透物识人：苏州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金器中的宋元易代风云

熟悉历史的人都知道，吕师孟是宋元之交的著名人物，因与文天祥交恶而广为人知。其政治立场与评价向来存有争议，认为其是忠于宋朝之人的有之，认为他是骑墙奸佞的人亦有之，聚讼已久，结果难定。1959年，江苏苏州吴县黄桥乡一处窑厂工地上，发掘出一座形制简朴的元代夫妻合葬墓，墓主为宋元之际的吕师孟与其妻束氏，墓内共出土33件金器。透过这些金器，可以为这件公案提供若干解题线索。

一

人心难测：宋元易代中的师孟身份转变

“文王访贤”金带头元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吕师孟，字养浩，号浩叟，宋末元初霍丘人，南宋大臣，晚年隐居苏州，喜苏轼诗，善草书，有《草韵》。想要弄清楚此批金器背后的喻意，首先必须了解吕师孟的人物生平，这点在其的墓志铭中有所体现：

公宋端平元年甲午正月二十日丑时生，二十岁，世赏补官保义郎。宝祐二年乙卯二十二岁，出官主管义军都统司机宜文字，历淮西制准，辟两淮宣准。开庆元年乙未，淮西兵马副都监。景定元年庚申，宝应兵钤，除閣门看班祗侯，升宣赞舍人，右领尉中郎将。四年癸亥，右屯卫将军。三十岁作郡，权发遣宝应军。一时人物英妙秀发。伯武忠公文德时开间荆蜀，父资善时师淮西，并不假荐授。咸淳元年乙丑，知高邮军。三年丁卯，知招信军。七年辛未，右领军卫将军。八年壬申，知蕲州。德祐元年乙亥，带都督府计议官，依旧任。夏入朝，遥郡刺史、带御器械。时四十二岁，换文为朝奉郎、太府寺丞。十一月，兼右曹郎官，军器监丐祠秘阁修撰，主管冲佑观。十二月，擢枢密副都承旨。

从上述文字中，可以见到一个在父辈荫庇下，靠着自身的勤奋与才华，一步一个脚印的向上奋进，从青年一直奋斗到中年的人物。可在主流评价体系中，吕师孟被视作导致南宋灭亡的奸臣之一，此观点主要源于文天祥的千古名篇《指南录后序》：

初至北营，抗词慷慨，上下颇惊动，北亦未敢遽轻吾国。不幸吕师孟构恶于前，贾余庆献谄于后，予羁縻不得还，国事遂不可收拾。予自度不得脱，则直前诟虏帅失信，数吕师孟叔侄为逆，但欲求死，不复顾利害。

从宋元相关史料中，难以发现吕师孟背叛宋朝的直接证据，文天祥对他的指责，实际上源于吕师孟叔叔吕文焕以战略要地襄阳降元，改变宋元双方军事力量对比，大大加速了南宋的灭亡。在此背景下，吕师孟在南宋朝廷中的存在变得非常尴尬，且他又作为使者向元军求和，加深了其身上的卖国嫌疑。不过文天祥攻击的重点在吕文焕，吕师孟只是陪衬，如果吕师孟在知道叔叔降元的时候能够直接辞官归隐，文天祥应该便不会将其视作奸臣，可惜历史没有如果。

《指南录》 文天祥 撰 南宋；安达忠贯 校订 日本 明治刊本 图源：日本内阁文库

视角从文天祥切换到当时的其余人，如元朝文人朱德润，在其笔下的吕师孟形象颇为正面，作为使节“抗辞不屈”，保全了宋朝最后的颜面，方回撰写的《故宣慰嘉议吕公墓志铭》对此段出使情节记述尤为详细：

混一之师入平江，议遣使，无敢往者。公挺身任责，始除夏公士林刑部尚书、陆公秀夫工部侍郎、公兵部侍郎，同使平江军前，乞缓师。军前俾公拜，公对：“使之往来，自有常礼，拜于军前非礼也。”不拜。从叔父参政文焕时亦在焉，军前令拜，公毅然正色曰：“自有家庭之礼。”

