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手术台
手术室的灯刺得我眼睛疼。
我躺在那里，腿被架起来，凉飕飕的空气往身子里钻。护士在我胳膊上扎针，麻药推进去的时候，我感觉半边身子都木了。
“别紧张，一会儿就好。”医生戴着口罩，声音闷闷的。
我没说话。我只是盯着天花板上那盏无影灯，看它一圈一圈地亮着，像是要把我的五脏六腑都照透了。
孩子两个月了。
其实我知道这孩子保不住。从知道怀孕那天起，我就一直在出血。去医院检查，医生说孕酮低，让卧床休息。我躺了一个星期，血没停过。再去复查，医生说胚胎发育不好，没有胎心。
“建议尽早处理。”医生说得轻描淡写，“拖久了对你身体不好。”
我给老公打电话。响了七声，没人接。我又打了一遍，这回直接给掐了。过了十分钟，他回了一条微信：“开会呢，啥事？”
我打字打了半天，删了又写，写了又删，最后只发了三个字：“孩子没了。”
他没回。
一直到第二天晚上，他才出现在病房门口。穿着一件深蓝色的夹克，头发有点乱，脸上带着熬夜的疲惫。进门就说：“医生怎么说？”
我说：“明天手术。”
他“哦”了一声，在病床边的椅子上坐下，掏出手机开始刷。我看着他，他看手机。病房里安静得只剩下他手指滑动屏幕的声音。
“你吃饭了吗？”我问。
“吃了。”
“吃的啥？”
“随便吃了点。”
然后就没了话。我侧过头看他，他的脸被手机屏幕的光照着，忽明忽暗的。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可能是新闻，可能是短视频，也可能是在跟谁聊天。以前我会凑过去问，会抢他手机看，会跟他闹。现在我不想问了。
手术那天早上，他说公司有事，得去一趟。
“下午能回来吗？”我问。
“尽量吧。”他拿起外套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做完给我打电话。”
然后门关上了。
我自己签的手术同意书。护士把单子递给我的时候，看了我一眼，大概是想问家属呢。但她没问，只是把笔递过来，指了指签字的地方。
我签了自己的名字——李红梅。三十一岁，结婚五年，第二次流产。
麻药打进去之后，我的意识就模糊了。等我醒过来，已经躺在观察室里。小腹一阵一阵地疼，像是有只手在里面拧。护士过来问我感觉怎么样，我说疼。她说正常，过会儿就好了。
我被推回病房的时候，隔壁床的大姐正在吃苹果。她老公坐在旁边给她削梨，一边削一边念叨：“让你别吃凉的，你非不听，等下肚子又要疼了。”
大姐不耐烦地说：“知道了知道了，啰嗦死了。”
可她的嘴角是翘着的。
我转过头，看着窗外。天灰蒙蒙的，好像要下雨。
到了晚上七点，我老公还没来。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这次倒是接了。
“忙完了吗？”
“还在忙，今晚可能要加班。”
“我手术做完了。”
电话那头顿了一下。“那你好好休息，我明天去看你。”
我说好，然后挂了电话。
护士来查房的时候，看我一个人，问：“你家属呢？”
“加班。”
护士皱了皱眉，没说什么，在本子上记了几笔就走了。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躺在医院里，听着走廊里的脚步声，听着隔壁床大姐跟她老公小声说话，听着窗外淅淅沥沥下起了雨。我的眼泪不知道什么时候流下来的，顺着眼角淌到耳朵里，痒痒的。
我用被子蒙住头，无声地哭了一场。
第二天上午十点多，我老公来了。提着一袋水果，还有一份粥。他把东西放在床头柜上，问我：“感觉咋样？”
“还行。”
“那就好。”他在椅子上坐下，又开始掏手机。
我看着他，忽然觉得特别累。不是身体的累，是从骨头缝里透出来的那种累。
“你昨晚去哪儿了？”我问。
他抬头看我一眼，眼神有点躲闪。“在公司啊，不是跟你说了嘛。”
