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秋天,小周把我堵在单位开水房门口。
那会儿我刚打完一壶热水,铝壶烫手,我正用抹布垫着壶把往回走。她突然从拐角闪出来,把我吓了一跳。走廊里没人,开水房的蒸汽呼哧呼哧往外冒,她脸被热气熏得有些发红,但眼神很镇定。
她说:"老赵,我想跟你商量个事儿。"
我说你讲。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鞋尖,又抬起来,说:"你还没结婚吧?"
我说没呢。
她说:"我也是。"
然后她顿了一下,一口气把话倒了出来。单位要最后一次分房你知道吗,按工龄排分,双职工优先。她工龄够了,但差个配偶,如果能在这个月把证领了,就能赶上最后一批。她想请我帮忙,假结婚,领完证分到房就离,手续她负责办,不会赖着我。
她说完这段话脸更红了,从脖子根红到耳尖。但眼睛一直看着我,没有躲。那年她二十六,在财务科干了四年,扎着马尾,个子不高,走路很快,在走廊里碰上老远就跟你打招呼。她家在外地,一个人住单位宿舍,那排宿舍冬天漏风,窗户上用透明胶带糊了一层又一层。有一回我去那边找人,正碰见她蹲在走廊里生炉子,煤烟呛得她直咳嗽。
我说我得想想。
她说行,你好好想,但别超过一个星期,月底之前得报上去。
那天晚上我躺在宿舍的单人床上,盯着天花板上那块水渍看了很久。我是那年刚调过来的,工龄不短,但户口没落,分房的事本来跟我没多大关系。如果帮了这个忙,对我来说就是领个证,过两个月再离,不影响什么。单位里这种事也不是没有,大家心知肚明,民不举官不究。
但我心里头总觉得怪怪的。结婚这事儿在我脑子里是有分量的,不是去菜市场买个萝卜那么简单。可另一方面,小周一个姑娘家,主动开了这个口,说明她是真没办法了。那排宿舍我去过,冬天洗脸水都能结冰碴子。她在财务科上班,天天坐办公室手冻得通红,拿笔都拿不稳。
第四天我在食堂碰上她,她端着饭缸子从我旁边过,没跟我说话,就是路过的时候用手指头在桌沿上轻轻敲了两下。我知道她是在催我。那天中午的红烧肉我吃得不香。
第五天我去找她了,我说行。她正在办公室里贴报销单,胶水瓶子搁在肘边,听完我说"行"两个字,她把那张单子按了好几下,按得特别仔细,然后抬头笑了一下,说谢谢你。
那个月月底我们去了趟民政局。照相的时候她站在我右边,白色衬衣外面套了件灰色的毛背心,头发难得放下来披着,还抹了口红。摄影师说靠近点靠近点,她往我这边挪了挪,胳膊挨着胳膊,隔着两层毛衣,我能感觉到她胳膊在微微发抖。
照片洗出来,两个人并排坐着,笑得都有点僵。她拿着那张结婚证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然后折好放进包里,说这证我保管。我说行。出了民政局大门,初冬的风灌进来,她把毛背心的领子往上拉了拉,说请你吃碗面吧。我们在街口那家面馆要了两碗阳春面,她把自己碗里的葱花拨了一半到我碗里,说这家面馄饨也好吃,下回请你吃馄饨。
她说"下回"的时候语气很自然,像是我们以后真会一块儿来吃馄饨似的。
分房的事儿挺顺利。双职工加上她工龄够,分了一套两居室,在城西那片新盖的家属院里。钥匙拿到那天她来我办公室找我,我们科室几个人都在,她站在门口冲我招招手,我出去,她把钥匙搁在我手心里,金属冰凉冰凉的。她说分到了,三楼朝南的,采光可好了。
我说那就好。
她说那咱们抽个空把手续办了吧。我说行,你定时间。
她点点头走了。我攥着那把钥匙站在走廊里,钥匙齿硌着手心,上面还带着她手心的温度。
那段时间单位开始年底考核,忙得脚不沾地。离婚的事她没再提,我也没催。过了年又开了春,有一天我去城西办事,路过那片家属院,鬼使神差地拐进去看了一眼。三楼朝南那间窗户开着,阳台上晾着两件衣服,一件男式的灰色夹克,一件女式的碎花衬衫。我站在楼下看了一会儿,那两件衣服被风吹得飘起来,女式的那个袖子缠在男式的上面,打了半个结。
那件灰色夹克是我的。
去年深秋有回聚餐我喝多了,落在她那儿一件外套。第二天她送回来的时候说扣子快掉了,她给缝了两针。我接过衣服看了看,扣子底下确实多了两道线,针脚细密,跟她贴报销单一样仔细。
我站在楼下正出神,三楼阳台上突然探出一个脑袋,是她。她看见我也愣了一下,然后冲我喊:"来都来了,上来坐坐。"
