辽宁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第一章
手机震了三下我才接起来，屏幕上显示的是HR总监王姐的名字。那时候我正在工位上改第十七版方案，眼睛盯着屏幕上的数据，左手摸到手机就贴到耳朵上。
“杨帆，你来一趟15楼小会议室。”
她的声音跟平时不太一样，没有那种客客气气的尾音，干巴巴的，像冬天晾在阳台上的毛巾。我看了眼时间，上午十点三十七分，心想可能是季度绩效面谈，虽然离月底还有两周。
电梯里碰到技术部的小刘，他抱着个纸箱子，眼睛红红的。我跟他打招呼，他嗯了一声就没再说话，电梯门关上的时候，我看见他肩膀抖了一下。
15楼的走廊特别安静，平时总是有人走来走去打电话，今天一个人都没有。小会议室的磨砂玻璃门半开着，里面坐着三个人——王姐，运营总监老赵，还有一个戴眼镜的年轻男人，西装领带，面前摊着一沓文件，看着像是律师。
我心里咯噔一下。
王姐让我坐，脸上的表情很微妙，像是在笑又像是在叹气。她说：“杨帆，你在公司干了多久了？”
“三年零四个月。”我说。
她点点头，把一份文件推到我面前。我低头一看，上面写着“解除劳动合同协议书”，补偿方案那一栏写着N+1，也就是四万八千块。
老赵这时候开口了，他说：“杨帆啊，公司最近的情况你也知道，融资没到位，业务线要收缩。咱们运营部整个砍掉，不是针对你个人。”
我盯着那份协议，上面的字一个一个跳进眼睛里，但我好像不认识它们。我的大脑一片空白，只听见自己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今天。”王姐说，“你回去收拾东西，IT会锁你的账号。补偿金随下个月工资一起发。”
整个过程不到十五分钟。我签了字，拿着那份协议走出会议室，走廊还是那么安静。我走到电梯口，突然想起来自己工位上还有一杯没喝完的咖啡，杯子是上个月生日同事送的，印着一行字——“打工人打工魂”。
电梯来了，我走进去，按了一楼。
不是回工位，是回家。
我坐在出租车上才想起来给老公刘志强发了条微信：“公司裁员，我签了。”
他隔了半小时才回：“多少？”
“四万八。”
“行吧，回来再说。”
就四个字。我看着那个对话框，突然觉得胸口堵得慌。我们结婚六年，儿子今年五岁，上幼儿园中班。房贷每月三千二，车贷一千八，幼儿园两千五，再加上水电物业生活费，每个月固定支出至少九千。我一个月工资六千五，刘志强跑货运，好的时候七八千，不好的时候四五千。四万八的补偿金，够撑几个月？
我不敢算。
回到家，我把包往沙发上一扔，整个人瘫在床上。天花板上有块水渍，是去年楼上漏水留下的，一直没找人修。我看着那块水渍，脑子里乱糟糟的，一会儿想到下个月的房贷，一会儿想到儿子的兴趣班费用，一会儿又想到我妈上周打电话来说我爸腿疼要去医院检查。
手机响了，是婆婆打来的。
“杨帆，我听志强说你被裁了？”她的声音很大，隔着电话都能感觉到那股子着急上火的味道。
“嗯。”
“那你接下来咋办？找新工作了吗？我跟你说啊，你可不能闲着，这年头工作不好找，你得抓紧……”
“妈，我知道了。”我打断她，“我刚回来，先歇口气。”
“歇啥歇？你这年纪了，再不抓紧更没人要了！”
我挂了电话，眼泪终于掉下来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地哭，眼泪顺着眼角流到耳朵里，痒痒的。哭了大概十分钟，我爬起来洗了把脸，对着镜子看了看自己——三十二岁，法令纹有点深，眼袋也出来了，头发随便扎了个马尾，几根白头发藏在鬓角里，是我上个月自己拔掉的。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投了四十多份简历。招聘网站上那些岗位要求看得我头皮发麻——本科以上学历、五年以上经验、精通各种软件、能接受加班、抗压能力强。我一个一个地投，一个一个地被拒。有的连面试机会都不给，有的面试完了就说等通知，然后就再也没有然后了。