“真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他把手机扣在腿上，“我这几天为了项目的事天天加班，你不体谅就算了，还在这疑神疑鬼的。”
我没说话。我盯着他的眼睛看，他也看着我。三秒钟后，他移开了目光。
那一刻我心里清楚得很，他在撒谎。
以前我会追问，会翻他的通话记录，会查他的微信聊天。有一次我还偷偷在他车上装了定位器，被他发现了，跟我大吵一架。我妈劝我，说男人管得太紧反而容易出问题。我婆婆更是直接说我神经质，说她儿子老实本分，不可能在外面乱来。
可我就是不信。
但现在，我不想查了。
第二章 夜归人
出院回家那天，婆婆来了。
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手里端着一杯茶，看见我进门，也没站起来，只是上下打量了我一番。
“回来了？”
“嗯。”
“医生怎么说？身体恢复得咋样？”
“挺好的，注意休养就行。”
婆婆点点头，喝了口茶。“那就好好养着，别再出啥岔子了。你说你这身子骨，怀一个掉一个，也不知道是咋回事。”
我站在玄关换鞋，听了这话，手顿了顿。
“妈，您别这么说。”我老公在旁边插了一句嘴，“医生说了，这事儿挺常见的，不是她的错。”
婆婆哼了一声：“我不是怪她，我就是心疼咱们老赵家的香火。你们结婚都五年了，连个孩子都没生出来，我这心里能不急吗？”
我没吭声，换了拖鞋走进卧室，把门关上了。
外面传来婆婆压低的声音，像是在跟她儿子说什么。我听不太清，只断断续续听到几个词——“年纪不小了”“再试试”“实在不行就去试管”。
我把行李箱打开，把住院这几天的衣服拿出来，一件一件叠好放进衣柜。动作很慢，很机械。
晚上婆婆走了，家里就剩我和他两个人。
他在客厅看电视，我在厨房热饭。饭菜是婆婆中午做的，红烧排骨、炒青菜、一碗鸡汤。我把菜端上桌，叫他吃饭。
他端着饭碗坐到餐桌前，扒了两口饭，忽然说：“下周我要出差。”
“去哪儿？”
“深圳。”
“去多久？”
“三四天吧。”
我没再问。低头喝汤，鸡汤上面浮着一层油，喝进嘴里腻腻的。
他出差那天是周二。早上他拖着行李箱出门的时候，我正在阳台上晾衣服。他说了声“我走了”，我说“路上小心”。门关上，屋子里一下子安静下来。
我晾完衣服，坐在沙发上发呆。电视开着，放的是一个相亲节目，男女嘉宾在台上互相试探，你来我往的，看得人尴尬。我换了台，又在播婆媳剧，媳妇被婆婆刁难，丈夫在旁边和稀泥。
我关了电视。
屋子里更安静了。墙上的钟滴答滴答地走着，冰箱发出嗡嗡的响声。我坐在那里，不知道该干什么。
后来我去了他的书房。
以前我经常趁他不在的时候翻他的东西，找蛛丝马迹。每次翻完都觉得自己像个贼，又觉得自己像个傻子。可这一次，我坐在他的书桌前，什么都没动。
抽屉半开着，露出一角。里面是一些票据、文件，还有一个黑色的笔记本。我伸手想去拿，伸到一半又缩回来了。
算了。
我起身走出书房，顺手把门带上了。
他出差那三天，我每天按部就班地过日子。早上起床，给自己弄点早饭，打扫卫生，看看手机，下午睡一觉，晚上随便吃点东西，然后看电视看到困，上床睡觉。
第三天晚上，我睡得迷迷糊糊的时候，听见门锁转动的声音。
我睁开眼，摸到手机看了一眼——凌晨两点四十七分。
他从深圳回来了？
我没出声。听见客厅里传来窸窸窣窣的声音，然后是脚步声，朝卧室走来。门被轻轻推开一条缝，一道光漏进来，然后又合上了。
他大概是看到我在睡觉，就没进来。
我闭上眼睛，假装还在睡。可脑子里清醒得很，一点睡意都没有。
过了一会儿，我听见卫生间传来水声。他在洗澡。洗完澡，脚步声又回到客厅，然后是一阵低声说话的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
我悄悄下了床，赤着脚走到卧室门口，把耳朵贴在门上。听不太清，只能隐约听到几个字——“明天再说”“不方便”“别打过来了”。
然后是他挂电话的声音。
我回到床上，侧过身，面朝着墙壁。心跳得很快，快到我怕他能听见。
