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大钊的建党初心

（来源：团结报）

转自：团结报

　　□ 孙健伟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中国共产党的主要创始人之一。1921年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上海召开，标志着中国共产党正式成立。可以说，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使命与精神品格，与李大钊的早期理论探索与革命实践息息相关。

　　以真理立党

　　近代以来，中国陷入前所未有的民族危机与社会危机，救国救民、求变求强成为无数仁人志士追求的目标。至民国肇建之时，共和体制建立起来，但政党数量繁多，政党政治乱象百出。此时，各类西方政治学说、社会思潮也涌入中国，改良主义、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等思潮喧嚣一时。不过，这些变化并没有使中国走出积贫积弱、列强欺凌的困境。共和政体名存实亡、军阀混战愈演愈烈、社会民生凋敝不堪。对此，李大钊说：“彼等见夫共和国有所谓政党者矣，于是集乌合之众，各竖一帜”“但见吾国今之所谓党者，敲吾骨吸吾髓耳”。

　　在政党林立、思潮繁多、道路迷茫的历史节点，李大钊率先完成了从一个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的根本性思想转变，进而成为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传播者。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李大钊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指出十月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是“世界人类全体的新曙光”。他充满信心地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李大钊又发表《我的马克思主义观》，文章突破了此前对马克思主义零星片面的介绍，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篇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光辉文献。在李大钊看来，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为三大部分：一个是历史论，即社会组织进化论；一个是经济论，即资本主义经济论；再有是政策论，即社会主义运动论。他不仅对马克思主义作了完整的阐释，并肯定马克思主义为世界改造原动的学说。

　　在此过程中，李大钊主动扛起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旗帜，先后与胡适、张东荪等人展开思想论战。他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一个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靠着社会上多数人共同的运动”“应该使这社会上可以共同解决这个那个社会问题的多数人，先有一个共同趋向的理想、主义”。之后，李大钊还参与了同张东荪、梁启超等人的论战，批驳了基尔特社会主义的改良主义论调，并同以黄凌霜等为代表的无政府主义者展开斗争，批驳了个人主义和绝对自由。通过一系列论战，李大钊不仅捍卫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理地位，更推动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奠定了理论基础和思想准备。

　　扎根劳苦大众

　　李大钊在北京大学宣传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以北京大学马克思学说研究会、平民教育讲演团为载体，积极将马克思主义推向市井街巷、工厂乡村。他指出：“要想把现代的新文明，从根底输入到社会里面，非把知识阶级与劳工阶级打成一气不可。”他号召青年学生走出校园、深入民间，体察民众疾苦、唤醒群众觉悟。在他的指导下，邓中夏等北大进步学子组建平民教育讲演团，定期到市民、工人、农民中间演讲，增进平民知识，启发群众觉悟。

　　李大钊同时也提出：“我们很盼望知识阶级作民众的先驱，民众作知识阶级的后盾。知识阶级的意义，就是一部分忠于民众作民众运动的先驱者。”在李大钊的组织和引领下，邓中夏、高君宇等北大进步学子一起扎根北京铁路工人的聚居地——长辛店，于1921年1月创办了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长辛店劳动补习学校是北京共产主义小组在北方建立的最早的一所工人补习学校。此后，工人补习学校这种方式迅速传遍全国，天津、张家口、唐山、郑州等地的工人补习学校纷纷成立。劳动补习学校不仅提高了工人阶级的文化素质，而且激发了工人阶级的思想觉悟，为北方革命运动的发展筑牢了群众根基。

　　可以看出，李大钊所领导的北京共产主义小组积极开展平民教育、筹建工人学校、动员底层力量，完全克服了旧式政治组织疏离群众的根本弊端。

　　立足基本国情

　　李大钊的突出历史贡献在于，他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最早传播者，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早的探索者。在探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上，李大钊强调“马氏的学说，实在是一个时代的产物”，不可“整个拿来，应用于我们生存的社会”，对待马克思主义，“我们应该研究他”，“拿来作工具，用以为实际的运动”，应当研究他“怎样应用于中国今日的政治经济情形”。

　　通过长期的社会观察和实践，李大钊精准把握中国社会的特殊性：近代中国深受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双重压迫，列强侵华、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是近代中国的基本国情。基于对国情的深刻把握，李大钊在城市依托学校阵地，培育青年革命骨干，开展思想启蒙与爱国运动；在工人集聚地区，建立工人组织、开展工人运动，夯实革命的阶级主力。

　　与此同时，李大钊也是中共党内较早认识到中国要想完成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就不能不注意到农民阶级的力量。1919年，李大钊在《青年与农村》一文中指出：“我们中国是一个农国，大多数的劳工阶级就是那些农民。他们若是不解放，就是我们国民全体不解放；他们的苦痛，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苦痛；他们的愚暗，就是我们国民全体的愚暗；他们生活的利病，就是我们政治全体的利病。”此后在参加革命运动的过程中，他又对中国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有了进一步认识：“在经济落后、沦为半殖民地的中国，农民约占总人口百分之七十以上，在全国人口占主要的位置，农业尚为其国民经济的基础。故当估量革命动力时，不能不注意到农民是其重要的成分。”

　　李大钊的这些思考尽管是初步的，但有一个鲜明的特质，即“一个社会主义者，为使他的主义在世界上发生一些影响，必须要研究怎么可以把他的理想尽量应用于环绕着他的实境”。他的这些思考也影响了一批以救国救民为己任的进步青年，促进他们转变为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进而改造中国社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