第八天，刘志强晚上回来，一进门就把车钥匙摔在鞋柜上。“妈的，今天又被交警拦了，说我超载，罚了两百。”
我没说话，给他盛了碗饭。
他坐下来吃了几口，突然问我：“你那工作找得怎么样了？”
“还在看。”
“看了快十天了吧？一个都没成？”
“现在行情不好。”
他把筷子啪地拍在桌上：“行情不好行情不好，光说行情不好有什么用？你倒是想办法啊！家里等着钱用呢！”
儿子被他吓了一跳，嘴一瘪就要哭。我赶紧把儿子抱过来哄，眼泪在眼眶里转了好几圈，硬是没让它掉下来。
那天晚上我失眠了。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一直在想一个问题：我能干什么？
我在互联网公司做了三年运营，说白了就是写文案、做活动、维护社群。这些东西说有用也有用，说没用也没用，换一家公司就得从头再来。而且我这个年纪，不上不下的，人家宁愿招刚毕业的大学生，便宜又好使唤。
凌晨三点，我刷手机刷到一个视频，是一个女的在小区门口摆摊卖煎饼果子，配文写着“月入两万不是梦”。我盯着那个视频看了好几遍，心里突然冒出一个念头——要不我也试试？
第二天早上，我去菜市场旁边的早餐街转了一圈。整条街大概有两百米长，卖什么的都有——包子、油条、豆浆、豆腐脑、煎饼果子、肉夹馍、鸡蛋灌饼。我数了数，光卖煎饼果子的就有三家。
我站在街口看了半个小时，发现一个规律——排队最长的那家是个大姐，手脚麻利，配料齐全，一份煎饼果子六块钱，加鸡蛋七块，加火腿肠八块。她一个人忙不过来，旁边还有个男的帮她收钱打包。我估算了一下，从七点到九点这两个小时，她至少卖了八十份。
八十份，就算平均七块钱一份，那就是五百六十块。一个月出二十天摊，那就是一万多。
我心动了。
回家之后我开始在网上查资料，怎么选摊位、怎么进货、怎么做酱料、怎么吆喝。我还专门买了个本子，把重要的东西都记下来。刘志强看我整天抱着手机看，问我干嘛呢，我说在研究项目。他哼了一声，没再理我。
第二周，我用补偿金买了一辆二手的三轮车，花了八百块。又在网上订了一个铁板炉、两个煤气罐、各种调料和工具，总共花了两千出头。我还去批发市场买了面粉、鸡蛋、火腿肠、生菜、榨菜丝、甜面酱、辣酱，堆在阳台上满满当当的。
刘志强下班回来看到阳台上的东西，愣了半天，问我：“你这是要干啥？”
“摆摊卖早餐。”我说，“煎饼果子和鸡蛋灌饼。”
他张了张嘴，想说啥又咽回去了。最后憋出一句：“你一个大学生，去摆摊？”
“大学生怎么了？”我一边擦铁板一边说，“我又没偷没抢。”
他没再说话，转身进了屋。我知道他心里不舒服，觉得丢人。可我也没办法，总不能坐吃山空。
准备工作做了整整一周。我先在家里练手艺，照着网上的教程一遍一遍地试。第一次做的煎饼果子惨不忍睹，面糊太稀，摊不开，翻面的时候全碎了，变成一坨面疙瘩。第二次好一点，但还是不成形。第三次、第四次……我连续练了三天，用了五斤面粉、三十多个鸡蛋，终于做出了一个像模像样的煎饼果子。
刘志强尝了一口，说：“还行。”
就两个字，但我心里踏实了不少。
出摊的前一天晚上，我失眠了。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想：要是没人买怎么办？要是做得不好吃怎么办？要是遇到城管怎么办？要是碰到熟人怎么办？
最后这个问题让我最害怕。我在这片住了六年，周围的邻居、儿子同学的家长、小区门口的保安、超市的收银员，大家都认识我。要是他们看见我在路边卖煎饼果子，会怎么想？
可转念一想，我又没犯法，怕什么？
凌晨四点，闹钟响了。我爬起来，洗漱完，换上干净的衣服，把准备好的材料搬到三轮车上。刘志强还在睡，我轻手轻脚地出了门。
四月底的大连，天亮得还不算早。街上空荡荡的，路灯还亮着，风吹过来凉飕飕的。我骑着三轮车，骑了二十分钟，到了我踩过点的那个路口——离我们小区两条街，附近有个公交站，还有一个写字楼，早上上班的人不少。