过了大概十几分钟，卧室门开了。他轻手轻脚地走进来，在黑暗中摸索着爬上床。被子掀开，一股沐浴露的味道飘过来。
他躺下之后，翻了两个身，很快就发出了均匀的呼吸声。
我睁着眼睛，看着墙上空调指示灯的小红点，一闪一闪的。
一夜没睡。
第二天早上，我顶着两个黑眼圈做早饭。他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粥盛好了，摆在桌上。
“你几点回来的？”我问。
“两点多吧，怕吵醒你，就在沙发上睡了会儿。”
“哦。”
我端起粥碗，吹了吹热气，喝了一口。米粥熬得刚刚好，软糯香甜。
“深圳那边顺利吗？”我又问。
“还行，差不多谈妥了。”
“客户好说话吗？”
“挺好的，还请我们吃了顿饭。”
我点点头，没再问了。
吃完饭他去上班，我在家洗碗。洗着洗着，我忽然发现自己不知道什么时候哭了。眼泪啪嗒啪嗒掉进水池里，跟洗碗水混在一起。
我使劲擦了擦眼睛，继续洗碗。
从那以后，他开始频繁地夜不归宿。
有时候说是加班，有时候说是应酬，有时候说跟朋友喝酒太晚了就在朋友家睡了。理由五花八门，每一次都不一样。
我不再追问了。
他跟我说的时候，我就“嗯”一声，表示听到了。他不跟我说的时候，我也不问。他几点回来，我不管。他不回来，我也不打电话催。
一开始他似乎还有点不适应，有一回晚上十点多他给我发消息说“今晚加班不回去了”，我回了句“好的”。过了半小时，他又发了一条：“你就没啥想问的？”
我看着那条消息，打了两个字又删掉，最后只回了一个问号。
他没再回复。
后来他就彻底放心了。夜不归宿变成了常态，有时候连续两三天不着家。偶尔回来一次，也是匆匆忙忙的，拿几件衣服就走。
我们的交流越来越少。从一天说不到十句话，变成了一天说不到三句话。有时候甚至一整天都不说一句话。
邻居张阿姨有一天在楼道里碰到我，拉着我的手说：“红梅啊，你最近是不是瘦了？脸色不太好，要注意身体啊。”
我说没事，可能是最近没睡好。
张阿姨叹了口气，欲言又止地看着我，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知道她想说什么。整栋楼的人都知道我老公经常半夜才回来，或者干脆不回来。他们背地里怎么议论的，我不想知道。
第三章 碰瓷
事情发生在一个星期四的下午。
那天我去超市买菜，拎着两个袋子往回走。经过小区门口那条马路的时候，一辆电动车突然从拐角冲出来，差点撞到我。我往旁边躲了一下，手里的袋子晃了晃，没站稳，整个人摔在了地上。
膝盖磕在水泥地上，疼得我龇牙咧嘴。塑料袋破了，西红柿滚了一地。
我正撑着地想爬起来，忽然有人大喊一声：“哎哟！”
我抬头一看，一个老太太坐在离我两三米远的地方，正捂着自己的腿哼哼唧唧。
我当时脑子嗡的一声。
这条路上没什么人，电动车早就跑没影了。老太太坐在地上，指着我说：“你走路不长眼睛啊！把我撞倒了！”
我赶紧爬起来，走过去想扶她。“阿姨，不是我撞的，是刚才那辆电动车——”
“你还狡辩！”老太太一把拍开我的手，“我都看见了，就是你撞的我！我这条腿啊，疼死我了！”
她的手劲儿还挺大，一巴掌拍在我手背上，火辣辣地疼。
周围渐渐围上来几个人。有个中年男人蹲下来问老太太怎么了，老太太一口咬定是我把她撞倒的。我解释说不是我撞的，是电动车，可那些人看我的眼神明显不相信。
“你看人家老太太都多大岁数了，还能冤枉你不成？”中年男人皱着眉头说。
“就是，年轻人做事要负责任。”旁边一个大妈附和道。
我张了张嘴，想继续解释，可是看着那一张张陌生的脸，看着他们眼睛里那种理所当然的怀疑，我忽然不想说话了。
老太太掏出手机打了个电话，没过多久，一个年轻小伙子骑着摩托车过来了。一下车就问：“妈，怎么回事？”
老太太指着我说：“这个女的把我撞了，还想跑！”
小伙子瞪着我，语气不善：“你想怎么解决？”
“不是我撞的。”我说。
“不是你撞的她会倒在地上？”小伙子往前走了一步，比我高了半个头，居高临下地看着我，“我看你是不见棺材不掉泪。”
我往后退了一步，心跳加速，手心开始冒汗。