在无人敢于出使元军大营的情况下，吕师孟挺身而出，与陆秀夫、夏士林一同出使元军大营。按照当时的顺序，应当是吕师孟先出面，然后陆、夏二人才跟着表示愿意出使。在元营中，元军将领逼迫吕师孟跪拜，他坚决不肯屈膝，叔父吕文焕上前劝说，他依然不为所动，认为家庭之礼不能越过国家之礼。

南宋灭亡后，吕师孟被押解至大都，遭到了软禁，等到时局平稳之后，元朝统治者为笼络南宋降臣，授予吕师孟高官厚禄，但他毅然辞官归隐苏州。在隐居的二十六年里，他不问政事，过着与世无争的隐士生活，直到七十一岁寿终正寝。这些事迹可以见于墓志铭：

至元十三年丙子正月，钱塘传檄而定，二月，故官自公卿至三学生皆以行省命赴北。公与焉，由是留大都四年，始授嘉议大夫、漳州路总管，行淮东道宣慰副使，归卧吴中，隐处二十有六年，以大德八年甲辰七月十七日酉时考终命，享年七十有一。

文天祥在大都被囚禁三年，期间屡经威逼利诱，吕师孟在大都则被囚禁四年，不知当中受到多少劝降。但他最终以遗民身份终老一生，与那些主动降元的吕氏家族成员形成了鲜明对比。这种人生选择的差异，也导致了吕师孟在吴中的历史评价甚高，如明人张昶在《吴中人物志》里将他当作忠义人物。

江西吉安市文天祥纪念馆内文天祥像 图源：文天祥纪念馆

二

遗民终身：御仙花金带里的故国情缘

吕师孟将南宋朝廷赐予的官服带饰随葬，这一细节深刻体现了其内心的身份认同，以南宋遗民自居。

墓中出土的御仙花金带是吕师孟在南宋时期获得的赏赐，却被他带入了元代的墓葬中。南宋灭亡后，吕师孟随百官被押解至大都，元朝虽授予他嘉议大夫、漳州路总管等职，但他以疾病为由推辞，回到苏州隐居二十六年，过着读书作诗、研习草书的遗民生活。

御仙花金带饰是中国古代官僚等级制度的直观体现。这套金带饰由1块长方形饰件、7块方形饰件和1块葵瓣形饰件组成，通体采用三层浮雕工艺打造，第一层为细密的点纹地子，第二层为凸起的缠枝花叶，第三层则是立体镂空的荔枝果实与枝茎。枝茎由薄金片卷制而成，穿入花叶上的小孔后焊接牢固，整体纹饰层次分明，荔枝果实饱满生动，花叶舒展自如。

图1 荔枝纹金带銙（局部）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图源：《读物小札 : 吕师孟夫妇墓出土金银器细读》扬之水（《南方文物》刊文）

这套金带饰上的荔枝纹（图1），有一个更为正式的名称御仙花。宋代对官员腰带有着极其严格的规定，四品以上官员可佩用金带，而御仙花金带则是专门授予侍郎、节度使等中高级官员的制式腰带，非有殊勋不得赏赐，详见于《宋史・舆服志》：

太宗太平兴国七年正月，翰林学士承旨李昉等奏曰：“奉诏详定车服制度，请从三品以上服玉带，四品以上服金带……荔支带本是内出以赐将相，在于庶僚，岂合僣服？望非恩赐者，官至三品乃得服之。”

元丰五年，诏：“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节度使、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御仙花带。”

（徽宗崇宁）四年，中书省检会哲宗《元符仪制令》：“节度使非曾任宰相即御仙花，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宝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并御仙花。”

（绍兴）中兴仍之……其制，球文者四方五团，御仙花者排方。凡金带：三公、左右丞相、三少、使相、执政官、观文殿大学士、节度使球文，佩鱼；观文殿学士至华文阁直学士、御史大夫、中丞、六曹尚书、侍郎、散骑常侍、开封尹、给事中并御仙花。