我到的时候已经有一个卖包子的老头在了。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继续揉他的面。我找了个位置停好车，开始支摊子。摆好铁板炉、接好煤气罐、调好面糊、切好葱花、打好鸡蛋，一切准备就绪。
天慢慢亮了，路上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公交车一辆一辆地过去，下来的人匆匆忙忙地往写字楼方向走。我站在摊子后面，看着那些人从我面前经过，没有一个停下来。
我等了四十分钟，一个客人都没有。
卖包子的老头倒是忙得很，一笼一笼地往外端，排队的人络绎不绝。我心里急，但又不知道该怎么办。总不能扯着嗓子喊吧？
又过了十分钟，终于有个小伙子走过来看了一眼我的摊子，问：“你这卖啥？”
“煎饼果子，鸡蛋灌饼。”我赶紧说，“六块钱一份。”
“来个煎饼果子，加鸡蛋。”
我手忙脚乱地开始做。舀面糊、摊开、打鸡蛋、撒葱花、翻面、刷酱、放生菜、卷起来，一套流程下来，我的手都在抖。小伙子接过煎饼果子，咬了一口，嚼了几下，点了点头，扫码付了钱就走了。
我看着手机上收到的七块钱，心里突然涌上来一股说不出的感觉。不是高兴，也不是难过，就是一种很复杂的滋味。
那天早上我从六点站到九点半，一共卖了十一份，收入七十三块钱。除去成本，大概赚了四十块。虽然不多，但至少开了张。
收摊的时候，我弯腰收拾东西，腰酸得直不起来。我扶着三轮车站了一会儿，看着满地的碎鸡蛋壳和葱花，突然觉得自己像个笑话。
可我笑不出来。
第二章
摆摊第三天，我就遇到了麻烦。
那天早上我刚出摊没多久，正在给一个顾客做煎饼果子，余光瞥见远处有几个人影朝这边走过来。我还没反应过来，旁边卖包子的老头突然喊了一声：“丫头，快收！”
我一抬头，看见三个穿制服的人正快步走过来。我的心一下子提到了嗓子眼，手忙脚乱地去关煤气罐，结果手一滑，铁板上的面糊洒了一地。
“别收了别收了！”领头的那个人已经走到了跟前，是个四十来岁的男人，脸上没什么表情，“这里不让摆摊你不知道吗？”
“我……”我张了张嘴，声音都在发抖，“我不知道……”
“不知道？这条街贴了多少次告示了？你没看见？”
我真的没看见。我第一天出摊的时候确实注意到电线杆上贴着什么，但没仔细看。我以为只要不影响交通就行。
“东西扣了，明天去城管大队交罚款。”那人说着就开始搬我的东西。
“大哥，大哥您通融通融，”我急了，一把抓住他的胳膊，“我第一次摆摊，真的不知道规矩。您别扣我东西，我这就走，再也不来了。”
他甩开我的手，语气稍微缓和了一点：“不是我不通融，规定就是这样。你在这儿摆摊影响市容，我们也没办法。”
“那我这些东西……”我看着他已经把我的铁板炉搬到了他们的车上，急得眼泪都快掉下来了，“我这设备刚买的，花了好几千呢……”
“去大队交罚款就能拿回来。”他说完，带着人走了。
我站在原地，看着他们的车越开越远，整个人像被抽空了似的。旁边卖包子的老头叹了口气，递给我一瓶水：“丫头，认栽吧。这片儿管得严，你换个地方。”
“叔，您怎么没事？”
“我交了摊位费，办了证。”他说，“你要真想干，去街道问问，看能不能办个临时摊位证。”
我点了点头，擦了擦眼睛，骑着空荡荡的三轮车回家了。
到家的时候刘志强刚起床，看我这么早就回来了，愣了一下。我把事情跟他说了，他沉默了一会儿，说：“罚款多少？”
“还不知道。”
“那你去问问啊，总得把东西弄回来。”
我换了身衣服，去了城管大队。接待我的是一个年轻姑娘，态度倒还不错，告诉我罚款五百，交了钱就能把东西拿走。我交了钱，把铁板炉搬回来，一路上越想越委屈。
回到家，刘志强已经出门跑车了。我一个人坐在沙发上，看着那个铁板炉发呆。手机响了，是我妈打来的。
“帆帆，工作找着没？”
“还没。”
“那你咋办啊？你爸这几天腿疼得厉害，想去医院看看，又舍不得花钱……”
“妈，我给爸转两千，你们先去看看。”
“你哪来的钱？”
“我还有点积蓄。”
挂了电话，我给她转了钱。卡里还剩三万出头，加上那四万八的补偿金，本来有五万多，买了设备和材料，又交了罚款，现在就剩四万二了。