这时候人群里有人说报警吧，让警察来处理。小伙子同意了，拿出手机报了警。
等警察来的那段时间，我一直站在原地，手里还攥着那个破了的塑料袋。膝盖上的伤口还在往外渗血，裤子破了一个洞。老太太继续坐在地上哼哼，她儿子在旁边安慰她，说肯定让她赔钱。
我掏出手机，翻到通讯录。第一个号码就是我老公的。
我盯着那个名字看了很久。
大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只要按下去，就能听到他的声音。我可以告诉他我被人碰瓷了，让他赶紧过来。他可以帮我对付这些人，帮我跟警察解释，帮我解决这个麻烦。
可是他会来吗？
就算他来了，又会是什么态度？会不会嫌我麻烦？会不会觉得我净给他添乱？
我按了返回键，把手机塞回兜里。
警察来了之后，简单了解了一下情况。老太太坚持说是我撞的，我说不是。警察调了路口的监控，可惜那个摄像头角度不对，正好是个盲区，什么都没拍到。
“你们双方各执一词，又没有监控证据，”警察说，“要不就私了吧，大家协商一下。”
小伙子开口就要三千块，说是带他妈去医院检查的费用。我说最多五百，多了没有。小伙子不干，说我态度恶劣，非要让我长个教训。
“那就走程序吧。”警察说，“先去医院验伤，然后去派出所调解。”
我说行。
到了医院，老太太做了个全身检查，什么问题都没有。医生说她身体好着呢，别说骨折了，连皮外伤都没有。可老太太还是喊疼，说腿不舒服，走不了路。
小伙子拿着检查单子，改口说要五千。
“你这是讹诈。”我说。
“你说谁讹诈？”小伙子瞪圆了眼睛，“我妈被你撞了，你还这么嚣张？”
我看着他，又看了看坐在医院长椅上装模作样揉腿的老太太，忽然觉得很可笑。
“我没钱。”我说。
“没钱？那你今天别想走！”
警察在旁边调解了半天，没用。小伙子咬死了要我赔偿，不然就要告我肇事逃逸。
“那就拘留我吧。”我说。
在场的人都愣了一下。
警察看着我，确认道：“你确定？”
“确定。”我说，“我没撞人，我也没钱赔。你们要拘留就拘留，我认了。”
小伙子大概没想到我会这么说，一时不知道该怎么接话。老太太也从长椅上站了起来，指着我说：“你这人怎么这么不讲理！”
我不理她，转头对警察说：“走吧。”
警察看了看我，又看了看那母子俩，摇了摇头，对我说：“你跟我来吧。”
我跟着警察走出医院大门的时候，天已经黑了。路灯亮起来，把我的影子拉得很长。
上了警车，警察问我：“姑娘，你是不是遇到啥困难了？看你这样子，不像是不讲道理的人。”
我说没事，就是不想麻烦家里人。
警察叹了口气，没再说什么。
到了派出所，警察让我填表登记。我拿起笔，在紧急联系人那一栏犹豫了很久。最后还是写上了他的名字——赵建国。
写完之后，我把表格递给警察。警察看了一眼，拿起桌上的座机开始拨号。
电话响了很久，没人接。
警察又拨了一次，还是没人接。
“你爱人电话打不通，还有别的联系人吗？”警察问我。
我想了想，说：“没有了。”
警察看了看我，又拨了一次。这次响了七八声之后，终于有人接了。
“喂，你好，请问是赵建国先生吗？这里是城东派出所……”
警察的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就传来了不耐烦的声音：“派出所？什么事？”
“是这样的，您的爱人李红梅女士因为一起纠纷现在在我们派出所，需要您过来办理一下手续。”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现在没空，你们让她自己想办法。”
说完，电话就挂了。
警察拿着话筒，表情有些尴尬。他看了看我，我低着头，盯着自己的鞋尖。
“我再打一个试试。”警察说。
“不用了。”我抬起头，“我自己能处理。”
警察犹豫了一下，还是放下了话筒。
接下来的流程很简单。因为金额不大，又没有什么实质性的伤害，加上老太太那边也拿不出确凿的证据，最后警察调解的结果是让我道个歉，象征性地赔了两百块钱了事。
