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蒋安全 (笔名江岸)江苏省大丰人,文学博士,人民日报高级记者,曾任人民日报社非洲中心分社社长(首席记者)、环球时报社副总编辑,现为中国非洲研究院特约研究员。
我欠新团中学老师一场谢师宴作者:蒋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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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排右二为作者
“新团中学下学期就要关掉了,撤并到南翔实小!”看到同学群里这个消息,一点也不感到意外。如今孩子少了,教育资源出现剩余,需要重新整合,一些中小学被兼并,在北京早已司空见惯。然而,这个消息对我又似乎有点猝不及防,因为我仍欠着母校老师一场谢师宴,欠了将近五十年。新团,曾是苏北盐城市大丰区(县)的一个乡(公社)。“团”,在家乡历史上多用于盐民聚居地的名称,新团位于七灶、八灶之间,应是在西团、南团、北团之后出现的地名。尽管大海向东迁徙了几十公里,盐民也早已成为庄稼人,但这里仍叫新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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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团中学建于1960年,与我们这些60后是一个时代的产物。我们是1977年恢复中考后的首届高中生。考试前两天的傍晚,我正在生产队稻田里打农药,突然听到我在新明初中的班主任顾仁泽在田埂上叫我,通知我准备后天到新团中学参加升学考试。带着将信将疑,晚上回家匆匆喝了一碗粥,在河里洗个澡,拿着煤油罩子灯在蚊帐里复习起来。可惜不一会儿便稀里糊涂地睡着了,还差点把蚊帐烧掉。13周岁,又瘦又矮,顶个硕大脑袋,同学说我像《红岩》里的小萝卜头,上河工等重体力活,肯定是干不了的,就是背起只有大半桶农药的药机,也得把药机放田埂上,人先蹲在埂下,双肩背上背带,再缓缓、艰难地站起来。家庭出身不好,贫下中农管理学校,靠推荐,肯定上不了高中。做泥瓦匠的舅舅说要带我到兴化跟师傅学箍桶,曾是一个盼头。而突如其来的中考,真是一根救命稻草啊!可我是属于后知后觉的笨孩子,考上了高中,并没有什么新的打算,听别人谈高考,认为那是与我完全无关的事。到新团中学先是分在高一四班,班主任周利泉老师,让填入团申请表时,我曾激动不已,哭得稀里哗啦。哭是哭了,但仍是不思奋进。后来到了所谓“尖子班”,也没有好好学习,上物理在课桌下偷看连环画,被赵才兴老师发现,当场把连环画撕了,还挨了一通臭骂。赔了人家书主一毛多钱,由此视赵老师为仇人,什么“切割磁力线”,上课完全不听。化学本来挺好,但老爱捉弄有点口吃的杨志成老师,用钢笔套放头发上摩擦一番,产生白色物质,问杨老师那是什么反应,产生的什么物质。看他张口结舌,回答不出来的样子,心里别提有多得意。数学课如今除了记得个“当且仅当”,其他也都模糊了。英语老师徐立是苏南人,老斜眼看我,一副蔑视的样子。本该是一粒文科的种子,但那时大家都认为差生才会报文科。我不是“差生”,当然得报理科,逻辑就是这么个逻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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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尖子班”的好处是可以住校,但住校也很容易把个人的家底暴露无遗。我家没有钱,连二分钱一份的青菜汤也舍不得吃,当然我的借口是恶心菜汤上漂着的绿虫子。一天三顿,只有家里带的萝卜干,就着干饭或者稀粥。第一天住校,父亲好不容易给我买的一管新牙膏就被人偷了。也难怪,我的行李就放在从五金厂垃圾堆捡来的一个小小的柳条箱里,什么值钱什么不值钱,小偷可一览无余。再就是临近考试前,我和同床的陈桂才都得了疥疮,奇痒无比,不得不到处求医问药。我们俩相互指责对方是传染源。陈桂才学长是来我们班插班复习的往届生,属于社会青年,而我,并没有出过校门,没有被污染过呢。也许是冥冥中命运的安排肇始于此吧,陈桂才后来当了公安刑侦,而我参与了有关新冠溯源问题的写作。得疥疮之前,我上高中时还有过贫血的症状,父亲带我到大丰县城医院看过,二叔送给我一包葡萄糖粉,只喝了几次,也被人偷了。我初中已学会在船上拿舵,上高中时,时不时会请一天假,回家拿个舵,装氨水或者运砖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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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打击最深的一次是,生活班委朱从银向王湘元老师告发我不肯给同学们打粥、分饭。临近考试,大家都时间紧张,所以每个同学轮流一周负责打粥、分饭,我那时也许胆小并有社交恐惧症,一次次拒绝,结果被王老师狠狠骂了一顿。此生第一次被那样严厉地训斥,又委屈,又觉得自己确有过错,在那个春寒料峭的晚上,报春花应该开了吧?我哭了很久很久。印象里,王湘元老师真的是超常严厉,讲新课前先考试。大家都还没有预习的习惯,每每考一筐鸭蛋,然后王老师仿佛很开心,一通挖苦后,才开始讲新课。而卢成国老师上课属于三天打鱼两天晒网的,据说是公社上老让他去写材料,那似乎是比给学生上课更高级的一种殊荣,给大家神龙见首不见尾的神秘感。插班复习的往届生给我们带来了新的天地,有时晚上跟着他们逃自习课去公社大会堂看电影,有时听他们说老师们的轶事。1979年,高中毕业考大学和考中专是分卷的,我自认为不是应该上文科的“差生”,但也不是一下子就能考上大学的真正尖子生,报考中专,是一个合适的选择。考取盐城师范学校,跳出农门,是家里一件大事,父母精心准备了一桌饭菜,买了酒,现在叫谢师宴,让我去请老师。我出去转了一圈,并没有到学校去,回来撒谎,告诉父母:今年学校考上的人多,老师没空来。夏天,菜放不住,父母只得请了附近新明初中的老师来家里吃了一顿。不久后,王湘元老师请我们当年考上的十几个学生去他家里吃饭,父母特意摘了树上长的桃,让我带去。我怕寒碜,把桃藏在自家草堆里,空手去了老师家。前年,从北京回去,王湘元老师特别隆重地把老师们聚拢来,请我吃了一顿酒。对着一桌白头翁,我信誓旦旦地承诺,等退休了,回去补请老师们一次。如今退休快三年,学校也将关门大吉,我还没请老师们呢。新团中学,百度上查不到的名字,诞生于我们出生的年代,终结于我们退休的年代,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也是一个宿命吧?
来源 大丰融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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