我算了算，四万二，最多撑四个月。
不行，不能就这么放弃。我打开手机地图，开始找附近有没有合适的地方摆摊。找了半天，发现我家附近有个工业园，里面有好几家工厂，早上工人上下班的时候人流量应该不小。而且那边比较偏，城管应该不会天天去。
第二天凌晨，我换了地方。
工业园门口有一条马路，路两边种着梧桐树，四月底的叶子刚长出来，嫩绿嫩绿的。我到的时候天还没亮，已经有几个摊子在摆了——一个卖炒面的，一个卖豆浆油条的，还有一个卖包子的。我找了个靠边的位置，支起摊子。
这回运气不错。六点半开始，陆陆续续有工人从厂里出来，或者往厂里走。有些人会在摊子前面停下来买个早饭。我的煎饼果子六块钱一份，加鸡蛋七块，比写字楼那边便宜一块钱，生意居然还可以。
第一天在这个地方卖了二十三份，收入一百五十多。第二天卖了三十一份，收入两百出头。第三天卖了三十八份，收入将近两百五。
我心里终于踏实了一点。
可好景不长。第六天早上，我正在摊子上忙活，突然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杨帆？”
我手里的铲子差点掉地上。
我转过身，看见一个女人站在我身后，穿着职业装，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嘴巴张成了O型。
是我以前的同事，周敏。
“真是你啊！”周敏走近了几步，上下打量着我，“我刚才远远地看着就像你，没想到还真是。你怎么在这儿……”
她说到一半，目光落在我面前的铁板炉和面糊盆上，脸上的表情变得很微妙。那种表情我太熟悉了——先是惊讶，然后是困惑，接着是一种小心翼翼的同情，像是在说“哎呀你怎么沦落到这个地步了”。
“我……”我舔了舔干裂的嘴唇，“我出来体验一下生活。”
这话说得我自己都不信。周敏当然也不信，但她没有追问，只是笑了笑说：“挺好的，挺好的。那你忙着，我先上班去了。”
她走了几步，又回过头来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让我浑身不自在。
那天剩下的时间我一直心神不宁。周敏以前在公司跟我关系一般，但她是个大嘴巴，什么事到她嘴里都能传遍整个朋友圈。我可以想象她回去之后会怎么跟别人说——“你们猜我早上看见谁了？杨帆！她在工业园门口摆摊卖煎饼果子！”
光是想想我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
可我又能怎么办呢？总不能因为她看见了就不干了吧？我要养家，要还房贷，要给儿子交学费。面子这东西，饿肚子的时候一文不值。
我咬着牙继续干。
五月中旬的时候，我的生意渐渐稳定下来。每天能卖四十份左右，收入三百上下，一个月下来能挣五六千，跟上班的时候差不多。虽然辛苦，但至少不用看老板脸色，也不用担心被裁员。
只是每天早上四点钟起床，一站就是四五个小时，腰和腿都受不了。我买了个小板凳，没人的时候就坐一会儿。手上全是烫伤的水泡，结了痂又破了，破了又结痂，最后变成了一层厚厚的茧子。
刘志强有时候会帮我出摊，但他跑货运经常不在家，大部分时间还是我一个人。他也不怎么提我摆摊的事，偶尔有亲戚问起来，他就说我找了个新工作，做电商运营。
我知道他觉得丢人。我也不想让他难堪，所以从来不跟别人说我在干什么。有人问起来，我就含糊地说在做点小生意。
第三章
五月二十号那天，大连下了场大雨。
我早上起来看窗外黑压压的一片，雨下得像瓢泼一样。我犹豫了一下，还是穿上雨衣出了门。工业园的工人不会因为下雨就不吃饭，我不去，别人也会去。
雨太大，我骑车骑得很慢，到地方的时候全身都湿透了。我找了个能遮雨的地方支起摊子，雨棚太小，根本挡不住斜飘进来的雨水。我只好把铁板炉往里挪了挪，自己站在雨里操作。
那天早上只卖了十几份，大部分人都撑着伞匆匆走过，根本没心思停下来买早饭。我站在雨里，雨水顺着雨衣的帽子往下淌，流进脖子里，冰凉冰凉的。
快到九点的时候，雨终于小了。我正准备收摊，一个声音突然从旁边传来：“姑娘，给我来一份煎饼果子。”