我从钱包里抽出两张皱巴巴的钞票，递给了那个小伙子。他接过钱，瞪了我一眼，扶着老太太走了。
警察让我在笔录上签字，签完之后对我说：“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说了声谢谢，转身往外走。
刚走到门口，迎面碰上一个人。
我愣住了。
赵建国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皱巴巴的衬衫，头发乱糟糟的，额头上全是汗。他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脸上的表情很奇怪——像是松了一口气，又像是在生气。
“你怎么来了？”我脱口而出。
他没回答我的问题，反问道：“出了这么大的事，你为什么不早点给我打电话？”
我张了张嘴，不知道该说什么。
他走过来，上下打量了我一番，目光落在我膝盖上那个破洞和凝固的血迹上，眉头皱得更紧了。
“受伤了？”
“没事，蹭破点皮。”
他深吸一口气，像是在压着什么情绪。然后转过身，对后面的警察说：“同志，我是她爱人，我来办手续。”
警察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我，说：“已经处理完了，你可以把人领走了。”
赵建国愣了一下，转头看向我。
“已经解决了。”我说。
“怎么解决的？”
“赔了两百块钱。”
他张了张嘴，似乎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没说出口。
我绕过他，走出了派出所的大门。
外面的风有点凉，吹在身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我抱着胳膊，沿着马路往前走。身后传来急促的脚步声，很快，赵建国追了上来。
“你走那么快干嘛？”他拉住我的胳膊。
我停下脚步，但没有回头。
“上车，我送你回去。”他说。
“不用了，我自己打车。”
“大晚上的你上哪儿打车？这附近又不好拦车。”
我没说话。
他绕到我面前，弯下腰，盯着我的脸看。我偏过头，不看他。
“红梅，”他的声音忽然变得很低，“对不起。”
我的眼眶一下子就红了。
但我忍住了，没让眼泪掉下来。
“走吧，回家。”我说。
第四章 保释
派出所门口的灯光昏黄，把他的脸照得半明半暗。
他站在那里，衬衫的下摆从裤腰里扯出来一角，皮鞋上沾着泥点子。我认识他这么多年，第一次见他这副狼狈相。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问。
“我给你打了十几个电话，你一个都没接。”他的声音有点哑，“后来我打到你们单位，你同事说你下午请假了。我又打给你妈，你妈说你没回去。我到处找你，最后想起你说过要去超市，我就去调了超市门口的监控，看到你跟人发生了争执，后来又看到警车来了……”
他说到这里，停下来喘了口气。
“你查监控了？”我有点意外。
“我找了超市保安，磨了半天人家才让我看的。”他苦笑了一下，“你知道我当时什么心情吗？看着监控里你被人围着，一个人站在那里，我就……我就恨不得马上飞过去。”
我没说话。
他往前迈了一步，伸出手，似乎想碰我的肩膀，但又缩了回去。
“红梅，你为什么不给我打电话？”
我抬起头看着他。路灯的光刺得我眼睛有点酸，我眯了眯眼。
“我给你打了，你没接。”
他愣住了。
“你什么时候打的？”
“警察打的，你没接。后来他又打了一次，你接了，你说你没空，让我自己想办法。”
他的脸色一下子变了。
“我……我没接到警察的电话啊。”他结结巴巴地说，“我今天下午一直在开会，手机调了静音，我……”
“算了。”我打断他，“都过去了。”
我转身要走，他一把抓住我的手腕。
“红梅，我真的没接到。”
“我知道。”我说，“你忙嘛。”
“你别这样说话。”他的声音里带着一丝哀求，“你这样我难受。”
我看着他抓着我手腕的手。他的手很大，指节分明，指甲修剪得很整齐。结婚戒指戴在无名指上，银色的圈，有点松了。
