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人事部经理把解除劳动合同通知书推到我面前时，办公室里的空气仿佛凝固了。那张薄薄的A4纸上，用冰冷且公式化的语言写着“因公司架构调整，岗位撤销”。
但我心里比谁都清楚，这根本不是什么架构调整，而是王总需要一个替罪羊。上个月结束的“星海湾”商业地产项目因为供应商材料不达标，导致整个二期工程返工，直接损失超过三百万。
那些供应商是谁引荐的，又是谁在饭局上拍板定下的，公司上下心照不宣。王总拿了回扣，签了字，但在追责的董事会报告上，项目执行负责人的名字是我，林浩。
我没有争吵，也没有歇斯底里地拍桌子。在职场摸爬滚打了七年，我太知道成年人游戏规则里的残酷与体面。王总甚至没有露面，只是让人事经理塞给我一份勉强合规的N+1赔偿协议，限我下午下班前走人。
签完字，我推开人事部办公室的门。外面的格子间依旧忙碌，键盘声、电话声此起彼伏，但我总觉得这些声音离我很远，仿佛我已经成了这个空间的局外人。
我走到自己的工位前，从桌子底下抽出一个原本用来装复印纸的旧纸箱，开始收拾东西。七年的时间，听起来很长，但真正能带走的其实并不多。几本磨破了边的项目笔记，一个用了好几年的护颈仪，两盆一直没养死的多肉植物，还有几支写得快没水的钢笔。
周围的同事们似乎都察觉到了什么，但没有人过来问候。大家都默契地把目光盯在电脑屏幕上，偶尔有人用余光瞥我一眼，又迅速闪躲开。我不怪他们，在这样的公司文化里，明哲保身是每个人生存的第一法则，谁也不想在这个节骨眼上和一个被扫地出门的“背锅侠”扯上关系。
我的工位对面，坐着一个叫苏青的女孩。她来公司不到半年，平时话很少，存在感极低。每天穿着普通的针织衫和牛仔裤，戴着一副黑框眼镜，做事不温不火，大多数时候都在对着电脑整理一些边缘化的数据报表。
我们在工作上交集不多，除了偶尔我顺手帮她解答几个Excel公式的问题，或者在饮水机旁碰面时点个头，几乎没怎么聊过天。
那一刻，她没有像其他人那样回避我的目光。她手里端着那个印着卡通图案的马克杯，静静地看着我把桌上的东西一件件放进纸箱。
“林哥，你要走了吗？”她的声音不大，在嘈杂的办公区里显得很突兀。
我停下手里的动作，冲她苦笑了一下，点了点头：“是啊，干到头了，换个地方讨生活。”
我拿起桌上一块移动硬盘，犹豫了一下，递过隔板放在她的桌上。“这里面有我这几年整理的一些项目统筹模板和避坑指南。你刚来不久，很多水深的地方还不了解。王总那个人……算了，不说了，总之你自己多留个心眼。以后做报表，不管是谁交办的数据，一定要留好邮件底稿，别像我一样，最后连个说理的地方都没有。”
这是我的真心话。我看着这个安安静静的女孩，就像看到了七年前刚踏入职场的自己，带着几分书生气，以为只要埋头苦干就能得到认可。我不想看她以后在这个大染缸里吃亏。
苏青看着那块硬盘，没有伸手去接。她抬起头，隔着一层薄薄的镜片，眼神里有一种我以前从未见过的锐利和沉静。
“林哥，既然在这儿待不下去了，集团副总做不做？”
她语气平淡，就像在问我中午要不要一起点外卖一样自然。
我愣住了，手里正准备装进箱子的多肉植物差点掉在地上。我看着她，脑子转了好几圈才勉强挤出一个笑容：“苏青，都这个时候了，你就别拿你林哥开涮了。我现在连下个月的房贷都不知道去哪儿挣，还集团副总呢，能有个公司要我就谢天谢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