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州
何仁华的葬礼刚结束，何建国当着满屋子亲戚的面，把一张存折拍在桌上：“叔叔临终前做了公证，这套房子和存款，归我继承。”
何秀英当场炸了，指着我的鼻子骂：“你白伺候了十二年！一个子儿没捞着，还当牛做马！”
我没吭声。我把何仁华的遗像擦了擦，又摆正，转身回了家。关上门，我靠着门板滑坐下来，吸了两口气才没哭出来。
可我没想到，三天后何建国会再次敲开我家的门。
他塞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婶子，您先看看这个。”
我打开一看，愣住了。
01
何仁华是在腊月二十三那天走的。
那天下午我去医院送饭，走到病房门口，护士正好推门出来。看见我，护士张了张嘴，轻声说：“徐阿姨，何老师情况不太好，您进去看看他吧。”
我端着饭盒走进去，何仁华躺在病床上，脸蜡黄蜡黄的，瘦得像一把干柴。他已经昏过去好几次了，医生说也就是这两天的事。
我把饭盒放在床头柜上，搬了把椅子坐在旁边。
何仁华的手搭在被子外面，手指头蜷着，骨节粗得吓人。我伸手握住，凉得跟冰块似的。
我想给他捂捂，可怎么捂都捂不热。
窗外的天灰蒙蒙的，要下雪的样子。走廊里偶尔传来推车的声音和说话声，远了又近了，近了又远了。
何仁华的呼吸越来越弱，像一盏快熬干的油灯。
我去叫了医生。医生进来看了看，摇摇头。
我守着何仁华，从下午一直守到天黑。
天彻底黑透的时候，何仁华忽然睁开眼睛，看着我，嘴唇动了动。我凑过去，听见他说：“桂莲……你……你慢点走……”
我眼泪一下子就出来了。
我说：“老何，我不走，我在这儿。”
他在嘴角扯出一个笑的模样，然后眼睛就闭上了。
医生过来确认了一下，说：“何老师走了。”
我坐在椅子上没动，握着何仁华的手，不知道过了多久。护士进来帮我拉开，我才发现自己浑身都僵了。
我给何建国打了电话。电话响了好几声才接通，那边儿嘈杂得很，像是在饭局上。
我说：“石头，你叔叔走了。”
那边顿了一下，然后听见椅子响，还有杯子掉地上的声音。何建国说：“婶子，我马上回来。”
挂了电话，我又去打了盆热水，拧了毛巾，给何仁华擦身子。他瘦得皮包骨头，擦的时候我都不敢使劲。
擦干净了，换上寿衣。寿衣是去年秋天我自己去买的，何仁华当时还嫌贵，说买那么好的干嘛。我说你一辈子没享过福，走的时候得体体面面。
那套寿衣是藏青色的，盘扣，料子摸着挺滑溜。穿好之后，我把何仁华的头发理了理，又给他擦了把脸。
护士进来帮忙，看见我把寿衣穿得板板正正的，叹了口气，说：“徐阿姨，您对何老师真是没话说。”
我没接话。眼睛盯着何仁华的脸，那张脸上的皱纹渐渐舒展开了，像是在梦里睡着了。
我心想：老何，这辈子你辛苦，下辈子好好投胎吧。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了家，坐在客厅里，灯也没开。
这十二年，我头一回晚上不用去何仁华家，不用给他翻身，不用给他倒尿盆，不用半夜爬起来去看他是不是还喘气。
可我总觉得少了什么。
窗外的风呼呼地刮着，吹得窗户哐哐响。我听见隔壁楼有人在放电视，笑声传过来，一浪一浪的。
我站起来，走到厨房，下了一碗面条。面条煮好了，我捞进碗里，吃了两口就放下了。
没胃口。
第二天一大早，何建国到了。
他直接从机场打车过来的，眼下一圈青黑，一看就是一夜没睡。他看见我，叫了声“婶子”，声音沙哑得很。
我把何仁华这几天的情况跟他说了说，又说了后事怎么办。何建国点点头，说：“婶子，医疗费的事您别管了，我来结。”
我说：“我垫了三万多。”
何建国愣了一下，然后说：“婶子，这钱您不用操心，我都给您报。”