我上楼了。那屋收拾得真利索,地上铺着白底蓝花的地板革,擦得能照见人影。窗户是新换的铝合金窗,透亮。她给我倒了杯茶,说这房子真好,冬天暖气特别足,晚上不用盖两床被子了。
她说了些单位的事,说她们科换了新科长,说食堂的包子涨价了五分钱,说楼下那家人养了条狗,每天早上六点准时叫。我听着,喝茶,偶尔应一声。到了该走的时候我站起来,她也站起来,站在门口送我的时候忽然说:"老赵,那事儿……"
我说:"你说了算。"
她张了张嘴,像是要说什么又咽回去了。最后她说:"那再等等吧,最近单位职称评定,已婚的加两分。"
我说行。
出了门走在楼梯上,我听见她在身后把门关上了,咔嗒一声,很轻。那楼梯很长,三级一拐弯,我下了两层忽然站住,从兜里掏出来那枚一直带着的钥匙。她上次给我以后我一直没还,揣在裤兜里,钥匙环都磨亮了。
那年夏天我搬了家,从单位宿舍搬出来,在外头租了间平房。她偶尔会打电话到我办公室,问要不要过来吃饭。我去了几回,她做饭的手艺比我好,西红柿炒蛋不放糖,但就是比我自己炒的好吃。吃完了我洗碗,她在旁边擦桌子,两个人不说话,就听见水龙头的水声和碗碰碗的响动。
后来单位里有人开始嚼舌头了,说我跟财务科小周那事儿到底是怎么回事,结婚不离,又不住一块儿,八成是有啥名堂。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我倒没觉得啥,可我怕她听了难受。有一回吃饭我跟她提了,她正在盛汤,勺子顿了一下,汤洒出来一点溅在手背上,她拿抹布擦了,说:"我不在乎别人说啥。你呢?"
我说我也不在乎。
她笑了一下,把那碗汤推到我面前,说那就行了。
那碗汤是冬瓜排骨汤,炖得白白的,上面飘着几粒枸杞。我喝了一口,烫得舌尖发麻,但没舍得放。
到了第二年春天,她没提离婚的事。第三年也没提。有一回过年她回老家,临走上车之前给我打了个电话,说她妈问起她对象的事儿,她说单位忙还没顾上。我问她你打算啥时候跟你妈说实话。电话那头安静了几秒,然后她说:"老赵,你觉得……咱俩这是假的不?"
我没答上来。电话里滋滋啦啦响着电流声,车站的广播在喊着车次。她在那头轻轻笑了一声说算了不说了,车要开了,我挂了啊。
挂了。那串"嘟嘟"的忙音响了很久我才放下听筒。
后来有一次下大雨,我那间平房漏了。正拿盆接水的时候有人敲门,我开门一看是她,撑着把黑伞,裤腿湿了半截,手里拎着一兜子菜。她说路过顺便来看看。她进了屋看见地上摆着三个盆在接水,没说话,把菜放进厨房,卷起袖子就把地拖了。
拖完地她坐在我那张木板床上,雨水敲着窗户,啪啪啪的。她忽然说:"老赵,分房那年我是真着急。但我现在不急离婚了。你要急的话,你说一声,我随时跟你去办。"
我坐在她对面的凳子上,俩人中间隔着一盆接雨水。那盆里的水滴答滴答响,慢慢满了,溢出来淌了一地。那盆水映着窗外灰蒙蒙的天,一晃一晃的。
我说:"我也不急。"
她站起来,拿了块抹布把那滩溢出来的水擦了,擦完站起来的时候抬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几年前在开水房门口求我帮忙的时候一样,又不一样。一样的是干净,不一样的是里头多了些说不上来的东西。
那把钥匙我后来一直留着,挂在床头的钉子上。她还住在城西那套房子里,三楼的窗户朝南,采光确实好。我偶尔去,去的时候带两斤排骨,或者带条鱼。她做饭,我洗碗,然后坐一块儿看看电视。电视上演啥我看啥,但她爱看调解类的节目,说看看别人家那些鸡飞狗跳的事儿,就觉得咱俩这样也挺好。
她说这话的时候靠在我肩膀上,头发蹭着我脖子,痒痒的。窗外城西的天黑下来,路灯亮了,照在对面楼的墙上,橘黄的光。
结婚证我俩谁也没翻过,搁在她柜子最底下那层抽屉里,跟户口本搁在一块儿。旁边还有那张在民政局门口拍的合照,俩人笑得都有点僵,衬衣外面套毛背心,挨得紧紧的。
这么多年过去了,我有时候会想,当年那个假字,是啥时候慢慢变成真的了。想不出来。就跟那锅冬瓜汤似的,慢慢炖着炖着就白了,谁也说不清是哪一秒变的。
反正也不急。一把钥匙能开一扇门,那扇门朝南,采光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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