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雨已经连续下了三天，青石村进山的那条土路彻底变成了一锅泥浆。我裹着那件早已失去防水功效的劣质劳保雨衣，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队伍最前面。
脚下的高筒雨靴里不知道什么时候灌进了水，每走一步都发出吧唧吧唧的闷响。作为乡里派驻青石村的驻村第一书记，那天是我负责引导省里下来的水利项目考察组。
身后的中巴车停在村口的安全地带，几位省里来的专家和领导穿着冲锋衣，撑着黑色的长柄雨伞，正艰难地跟着我往水库大坝的方向挪动。
走在中间的那位考察组长，五十多岁的年纪，两鬓有些斑白，但身板挺得笔直。从下车开始，他眉头就一直紧锁着，很少说话，目光锐利地扫视着周围的山体和刚打好地基的沟渠。
“张组长，前面就是三号泄洪闸的预定位置了。”我转过身，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扯着嗓子在风雨中喊道，“这里的地质结构比较特殊，我们在原本的设计上增加了两米深的锚固……”
我手里拿着被塑料袋层层包裹的设计图纸，正准备详细汇报，却发现张组长的脚步停了下来。
他没有看我手里的图纸，也没有看远处的泄洪闸，而是将目光死死地盯在了我的脸上。
那是一种非常复杂的眼神，带着审视、疑惑，还有一丝难以置信的震惊。雨水顺着他手里的伞骨往下淌，在我和他之间形成了一道水帘。
周围的县乡陪同人员察觉到了异样，气氛顿时变得有些紧张。县委办的主任赶紧凑上前，小声说道：“张组长，这位是咱们乡里的刘明同志，工作非常拼……”
张组长抬起一只手，制止了主任的话。他往前迈了一大步，皮鞋踩在泥潭里溅起一片浑水，但他丝毫没有在意。他盯着我的脸，目光从我被冻得发紫的嘴唇，移到我沾满泥巴的下巴，再到我额头上那道前天晚上抢修渠道时被树枝划破的血痕。
“你叫刘明？”他的声音低沉，带着某种压抑的情绪。
“是的，张组长。”我有些局促，下意识地站直了身体，就像当年在大学军训时面对教官一样。
“你父亲，是不是叫刘建国？”
我愣住了。在这偏远的深山老林里，在一个连导航都经常失去信号的贫困村，省里来的考察组长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名字？
“是……”我有些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是家里的独子，从小到大，他对我极其严厉，但那种严厉背后是毫无保留的偏爱。
高考填志愿、大学选专业，哪怕是我毕业后找工作，他都早早地为我规划好了一条安稳、体面的路。按照他的设想，我应该留在省城，坐在宽敞明亮的办公室里，端着保温杯，看着报纸，安安稳稳地度过一生。
但两年前，我背着他报名了基层选调生，主动申请来到了距离省城七百多公里、条件最艰苦的青石村。
那天晚上，父亲气得砸碎了他最心爱的紫砂壶。他指着我的鼻子骂我是白眼狼，骂我不知道天高地厚。
他说基层的工作不是写两篇文章那么简单，那是真刀真枪、扒皮抽筋的苦活累活。我梗着脖子跟他吵，说我不想一辈子活在他的阴影下，不想当一个只会享受前人乘凉的温室花朵。
我提着行李离开家的那天，父亲没有出来送我。后来母亲在电话里偷偷告诉我，我走后，他在阳台上抽了整整半包烟。
这两年里，我们父子俩的通话屈指可数。每次打电话，我总是报喜不报忧，说村里的风景多好，老百姓多淳朴，伙食有多丰盛。
哪怕是在连续熬夜半个月突击防疫、因为水土不服瘦了整整二十斤的时候，我依然在视频里强挤出笑容，说我在这里过得像个土皇帝。
张组长没有再问什么，他猛地把手里的雨伞塞给旁边的随行人员，从冲锋衣内侧的口袋里掏出手机，熟练地拨通了一个号码。
周围安静极了，只有雨打树叶的沙沙声。我看着他把手机贴在耳边，胸口微微起伏。电话很快接通了，扩音器里隐隐传来了我父亲的声音，那是让我无数次在深夜里感到愧疚的声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