我看着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神有点躲闪，心里咯噔一下。但也没多想，只当他是累了。
何秀英是下午到的。
她穿着一件大红的羽绒服，踩着高跟鞋咯噔咯噔走进来，一进门就嚷嚷：“哎呀，我哥走了？怎么没人通知我？”
何建国说：“婶子，昨天晚上的事，还没来得及通知。”
何秀英白了他一眼，转头看见我在整理何仁华的遗物，酸溜溜地说：“桂莲姐真是尽心啊，伺候了十二年，现在还不闲着。”
我说：“老何的东西，得收拾好。”
何秀英哼了一声，没再说话。
那天晚上，我坐在何仁华家客厅里，看着茶几上摆着的遗像，发了好久的呆。
遗像是何仁华三年前拍的，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笑得挺和善。
我第一次见何仁华，是十二年前的秋天。
那是刚搬来小区不久，我下楼倒垃圾，看见一个老人在楼下的花坛边上坐着，手里拄着根木棍。
我以为他是腿脚不好，也没多想。后来才知道，那是他还能走的时候。
没过多久，他就中风了。
02
何仁华的葬礼定在腊月二十六。
那天早上起来我就觉得心里憋得慌，胸口像压着块石头。我站在厨房里喝了半杯水，看着窗外白茫茫的天，愣了好一会儿。
去殡仪馆的路上，何建国坐在副驾驶，我坐在后面。车里谁都没说话，只有暖风吹着，呼啦呼啦的。
到了地方，何仁华的遗体已经整理好了。他躺在那儿，脸上化了妆，看着比活着的时候精神些。
我走过去，伸手摸了摸他的脸，凉的。
何秀英带着一帮亲戚已经先到了，男男女女站了一排。有几个我不认识，应该是何仁华那边的远房亲戚。
何建国站在遗体前，眼圈红红的，鞠躬鞠了三个。
然后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清了清嗓子：“各位长辈，叔叔生前做了公证遗嘱，我今天当众宣布一下。”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漏了一拍。
何建国展开纸，念：“本人何仁华，名下位于市区的两室一厅住房，以及名下所有存款，全部留给侄子何建国继承。”
何仁华生前跟我提过这事，他当时说：“桂莲，房子我给石头，也好歹算有个交代。”我那时候还跟他说：“老何，你爱给谁给谁，我不图那个。”
可现在真当众念出来，我心里还是刺了一下。
何秀英第一个跳出来，声音尖得能戳破天花板：“什么？！房子和钱全给石头？桂莲姐白伺候你哥十二年？！”
其他亲戚也开始交头接耳，有人偷眼看我，有人交头接耳。
何建国站在那里，纸拿在手里，脸上挂不住。他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想说什么。
我走过去，把何仁华的遗像端起来，擦了擦镜框上的灰，又摆正。然后对着遗像鞠了三个躬。
鞠完躬，我转头对何秀英说：“老何的遗愿，咱们别在他跟前闹。”
何秀英愣了一下，然后冷笑一声：“桂莲姐，你可真好说话。你伺候我哥十二年，到头来连个渣儿都没捞着，你还替他说话？”
我没接话。转身往外走。
身后传来何秀英尖细的嗓音：“你们看看，这人傻得，缺心眼！”
我迈出灵堂的门，冷风呼地一下灌进领子里，我缩了缩脖子。
那天回到家，我把外套脱了挂在门后，一个人在沙发上坐了很久。电视开着，放的是一个什么电视剧，谁演的我都不知道。
电话响了，是我女儿陈晓燕。
“妈，怎么样了？”她问。
“啥都弄完了。”我说。
“妈，我听说了。”陈晓燕的声音闷闷的，“房子和钱都给那个什么建国了？”
我说：“嗯。”