我记得买这对戒指的时候，我们还住在出租屋里。一个月工资加起来不到八千块，交完房租水电，剩下的钱只够买一对最便宜的银戒指。他当时握着我的手说，等以后有钱了，给我换个大的。
后来有钱了，他也没提过换戒指的事。我也没提。
“回去吧。”我挣开他的手，“我累了。”
他站在原地，看着我走出几步，忽然在后面喊了一声：“红梅！”
我停下脚步。
“我错了。”
我没有回头。
“我真的错了。”他的声音从身后传来，带着一种我从未听过的颤抖，“这段时间是我混蛋，我不该那样对你。你刚做完手术，我不该不管你的。我……”
“别说了。”我打断他。
我转过身，看着他。他站在路灯下，影子被拉得很长很长。
“赵建国，你告诉我，你是不是外面有人了？”
空气一下子凝固了。
他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我看着他这副样子，心里那根一直绷着的弦，忽然就断了。
“算了，你不用回答了。”我说，“我早就知道了。”
“红梅……”
“你以为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我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连我自己都有点意外，“你那些所谓的加班、出差、应酬，你真以为我信吗？我只是不想查了，也不想问了。没意思。”
他低下头，不说话。
“你知道吗，”我继续说，“我躺在手术台上的时候，我就在想，如果这个孩子能保住，也许一切都会不一样。也许你会变好，也许我们这个家还能撑下去。可是孩子没了，什么都没了。”
我的眼泪终于流下来了。
“我连着两次流产，你陪过我几次？第一次，你在出差。第二次，你在‘加班’。我一个人签的手术同意书，一个人躺在观察室里，一个人回的病房。隔壁床的大姐有她老公陪着，我只有手机。”
他抬起头，眼眶红了。
“红梅，对不起……”
“你的对不起不值钱了。”我擦了擦眼泪，“赵建国，咱们离婚吧。”
他猛地抬起头，眼睛瞪得老大。
“你说什么？”
“离婚。”我一字一顿地说，“我不想再这样下去了。”
“不行！”他几乎是吼出来的，“我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是你的事，离不离是我的事。”我转过身，“我先走了。”
“红梅！”他追上来，又一次拉住我，“你给我一次机会，我保证改，我以后再也不会……”
“你拿什么保证？”我甩开他的手，“你拿什么保证？你的保证有用吗？你之前答应过我多少次？你说你会早点回家，你说你会陪我，你说你会努力要个孩子。你哪一样做到了？”
他被我问得哑口无言。
“放手。”我说。
他没放。
我用力挣了一下，他还是没放。他的力气很大，攥着我的手腕，像是怕我一松手就会消失一样。
“你弄疼我了。”
他这才松开手。
我低头看了一眼手腕，已经被他攥出了一圈红印。
“对不起……”他喃喃地说。
我没再看他，转身走了。
这一回他没有追上来。
我走出那条街，拐了个弯，来到主干道上。街上还有零星的出租车在跑，我伸手拦了一辆，拉开车门坐进去。
“去哪儿？”司机问。
我张了张嘴，忽然发现自己无处可去。
回娘家？我妈肯定会问东问西，我不想让她担心。去朋友家？这个点了，打扰人家不合适。回自己家？赵建国待会儿应该也会回去，我不想见到他。
“师傅，您先往前开吧。”我说。
司机从后视镜里看了我一眼，没多问，踩下油门。
车子在夜晚的城市里穿行。霓虹灯一盏一盏地掠过车窗，红的绿的黄的蓝的，把整个世界染成了五颜六色。我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飞速倒退的街景，脑子里一片空白。
手机震动了一下。
我掏出来一看，是赵建国发来的微信。
“你在哪？”
我没回。
过了一会儿，又震了一下。
“回家好不好？我们好好谈谈。”
我还是没回。