我抬起头，看见一个老太太站在我面前。她大概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穿着一件灰色的外套，手里拄着一根拐杖。她的眼睛不太好，凑得很近才看清楚我的摊子。
“阿姨，您稍等一下。”我赶紧开始做。
老太太站在旁边看着我，突然说了一句：“姑娘，你手上有伤。”
我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手，上面全是烫伤的疤痕和水泡，有些地方还贴着创可贴。我笑了笑说：“没事，做这行的都这样。”
“不容易啊。”老太太叹了口气，“现在的年轻人，肯吃苦的不多了。”
我把做好的煎饼果子递给她，她掏出一张皱巴巴的十块钱给我。我找了她四块，她接过钱，又说了一句：“姑娘，你面相好，以后会有出息的。”
我不知道该怎么接这句话，只能笑着说了声谢谢。老太太拿着煎饼果子慢慢地走了，我看着她佝偻的背影消失在雨幕里，突然鼻子一酸。
那天回家之后，我感冒了。
发烧三十八度五，浑身酸痛，躺在床上动都不想动。刘志强晚上回来，看我烧成这样，说要带我去医院。我说不用，吃点药就好了。他去药店给我买了退烧药和感冒药，又煮了一锅粥。
我喝了粥吃了药，躺在床上迷迷糊糊地睡着了。半夜醒来，发现刘志强坐在床边，手里拿着我的手机在看什么。我问他看什么，他说在看我的记账本。
“你这个月挣了四千六？”他问我。
“嗯。”
他沉默了一会儿，说：“比我跑车挣得多。”
我没说话。他又说：“要不……我跟你一起干吧？”
我愣住了。刘志强这个人最要面子，当初我提出摆摊的时候他虽然没反对，但我知道他心里是一万个不愿意。现在他突然说要跟我一起干，说明他是真的想通了。
“你想好了？”我问。
“想好了。”他说，“反正跑车也挣不了多少钱，还不如跟你一起干。两个人效率高，还能多卖点。”
第二天，我和刘志强一起出了摊。他在旁边帮我打下手，收钱、打包、招呼客人，我专心做煎饼。效率果然提高了不少，原来我一个人一个小时最多做十五份，有了他帮忙，能做二十多份。
生意最好的时候是早上七点到八点半，那段时间排队的人能有十几个。我手上的动作越来越熟练，从舀面糊到卷好装袋，最快只要一分半钟。刘志强在旁边收钱找零，嘴上也勤快，一口一个“帅哥美女”“叔叔阿姨”地叫着，客人们都很受用。
六月中的时候，我们的日均营业额突破了四百块。我开始琢磨着增加品种，除了煎饼果子和鸡蛋灌饼，又加了手抓饼和烤冷面。这些东西成本低利润高，做起来也不费事。
就在我觉得日子终于要好起来的时候，意外发生了。
那天是周六，工业园那边的工人少一些，我决定换个地方试试。听说开发区那边有个大型建材市场，周末人多，我骑着三轮车就去了。
建材市场门口确实热闹，人来人往的。我找了个位置刚支好摊子，还没来得及开张，就听见有人喊：“哎，你哪个单位的？这里不准摆摊！”
我抬头一看，是个穿保安制服的中年男人，膀大腰圆的，一脸横肉。我赶紧解释：“大哥，我就是来卖个早餐，一会儿就走。”
“不行不行，赶紧走，这是市场的地盘，你在这儿摆摊得交管理费。”
“多少？”
“一天两百。”
我吸了口凉气。两百？我卖一天才能挣多少？这不是抢钱吗？
“大哥，两百太多了，您能不能通融一下？”
“不行就是不行，要么交钱，要么走人。”
我咬了咬牙，开始收东西。保安站在旁边看着我，嘴里还在念叨：“现在这些人，真是什么地方都想钻……”
我低着头不说话，手上的动作更快了。就在这时，我听见一个熟悉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杨帆？”
我的手僵住了。
那个声音我太熟悉了。我在公司上班的时候，每天都能听到这个声音。那是我们运营部的总监，姓赵，就是当初在会议室宣布我被裁的那个老赵。
我没有回头。
“杨帆，是你吗？”老赵的声音越来越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