“妈，你图什么？”陈晓燕的声音一下子就高了，“你伺候那个老头十二年，倒尿盆、擦身子、半夜送医院，你图什么？人家死了，连句好话都没给你，房子给侄子，你……”
“晓燕，”我打断她，“你别说了。”
“妈！”
“你让我静静。”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在茶几上，屏幕亮了一下，又暗下去。
我站起来，走进卧室，从床底下拖出一个纸箱子。
打开，里面装的都是何仁华的东西——医院的缴费单、出院证明、医生开的药方、我记的护理笔记。
我把那本护理笔记本拿出来，一页一页地翻。
上面写着日期，写着时间，写着何仁华每天吃了什么、拉了没有、翻身了几次、有没有发烧。
密密麻麻的，整整十二年。
我从头翻到尾，眼睛酸了。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脑子里都是何仁华的样子，他在病床上躺着，他坐在轮椅上，他拉住我的手说“桂莲，你慢点走”。
我也不知道我哪儿来的力气，照顾了他十二年。
这十二年里，我没少被人在背后说闲话。有人说我图何仁华那套房子，有人干脆说我是不正经。我都没当回事，因为我知道我自己在做什么。
可那天晚上，我看着天花板，忽然觉得自己有点傻。
也不是为了房子，也不是为了钱。那我这十二年，到底图了个什么呢？
想着想着，眼泪就下来了。
03
第二天早上，我去菜市场买菜。
天冷得出奇，风像刀子一样刮在脸上。我裹了件旧棉袄，缩着脖子走在路上，脚下踩得积雪咯吱咯吱响。
到了菜市场，我先去老王的肉摊上买了二斤排骨。
老王看见我，笑着说：“婶子，今天买排骨啊？炖汤？”
我说：“嗯，炖点汤喝。”
老王把排骨剁好，装进袋子里，又多给我搭了两根骨头，小声说：“婶子，前两天的事我听说了。那个……你别往心里去。”
我接过袋子，嗓子眼儿堵得慌。
我说：“老王，没事儿。”
老王看了我一眼，欲言又止地张了张嘴，最后还是什么都没说。
我又去买了两个萝卜、一把芹菜、几根葱。路上遇见小区里的刘婶，她看见我，热情地打招呼：“桂莲姐，买菜呢？”
刘婶凑过来，压低声音：“桂莲姐，老何那事我听说了。你说你也真是的，照顾他这么多年，他家亲戚怎么能这样呢？房子给侄子，你算什么？”
我说：“老何有老何的安排。”
刘婶撇撇嘴：“安排什么呀，你上辈子欠他的？”
我没接话，拎着菜走了。
回到家，我把菜放进厨房，开始洗排骨、切萝卜、炖汤。锅里的骨头咕嘟咕嘟冒着泡，热气熏得窗户上铺了一层雾。
我坐在餐桌前，看着那锅汤发呆。
何仁华最爱喝排骨萝卜汤。他瘫痪之后牙齿不好，软的东西才能吃得动。我隔三差五就给他炖一锅，他每次都能喝两大碗。
喝完以后，他总说：“桂莲，你做饭真好吃。”
我说：“那是你没吃过别人做的。”
何仁华就笑，笑得眼睛眯成一条缝。
那会儿我觉得，能让人吃上一口热乎的，也不算白忙活。
可我没想到，我忙活了十二年，最后居然连一个“谢谢”都没捞着。
也不是说没捞着，何仁华跟我说过很多次谢谢。可那是生活上的，嘴上的一句话，能当饭吃吗？
我越想心里越不是滋味，锅里的汤也喝不下去了。
下午，陈晓燕又打来电话，说找好了工作，让我收拾东西过去住。
“妈，你一个人在那里我不放心。”她说，“房子我都找好了，你过来帮我做饭就行。”
我说：“我不去，我在老家住惯了。”
“妈！”陈晓燕急了，“你一个人在那边干嘛？守着那套破房子干什么？你照顾何叔叔那么多年，他家把房子都给侄子了，你还守在那里干嘛？”
我说：“我不是因为房子。”
“那你是因为什么？”陈晓燕的声音里带着哭腔，“你告诉我，你图什么？”
我张了张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