吕师孟在南宋官至从三品兵部侍郎，无论是按照太宗朝的服饰规定，还是按照神宗、徽宗或高宗朝的服饰规定，皆符合佩戴御仙花金带的资格。虽然同样是御仙花金带，不同时代、不同官职的人被赏赐的御仙花金带存在差异，如苏州吴文化博物馆举办的“入蜀——历史上的梁州与益州”特展上，有一组16件的荔枝纹金带具（图2），其主人为南宋将领张俣。吕师孟的荔枝纹金带饰与张俣的荔枝纹金带具，虽在形制、数量上有所差别，但都是墓中随葬品，代表了宋臣的身份，彰显自身的政治立场。

图2 荔枝纹金腰带南宋

1986年重庆南宋张俣墓出土

重庆中国三峡博物馆藏

除身份认同外，吕师孟金带饰的背后，还体现了吕氏家族在南宋的显赫地位。吕师孟出身于南宋末期最具实力的军事集团吕氏家族，其伯父吕文德是南宋末年战功最卓著的将领之一，长期镇守荆襄防线，官至太尉、开府仪同三司，封卫国公，父亲吕文福曾任淮西招讨使，也是手握重兵的高级将领。凭借家族的势力，吕师孟二十岁便以恩荫补官保义郎，从底层武官起步，历任淮西兵马副都监、宝应军知军、蕲州知州等职，四十二岁时由武职转为文官，升任枢密副都承旨，进入南宋中枢机构。

唐宋两代官员均以腰带作为区分身份贵贱的服饰标识。例如，吴中名胜宝带桥得名，相传便是来自于唐代苏州刺史王仲舒为筹集建桥资金，而带头捐献皇帝赏赐的象征着官员身份的玉带。

三

铤上春秋：黄金货币的时代印记

墓中出土的7枚金铤、展现了改朝换代背景下，吕师孟对个人财富的珍视与妥善留存。

这批金器的出土印证了吕氏家族雄厚的经济实力。据元代杨瑀《山居新话》记载，吕师孟堂兄吕师夔将家产分为十四份，每份包含金二万两、银十万两，其余杂物不可胜计，资产可谓富可敌国。尽管吕师孟一支并未参与此次分家，但作为吕氏家族的重要成员，家资殷实是毋庸置疑的，墓中出土的金器估计只是其日常用品，而非全部。

每枚金铤两端都用硬金属印模打制有阴文楷书“十分金”三字，字迹规整清晰，中部錾刻的“徐铺”二字虽略有磨损，仍可清晰辨识。这批金铤（图3）的形制与1956年杭州火车站附近出土的南宋石元、石三郎金铤几乎完全一致，这也引发了学界关于其断代的长期讨论。一种观点认为它们是南宋时期铸造的货币，在元朝统一后继续流通使用，另一种观点则提出，它们可能是元初官府或民间仿照南宋形制铸造的黄金货币。事实上，元朝国祚不长，各项制度多承袭宋代，货币体系也沿用南宋旧制。

图3 金铤元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元朝对黄金的管控堪称严苛，朝廷曾数次颁布法令，严禁民间私自买卖金银，规定公私所有金银必须到官库按官方比价兑换成纸币。据《元史》记载，至元年间官方规定赤金一两入库兑换至元钞二十贯，出库则为二十贯五百文，通过差价实现对黄金的垄断。然而，制度的刚性从未完全阻挡现实的弹性，在海外贸易中，黄金是通用的世界货币，元朝舶商携带金银出海博易货物，外商也常以金银兑换纸钞进行贸易。

吕师孟墓中这批珍贵的金铤究竟从何而来？答案几乎可以排除俸禄所得。元朝官吏俸禄以纸钞为主，辅以禄米和职田，而行省、宣慰司系统的官员尤为特殊，不分配职田与禄米，俸禄全数为纸钞。吕师孟官至淮东道宣慰副使，虽为三品官阶，但俸禄微薄，依靠俸禄积累如此数量的黄金绝无可能。

无论吕师孟从何处得到这批金铤，是元庭赏赐也好，是朋友赠送也好，是商人交易也好，都可以表明其爱利之心，使得其形象脱离忠奸之辨的简单二维思维，更为生动鲜活。

四

金盏流辉：日用金器中的江南士大夫生活图景

吕氏墓中出土的各式精美的日用金器，勾勒出吕师孟隐居苏州后的日常生活世界，承载了宋元之际江南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与精神追求，展现了他在政治身份之外的世俗生活面向。

