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
林建明的双膝接触到普济寺大殿前的蒲团时，发出了一声沉闷的微响。五十五岁的他，是一所重点大学的物理系教授，大半辈子都在和量子力学、流体力学打交道。
在他的世界观里，宇宙是由基本粒子构成的，一切事物的运行都遵循着严密的物理定律。因果报应、前世今生、满天神佛，这些在他看来，都不过是人类在面对未知和恐惧时，为了获得心理安慰而虚构出来的产物。
三十多年来，他从未在任何一尊神像前低过头。然而那一刻，他却在这终日缭绕的刺鼻香火中，在这拥挤着无数信男善女的大殿前，极其笨拙、极其虔诚地跪了下去。
周围是低沉绵长的诵经声和木鱼敲击的笃笃声。林建明不知道该如何规范地磕头，也不知道该在心里念诵哪位菩萨的尊号。他只是学着旁边人的样子，双手合十，举过头顶，然后缓缓俯下身，将额头贴在冰凉的青石板上。
那一刻，他脑海中没有任何高深的科学公式，只有女儿林晓希躺在血液科隔离病房里那张毫无血色的脸。
晓希今年二十六岁，刚刚在一所中学当上美术老师，美好的人生画卷才展开了一角，就被一纸“急性重型再生障碍性贫血”的诊断书彻底撕碎。
几个月来，林建明动用了所有的关系，找了最好的医院和专家。作为一名学者，他起初极其冷静地查阅各类中外医学文献，和主治医生探讨造血干细胞移植的成功率、排异反应的概率。他用数据和逻辑武装自己，试图在这场突如其来的灾难中维持一个父亲的理智与坚强。
但是科学有它的边界，医学也有它的无奈。中华骨髓库里迟迟没有找到完全匹配的供者，而晓希的身体状况却在频繁的感染和出血中急转直下。常规的免疫抑制治疗效果微乎其微，每一次高烧，每一次血小板指标的骤降，都在摧毁林建明赖以生存的理性防线。
就在两天前，晓希再次因为严重的肺部感染进了重症监护室。主治医生拍着他的肩膀，语气里透着深深的无力，告诉他除了等待奇迹，现代医学目前能做的仅仅是维持。
“等待奇迹”，这四个字对于一个唯物主义者来说，无疑是极其残忍的宣判，它意味着人类的智慧和技术已经穷尽，剩下的只能交给那个他从不相信的虚无缥缈的命运。
于是，这位给学生讲了三十年无神论的教授，在安顿好医院的一切后，买了一张连夜开往舟山的车票，登上了前往普陀山的客船。
从蒲团上站起来时，林建明感到一阵轻微的眩晕。他的膝盖隐隐作痛，但心里却似乎卸下了一块极其微小的重石。他仰起头，看着大殿内那尊面容慈悲、半阖着双目的观音像。
他没有求自己健康长寿，也没有求什么学术上的突破，他在心里反反复复默念的只有一句话：“我不信神明，但如果您真的存在，如果这世上真的有超越物质规律的力量，求您把我的命拿走，换我女儿活下去。”
走出寺庙，海风夹杂着淡淡的咸腥味扑面而来，吹散了身上的香灰气。林建明拖着疲惫的身躯，顺着石阶一步步往山下走。理智重新回到了他的大脑中，他开始对自己刚才的行为感到一种荒谬的苦笑。
心里想着一个研究微观世界的物理学家，竟然试图通过跪拜一尊泥塑木雕来改变生物学上的绝境。他知道这毫无逻辑，但他更知道，那是作为一个绝望的父亲，在穷途末路时能抓住了最后一根稻草。
返程的路途漫长而煎熬。林建明先是乘坐轮渡离开普陀山，然后在码头转乘大巴前往宁波站，最后登上了开往他所在城市的高铁。
车厢里很满，人们或是在低头刷着短视频，或是在压低声音交谈，还有孩子在过道里跑来跑去。这种充满市井气息的喧闹，与林建明此刻内心的死寂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他坐在靠窗的位置上，身板挺得笔直，目光呆滞地看着窗外飞驰而过的景色。
他的双手紧紧握着手机，屏幕因为长时间没有操作而暗了下去。他害怕手机响起，害怕那是医院打来的病危通知；但他又无比渴望手机响起，渴望医生告诉他找到了合适的骨髓供者。这种极端的撕裂感，让他的胃部一阵阵地痉挛。
列车在某个中途站停靠时，一个背着黑色双肩包的年轻小伙子从过道挤了过来，在林建明旁边的座位上坐下。小伙子看起来二十出头，皮肤微黑，穿着一件有些洗脱色的牛仔外套，额头上还带着细密的汗珠。他把背包塞进座位底下的空隙里，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林建明微微侧了侧身，让出一点空间，继续将头转向窗外。
列车重新启动，平稳地向前行驶。过了一会儿，旁边的小伙子有些不好意思地轻轻碰了碰林建明的胳膊。
“叔叔，打扰一下，请问您带了充电线吗？我的手机没电关机了，等会儿下车还要联系人。”小伙子的声音很清脆，带着点北方口音。
林建明回过神来，点了点头，从随身的公文包里摸出一根数据线递了过去。
“太谢谢您了！”小伙子感激地接过线，插在座位底下的插座上。手机屏幕亮起开机画面的那一刻，小伙子明显松了一口气。
等待手机开机的时间里，小伙子为了打发时间，从那个有些破旧的双肩包的侧袋里抽出了一只透明的文件袋。文件袋里装着几份打印好的纸质资料。他把资料放在腿上，借着车厢里的灯光仔细翻看着。
作为一名习惯了审视各种论文和报告的学者，林建明的余光不自觉地扫过了小伙子腿上的文件。他的视力很好，在看清那份文件最上面一排加粗黑体字的瞬间，他的心脏猛地收缩了一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