第三条消息紧跟着来了：“红梅，求你了。”
我看着屏幕上那三个字——“求你了”——忽然觉得鼻子一酸。
他从来没有说过“求”这个字。结婚五年，无论发生什么事，他从来都是理直气壮的那一个。就算是他错了，他也只会说“对不起”，然后用沉默和逃避来应对。
这是他第一次说“求”字。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了过去，屏幕朝下扣在腿上。
“姑娘，你到底要去哪儿啊？”司机又问了。
我回过神来，想了想，说：“去滨河路那边的如家酒店吧。”
司机点点头，打了转向灯，在前面路口掉了头。
到了酒店，我开了一间房。前台的小姑娘问我住几天，我说先住一晚。她让我交押金，我掏出钱包，发现里面的现金不够。只好刷卡，刷了好几次才成功。
拿了房卡上楼，房间很小，一张床，一个电视柜，一个卫生间。窗帘是米黄色的，上面有洗不掉的污渍。床单倒是干净的，就是有点硬。
我坐在床边，发了会儿呆。
手机又震了几下，我没看。
后来我洗了个澡，换上酒店提供的浴袍。站在镜子前，我看见自己脖子上有一条细细的项链，坠子是一个小小的银环。那是结婚的时候买的，跟戒指是一套。
我摸了摸那个坠子，冰凉的。
那天晚上我睡得很不好。酒店的床太软，枕头太高，空调的声音嗡嗡响。我翻来覆去，好不容易睡着了，又做梦。
梦里我回到了手术室。无影灯亮得刺眼，医生和护士在我身边忙碌。我能感觉到他们在做什么，但是感觉不到疼。我低头一看，看见自己的肚子鼓鼓的，像是怀孕好几个月的样子。
我吓了一跳，想喊，却喊不出声。
然后我听见一个小孩的笑声，咯咯咯的，清脆悦耳。我循着声音去找，看到一个白白胖胖的小男孩，坐在一张婴儿床上，冲我伸出小手。
我想去抱他，可是我的手穿过了他的身体。
小男孩的笑容消失了，他开始哭，哭得很厉害。我想安慰他，可是我怎么都碰不到他。
然后我醒了。
房间里一片漆黑。窗帘缝隙里透进来一丝光，是路灯的光。
我摸了一把脸，满脸都是泪水。
第二天早上，我退了房，打车去了单位。
办公室里的人看见我，都露出关切的表情。小刘凑过来问：“红梅姐，你昨天没事吧？听说你被人碰瓷了？”
“没事，已经解决了。”我说。
“那就好。”小刘松了口气，“吓死我了，我还以为出啥大事了呢。”
我笑了笑，没说话。
中午吃饭的时候，手机又震了。这回是赵建国打来的电话。
我看着屏幕上跳动的名字，犹豫了一会儿，还是接了。
“喂？”
“红梅，你在哪儿？”他的声音很急，“我早上去酒店找你，前台说你已经退房了。”
“我在上班。”
电话那头沉默了几秒。
“昨天晚上……你说的话，是认真的吗？”他小心翼翼地问。
“哪句话？”
“离婚。”
我放下筷子，靠在椅背上。
“你觉得我在开玩笑吗？”
“红梅，咱们能不能见面谈谈？”
“有什么好谈的？”
“很多事情。”他的声音低沉，“我有很多话想跟你说。”
我闭上眼睛，深吸了一口气。
“好，今天晚上七点，老地方见。”
老地方是我们以前常去的一家川菜馆，就在我们租的第一套房子的楼下。那时候我们穷，每次发了工资就去那里改善伙食，点一份水煮鱼，一盘回锅肉，再来两碗米饭。
后来搬家了，条件好了，去的次数就少了。算起来，我们已经有一年多没去过那里了。
下班后，我准时到了那家店。
老板娘还认得我，热情地招呼：“哎呀，好久不见啦！还是老位子？”
“嗯。”
我走到靠窗的那个位置坐下。墙上贴的菜单换了新的，但桌椅还是原来的样子。木头桌面被磨得发亮，边角处有几道深深的划痕。
我点了一杯茶，等着。
七点过十分，赵建国还没来。
七点半，他还是没来。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关机。
八点，老板娘过来问我要不要先点菜。我说再等等。
八点半，我终于等到了一条短信。
不是赵建国发的。
是一个陌生号码。
短信只有一行字：
“你老公现在在我这儿，你别等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