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服挡不住暴力！孩子放学后被手机追杀，巴拿马家长坐不住了

巴拿马正面临一场长期被薄弱数据、家庭羞耻感和网络暴力掩盖的学校危机。两起疑似与校园霸凌有关的自杀事件发生后，这场危机开始进入全国视野。活动人士正推动更严格的立法，主张把学生安全视为一场公共卫生问题，而不只是课堂纪律问题。

一个国家开始听见孩子的声音最先被打破的，不是法律，而是沉默。在巴拿马，校服至今仍象征着秩序，许多家庭也往往相信，课堂比街头更安全。但今年两名年轻人的死亡，让整个国家不得不停下来反思。根据活动人士伊尔玛·鲁伊斯向埃菲社介绍的情况，其中一名死者是14岁的自闭症青少年，另一名是18岁的大学生。两人都于3月去世，日期分别是8日和26日，这两起案件都被认为与霸凌有关。

巴拿马没有关于校园霸凌的可靠全国统计数据。对于一个拥有地区金融中心经济成熟度、并以运河物流能力为傲的国家来说，这一现实本应令人尴尬。由于缺乏可信的本地数据，鲁伊斯的项目只能援引全球反霸凌组织的数据。该组织估计，2025年巴拿马有48.3%的学生遭遇过霸凌。

鲁伊斯说，今年两起致命事件发生后，遭受霸凌学生的比例已升至“10个里有8个”。这一数字的具体测量方式仍需更有力的官方核实，但其政治意义已经十分清楚：巴拿马讨论的已不再是零星的残酷个案，而是一个在痛苦演变为致命悲剧之前，甚至未能统计这种痛苦的系统性失灵。

埃菲社的采访和报道表明，这个问题不只存在于学校内部，也存在于家庭、政府部门、手机、议会、诊所，以及那些身边并不缺人、却仍感到彻底孤独的孩子内心深处。高压锅被掀开鲁伊斯告诉埃菲社，这两起死亡事件像是“揭开了高压锅的盖子”。此后，她的项目开始接到受害者母亲、其他亲属以及“正在承受巨大痛苦”的孩子打来的电话。

“高压锅”这个比喻，准确得令人痛心。在拉丁美洲，霸凌往往被压在多重盖子之下。其一是羞耻感，家庭担心遭受污名；其二是等级观念，孩子被期待忍耐；其三是大男子主义，男孩被要求变得强硬；其四是机构的便利考量，学校担心声誉受损，甚于担心学生情绪崩溃。如今又多了一层数字化的盖子：羞辱会跟着学生一起回家，装在口袋里的手机里。

泛美卫生组织驻巴拿马非传染性疾病与健康决定因素国际顾问佐赫拉·阿巴库克医生告诉埃菲社，校园霸凌和网络霸凌，是与青少年自杀相关的多种因素之一。她还提到，泛美卫生组织曾发布警报，援引一项5月发表的研究称，过去20年间，美洲地区10岁至24岁人群的自杀率上升了38%。

这样的年龄段，足以让任何成年人在说话时停顿下来。10岁至14岁并不是一个抽象的人口类别。在一些家庭里，这仍是孩子还在换牙的年纪；也是他们仍在学习如何处理愤怒、尴尬、欲望、差异感和孤独的年纪。在这个年龄，一句侮辱就可能膨胀成整个世界。

巴拿马国家统计和普查研究所2024年的数据显示，10岁至14岁儿童中有4起自杀，15岁至19岁青少年中有15起自杀。数据并未说明具体情况，而这种缺失本身就很重要。没有背景信息，预防就只能靠猜测。因此，巴拿马当前的争论并不只是关于惩罚，更是关于如何建立一个能在悲剧迫使问题显形之前，就清楚看见孩子处境的国家机制。

悲剧之后的立法鲁伊斯和其他活动人士正与国民议会议员格雷丝·埃尔南德斯合作，推动范围更广的反霸凌立法。根据埃菲社报道，议会已经举行了技术性会议，包括6月25日的一场会议，参与者包括政府官员、家庭代表、企业界人士，以及那名于3月去世的18岁青年母亲。

拟议中的做法，比现行法律覆盖得更广。鲁伊斯告诉埃菲社，现有法律正在接受审查，以便通过制定实施细则来预防和根除巴拿马的霸凌与校园骚扰。她说，改革必须带来“惩罚的确定性”，而新法还将把私营企业纳入支持体系。

私营部门的参与并非装饰性安排。巴拿马经济依赖银行、物流公司、港口、保险机构、零售企业和数字平台。如果霸凌如今已通过设备和网络传播，那么赞助、培训、心理健康宣传、举报工具和企业责任，就不能继续被排除在讨论之外。一个国家不能只要求学校去解决一个由整个社会共同制造的问题。

埃尔南德斯表示，这项立法应当是综合性的、预防性的，要为所有相关方确立明确责任，并把预防置于补救之前。这样的顺序至关重要。拉丁美洲的许多机构往往总是在伤害发生之后才出现，伴随着纪念仪式、声明和新的操作规程。预防没有那么容易被看见，却需要培训教师、为辅导员提供资金、教育家长、保护神经多样性学生、应对网络虐待，并让举报变得安全可行。

这个国家如今面临一个选择：它可以把3月的死亡事件视为可怕但特殊的例外，然后回到日常；也可以承认，孩子们其实一直在提醒巴拿马，那里存在一道更深的裂缝。对于一个以连接两大洋为荣的国家来说，眼下最迫切需要架起的桥梁，或许更小，也更难建成：那就是在孩子的恐惧与一个愿意及时相信他们的成年人之间，搭起连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