除了货币与官服饰品，吕师孟墓中还出土了多件制作精美的日用金器，包括两片鸡心形金帔坠、一副四合如意纹金盘盏和一件“元关足色金”金盂和。这些器物虽不如金铤和金带饰那般具有重大历史意义，却还原了宋元之际江南士大夫阶层的日常生活图景。

两片鸡心形金帔坠（图4）是吕师孟妻子束氏的随葬品。帔坠是宋元时期女性礼服霞帔下端的坠饰，用于固定霞帔，使其保持平整。这两片帔坠采用镂空工艺打造，下部刻有宋元时期流行的“满池娇”纹样，描绘了鸳鸯在莲池中嬉戏的场景，上部则刻有“转官毬”纹样，寓意仕途顺遂、步步高升。

图4 满池娇纹金帔坠元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满池娇是一种描绘花鸟的纹饰，常以池塘、湖泊为背景，为了迎合蒙古人奢华豪放的性格，匠人会在有限的范围内，尽可能多地填充图案，使得画面显得过于紧凑，例如束氏的满池娇纹金帔坠上，刻有和合八吉图、鸳鸯、连理枝、莲叶、荷塘等，其中两只鸳鸯，寓意吕师孟与妻子束氏相守一生，因而有学者推测这件金器很可能是婚嫁礼器。满池娇纹饰在宋元时期颇为流行，元文宗甚至将它绣在服饰上，以至于柯九思在《宫词》中提到：

观莲太液泛兰桡，翡翠鸳鸯戏碧苕。

说与小娃牢记取，御衫绣作满池娇。

四合如意纹金盘盏（图5）是这批日用金器中工艺最精湛的一件。它由一大一小两件金器组成，大者为承盘，小者为酒盏，二者造型完全一致，均为四合如意形。承盘中心凸起一个与盏底形状吻合的浅台，用于固定酒盏，防止滑落。盘与盏的通体錾刻有缠枝花卉纹，十六朵形态各异的牡丹、月季等错落分布，花蕊以密集的点纹刻画，花瓣舒展自然，线条圆转流畅。这种盘盏组合常用于贵族士大夫的宴饮场合。

图5 如意云边金盏元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南京博物院藏

墓中出土的“元关足色金”金盂（图6），口径8厘米，高3.4厘米，平底无足，口沿处錾刻有“元关足色金”铭文。金盂光素无纹，仅以纯净的黄金质感取胜，体现出宋代金银器重材质、轻繁饰的审美取向。口沿处的铭文，是当时金银器的成色标识，表明这件金盂的含金量达到了官方规定的标准。

图6 “元关足色金”金盂

吕师孟夫妇合葬墓出土

图源：南方文物《读物小札 : 吕师孟夫妇墓出土金银器细读》扬之水

结 语

吕师孟墓出土的三类金器，分别对应其人生的三个维度。御仙花金带映照出他的精神世界，彰显其坚守一生的南宋遗民身份，元代金铤折射出他的物质世界，体现了改朝换代背景下的财富观念与制度变迁，日用金器则描绘了他的生活世界，展现了江南士大夫的审美情趣与日常追求。透过这些金器，令人看到了历史的复杂性与多面性，那些曾经被误解的事情，被掩埋的真相，逐渐变得清晰。

参考文献：

[1] 扬之水。读物小札：吕师孟夫妇墓出土金银细读[J].南方文物，2014(2).

[2] 向珊。方回撰《吕师孟墓志铭》考释[J].中国国家博物馆馆刊，2015(6).

[3] 魏采苹。吕师孟墓金银器考察[J].东南文化，1994(3).

[4] 杨海涛。试论苏州元代吕师孟墓出土的金银货币[J].中国钱币，2022(3).

[5] 申万里。宋元之际的吕师孟及其家族初探[J].南开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2).

[6] 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江苏吴县元墓清理简报[J].文物，1959(11).

[7] 黑逗。御衫绣作满池娇——“满池娇”纹样的源与流.苏州吴文化博物馆微信公众号，2026-1-9.

[8] 脱脱。《宋史》[M].北京：中华书局，19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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