陈晓燕等了一会儿，见我不说话，说：“妈，你自己好好想想吧。”然后就挂了。
我拿着手机，看着窗外的天一点点暗下去。
屋子里没开灯，黑漆漆的。我也不想去开，就那么坐着。
我想起我第一次去给何仁华翻身的时候，他浑身汗湿透，身上长满了褥疮，我看着，心里酸得要命。
我给他把褥疮处理了，又给他换了干净的床单。
何仁华那时候还不太会说清楚的话，但我听见他含含混混地说了句：“谢谢。”
就那两个字，让我愣了半天。
后来我想，这人活着不容易，能帮一把是一把。
可这一帮，就是十二年。
04
腊月二十八那天，小区里开始传闲话了。
我去楼下倒垃圾，听见两个妇女在楼道口说话。一个说：“听说没，那个徐桂莲照顾何老师十二年，最后房子给了侄子。”
“真的假的？”
“我还能骗你？我表妹跟何老师的堂妹何秀英关系好，秀英亲口告诉我的。”
“那徐桂莲不是白干了？”
“可不白干了嘛！还有人说她图人家房子，结果啥都没捞着，这脸打得响亮的。”
我站在楼梯拐角，听得清清楚楚。
我低头看了看手里的垃圾袋，又看了看那俩人的背影，没吭声，转身把垃圾扔进桶里，上楼了。
回到家，我把门关上，靠着门板站了一会儿。
说实话，我倒不是怕别人说闲话。
这么多年，什么难听的话我没听过？
刚开始那会儿，有人说我是不正经，还有人说我是不是跟何仁华有什么、有什么的。
我都没当回事。
可那天不知道为什么，那些话听在耳朵里，格外的刺耳。
我走进厨房，开始剁肉馅儿。刀起刀落，咚咚咚的，声音盖过了一切。剁着剁着，眼泪就掉下来了。
我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
大概是觉得委屈吧。可委屈完了又能怎样呢？日子还得过。
晚上，何建国来了。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呢子大衣，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的，看着像是在外面混得不错。他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两盒点心，一脸的不自然。
“婶子，我来看看您。”他说。
我让他进来坐了，给他倒了杯水。何建国坐在沙发上，东看看西看看，就是不敢看我。
我问他：“吃饭了吗？”
“吃过了。”他说，“婶子，我来是、是跟您说点事。”
我看着他，等他往下说。
何建国搓了搓手，说：“婶子，叔叔的房子我打算卖掉。中介已经联系好了，年后就挂牌。”
我说：“那是你的房子，你卖不卖是你的事。”
何建国说：“那、那卖房的钱……”
他说到一半又停了。
我心里噔了一下，但是嘴上没说什么。
何建国最终还是没把话说完，支吾了两句，站起来走了。临走前把点心放在门口鞋柜上，说了句：“婶子，您保重。”
我送他到门口，看着他进了电梯，才关上门。
那天晚上，我躺在床上怎么都睡不着。
脑子里反复在想这十二年的事情。从何仁华躺进医院开始，到他失去知觉，到他清醒过来，到我每天去照顾他。
我有的时候会想，如果那年秋天，我没下楼倒垃圾，没看见何仁华坐在花坛边，是不是一切都会不一样？
可这世上没有如果。
何仁华病了，我看见他一个人孤零零地躺着，我迈不过去那个坎。
那也不是因为别的，是因为我想起我妈了。
我妈当年也是瘫痪，躺在床上整整两年。那会儿我刚结婚不久，陈晓燕才两岁。我两头跑，累得跟狗似的。
可我还是没跑好。有一天我妈发烧，我下班了才知道，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晚了。
从那以后，我心里就一直有个疙瘩，觉得是我没有照顾好我妈。
