分歧，随着时间推移越来越难以弥合。1870年3月，马克思专门写了《机密通知》，向第一国际各地支部详细揭露巴枯宁及其同伙的分裂活动。
1872年1月至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又联合撰写了内部通告《所谓国际内部的分裂》，系统列举了巴枯宁宗派组织的具体破坏行为，逐一予以驳斥。双方积累的怨愤，在这一时期已经到了无可化解的地步。
1872年9月2日至7日，第一国际在荷兰海牙召开代表大会。这是第一国际历史上规模最大、斗争最为激烈的一次代表大会。马克思亲自赴会，代表总委员会作了工作报告；恩格斯代表总委员会向大会提交了关于社会主义民主同盟秘密活动的详细报告，揭露了巴枯宁及其同伙在国际内部的组织活动。
巴枯宁本人因无法进入荷兰未能出席，他的主要盟友纪尧姆代为与会。大会经过激烈讨论和投票，最终通过决议，将巴枯宁和纪尧姆开除出第一国际。
这是两个人之间彻底决裂的正式时刻。从1864年巴枯宁加入第一国际，到1872年9月在海牙被开除，整整八年积累起来的矛盾，在那几天荷兰海牙的会议厅里，画上了一个无可挽回的句号。
【三】巴枯宁在日内瓦写下那段文字
1872年9月的海牙大会结束之后，巴枯宁公开宣布退出政治斗争舞台。但他没有真的停下来。
他回到日内瓦，在那里把几十年积累起来的所有主张、所有质疑、所有对马克思理论的批驳，一字一句写进了1873年出版的《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
这本书是他思想体系的集大成之作，全书贯穿一个核心主题：国家是万恶之源，无论什么形式的国家，包括工人阶级建立的国家，都必然演变成对人民的压迫工具。
书中对马克思理论最核心的质问，集中在这样几段文字里。巴枯宁指出，当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的时候，就意味着必然还有另一批人要服从于这个新的统治。
那些声称代表工人利益的革命者，一旦变成了人民的代表或者人民的管理者，他们的处境、他们每天打交道的对象、他们手里握着的权力，会把他们塑造成另一种人。
国家，即使叫它十遍人民国家，哪怕用最民主的形式来装饰，对无产阶级来说，也必然是一座监狱。
这段文字并非一时冲动写就的激愤之词，有着切身的经历作为依据。巴枯宁见过1848年欧洲革命从高涨到失败的全程，见过满腔热血的革命者被押上刑场或发配西伯利亚。
他在德累斯顿的街垒上亲历过起义的失败，在萨克森人的牢房里坐过，在奥地利人的监狱里坐过，在沙皇俄国的什利谢利堡要塞里坐过，在西伯利亚荒原的流放营里熬过了数年漫长的冬天。他见过太多人在革命之前满腔热血，革命之后换了一副面孔；也见过无数打着平等旗号的人，一摸到权力的把手，很快就成了他们曾经最痛恨的那类人的翻版。
这本书出版后，在欧洲各地的无政府主义团体中迅速传开，许多支部奉之为纲领性著作，到处散发，各方阵营展开了激烈的笔战。与此同时，那本书从日内瓦一路传到了英国，传到了伦敦，传到了马克思的书桌上。
那是1874年至1875年初，马克思已经五十五六岁，多年流亡生涯和超负荷工作在他身上留下了沉重的痕迹，眼疾、肝病和其他病症轮番折磨着他，健康状况每况愈下。但他还是把巴枯宁这本书从头读到了最后一页，读得极为仔细。
他拿起铅笔，在书页的空白处留下了大量批注，把他认为关键的段落一一摘录下来，逐条写下自己的回应。这些批注和摘录后来被整理成文字，题为《巴枯宁〈国家制度和无政府状态〉一书摘要》，收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八卷，是马克思晚年思想的重要文献之一。
所有后来读到这份《摘要》的人，起初都预期马克思会在里面大发雷霆。
毕竟那本书里，巴枯宁不只批驳了马克思的理论，还用了大量刻薄的语言，从马克思的国籍到他的组织方式，从他的理论出发点到他的个人品格，逐项加以攻击。
以两人之间多年积累的恩怨，以1872年海牙决裂之后的剑拔弩张，所有人都以为，马克思的批注将是一场毫不留情的痛快反驳。
然而，当众人打开那份《摘要》，翻到马克思针对巴枯宁那段最核心质问写下的批注，所有人都愣在了原地——那行批注里，马克思落笔的第一句，竟然是对巴枯宁的承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