何仁华病了那天，我站在电梯口，看见他被抬上救护车，脑子里就一个念头：不能再来一次了。
不能让我妈的事，再上演一次。
所以我去照顾了何仁华，一照顾就是十二年。
可我没想到，这十二年会是这么个结局。
05
腊月二十九的晚上，我正在厨房包饺子，门忽然被敲响了。
我以为是陈晓燕回来了，擦了擦手去开门。打开门一看，是何建国站在那里。
他穿着一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被风吹乱了，眼睛红红的，像是刚哭过。他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厚厚的。
“婶子，”他说，“这个给您。”
我看了一眼信封，没接。我说：“石头，你这是干啥？”
何建国把信封塞到我手里，声音有点哽咽：“婶子，您先看看，我明天再来跟您细说。”
说完，他转身就往电梯那边走。
我喊他：“石头！”
他没回头。
我站在门口，手里握着那个信封，感觉沉甸甸的。信封上什么都没写，就一个牛皮纸袋，用绳子绕着。
我关上门，走进客厅，坐在沙发上。把信封放在茶几上，看了好一会儿才打开。
里面掉出几样东西。
第一份是一张纸，纸张发黄，边缘有些卷曲了，看样子有好些年头了。我展开一看，是一份遗嘱。
准确地说，是一份公证遗嘱。
上面写着：本人何仁华，名下位于城东老宅的拆迁补偿款，以及建设路沿街门面房十年的租金收益，全部赠予徐桂莲女士。
日期是十年前。
下面有公证处的章，还有何仁华的签名和手印，旁边站着两个见证人，签名都在上面。
我盯着那张纸，手控制不住地抖。
第二样是一沓照片。
照片上何仁华坐在轮椅上，面前是一张桌子，桌子上摊着那份遗嘱。
旁边站着两个我不认识的人，一个是穿西装的律师，另一个是穿制服的工作人员。
照片的底下写着日期，就是十年前的那一天。
第三样是一本笔记本。封面已经磨得发白了，边角都卷起来了。我小心翼翼地翻开。
第一页，是何仁华的字迹。歪歪扭扭的，像是费了很大的劲才写下来，但每一个字都看得很清楚。
上面写着：2009年，十二月。桂莲给我翻身。
我继续往后翻。
2009年，十二月。桂莲给我换床单，擦背。她说我褥疮好多了，我知道是她照顾得好。
2010年，二月。桂莲来的时候买了水果，苹果切成小块喂我。我吃得一嘴都是，她笑我。
2010年，五月。半夜发烧，桂莲打120，送我去医院。她守了一夜，我叫她回去她不肯。
2011年，三月份。桂莲扶我坐起来晒了会儿太阳。春天真好。有桂莲真好。
2012年……
我一页一页地翻着，从01翻到最后一章。
整整十二年，一天都不落。
每一页都写着日期，写着桂莲做了什么。
有的字歪歪扭扭的，因为何仁华手抖得厉害。有的墨迹被水泡花了，看不清楚到底是什么。
可是，每一页里的名字，都是“桂莲”。
我合上笔记本，眼泪啪嗒啪嗒地掉在封面上，怎么都止不住。
那天晚上，我抱着那本笔记本，坐到了天亮。
06
第二天是大年三十。
何建国一大早就来了。
他还是穿着那件黑色的羽绒服，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的，但眼睛底下一圈乌青，一看就是一夜没睡。
我让他进来，他坐在沙发上，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接过水杯，没喝，放在手里握着，说：“婶子，昨晚那个信封您看了？”
我说：“看了。”
何建国低头看着茶杯里的水，声音闷闷的：“婶子，有些事……我想跟您说清楚。”
我坐在他对面，等着他往下说。
何建国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红的：“叔叔在您照顾他的第二年，就偷偷去做了这个公证。他没告诉您，是因为他怕您知道了以后，就不肯再收他这份心意了。”
我张了张嘴，想说点什么，又不知道该说什么。
何建国继续说：“叔叔一共做了两份遗嘱。一份是那套房子和存款的，留给我的。一份是拆迁款和门面房的，留给您的。”
“叔叔说，房子给我，是因为我是他何家的人，他想给何家留个根。可拆迁款和门面房，是他给自己的养老钱，他想留给您。”
何建国的声音哽咽了：“叔叔说，您照顾他这么多年，他没别的东西能报答，这是他能给您的全部了。”
我盯着茶几上的信封，心里像被什么东西堵住了。
何建国又说了：“婶子，这些年我知道您不容易。我在外地做生意，很少回来。每次回来，叔叔都跟我说，让我好好谢谢您。他说您比亲闺女还亲。”
我说：“你叔叔是个好人。”
何建国摇了摇头：“是您好。您对我们何家，有天大的恩情。”
他说着，从包里又掏出一个U盘：“婶子，这还有一个东西。是叔叔临终前录的，让我务必交给您。”
我看着那个U盘，手抬不起来。
何建国说：“我明天就走了，年后回来办过户手续。婶子，您有什么事，随时给我打电话。”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过头来：“婶子，叔叔走了，您别太伤心。”
门关上之后，屋子里安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声。
我拿起那个U盘，走到卧室里。笔记本电脑陈晓燕前两年给我买的，我平时不怎么用，放在床头柜上落了灰。
我把U盘插进去，打开文件夹，里面只有一个视频文件。
我点了播放。
屏幕亮起来，何仁华出现在画面里。
他坐在轮椅上，穿着一件灰色的旧毛衣，瘦得皮包骨头，脸上的颧骨凸出得厉害。他在努力地笑着，可那个笑容比哭还让人难受。
他对着镜头，张了张嘴，然后又开始说了，那声音含含混混的：“桂莲，你在吗？”
我的心猛地缩紧了。
他继续说：“我知道你忙，你总是忙着伺候我。可我这次，不是让你来帮我擦身子的，我是想跟你说几句话。”
他停顿了一下，像是攒足了力气，又接着说：“桂莲，这辈子，我欠你的。你照顾我十二年，你是个好人。你活该有个好报。”
他笑起来，眼眶里却溢满了泪水：“桂莲啊，你记得照顾好自己。出门多穿件衣裳，别光顾着照顾别人，把自己忘了。你做的菜很好吃，特别是那排骨汤，我喝了一辈子，也没喝够。”
他的声音越来越弱：“桂莲，我走了。你要好好的。那个信封里的东西，你拿去。那是你的。”
视频到这里就没头没脑地断了。
我坐在电脑前，眼泪哗哗地往下流。
我哭了好一会儿，哭到嗓子都哑了。
我想起何仁华第一次跟我说谢谢的时候，我想起他每次拉住我手的时候，我想起他每次喝排骨汤的时候笑眯了眼的样子。
我忽然明白了，他这十二年，从来都不是白白地接受。
他记在心里了。
他全部都记在心里了。
那天是大年三十，外头的鞭炮声噼里啪啦地响了起来，一浪接着一浪。
我一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着渐渐暗下去的天，心里说不清是什么滋味。
过了一会儿我翻开那本笔记本，继续往后看。
后面几页的记录，字越来越歪，越来越难辨认。到了后面几页，字迹几乎已经散架了，很难辨认清楚。
我费了好大的劲才认出那行字：桂莲，对不起。如果有下辈子，别再遇到我了，我不想再拖累你了。
我的心像被什么东西狠狠撞了一下，疼得喘不过气。
原来他一直都知道自己拖累了我。
原来他心里比谁都有数。
原来他这些年，从来没觉得我是理所应当地伺候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