扬检文苑 | 吴颖：在北京的六月，奔赴一场“高质效”的检察之约

沙河的六月，风是干的，阳光是烈的。每天踩着树荫去上课，书包里装着笔记本，也装着办案中攒下的一肚子疑问。来之前，最高检刚刚发布了《人民检察院审查逮捕质效标准（试行）》。这份文件像一把“新标尺”，什么样的案件才算质效好？捕与不捕之间，标准如何拿捏？带着困惑，我在为期一周的“提高审查逮捕办案质效”专题培训班寻找答案。

证据审查，从“粗放”走向“精细”

培训伊始，郭新阳主任从不同维度，结合证据的不同形式让我重新理解了什么是“较真”。她讲言词证据审查时，对威胁、引诱、欺骗的界定给出了精准标尺。威胁要求以暴力或损害本人及近亲属合法权益相要挟，且程度须达到“遭受难以忍受的痛苦而违背意愿供述”；引诱须以非法利益为诱饵；欺骗则要求以严重违背社会公德的方式进行。对何时适用非法证据排除，界限并非总是清晰。这番讲解让我明白不是所有带有压力的讯问策略都构成非法取证，审查中须精准把握“度”的界限。在电子数据审查上，她传授的时间审查法同样实用，扣押时间和文件修改时间若出现倒挂，数据就可能被污染。她说电子数据审查，有时候不需要高深技术，缺的只是一次亲手操作的验证，比如淘宝批量导出的订单格式csv格式卷宗里，却是xls格式，这个差距如果不自己动手试，永远不会发现。这也提醒我们在审查中不能依赖侦查机关的说明，要用客观标准独立判断。

这次培训中，多位老师对新发布的质效标准进行了解读。吴登伟主任特别提醒，我们办审查逮捕案件时容易忽略管辖权问题，但新标准明确，没有管辖权而逮捕的，属不合格案件；重大敏感案件风险评估不到位、处置不当的，属办案质效不高。最高检二级高级检察官刘辰结合起草背景对新质效标准作出了全文解读，并强调不能以案件最终结果倒推逮捕质量问题。这些解读让我重新审视自己的办案习惯——过去哪些环节被忽视了，哪些标准只是“凭感觉”，新标尺给出了更清晰的参照。

监督延伸，

案卷翻到最后一页，监督才开始

审查逮捕不只决定捕与不捕，更是发现漏罪漏犯的关键节点。

黎涛主任分享了一起财务造假案，让我对“穿透式审查”有了具体认知。涉案会计人员始终辩称被上市公司欺骗，已尽审计职责。但通过倒查时间链条，发现涉案合同签署时交易尚未开始磋商，所谓“生效合同”根本不可能存在。结合付款异常、一物二卖等细节，最终认定其深度参与造假。这个案例让我反思，我们是否常常止步于嫌疑人辩解的表面合理性，而忽略了要深挖客观证据去检验？

桑涛检察长则系统传授了发现漏罪漏犯的方法。他提醒我们注意案卷中“另案处理”的人员——是真在另案办理，还是“另案不理”？有没有立案决定书、刑事拘留文书等材料？鉴定意见显示现场指纹、DNA不止一人所留，就要追问还有谁。包庇、窝藏等衍生犯罪线索，往往就藏在供述和证言的夹缝里。在审查逮捕这个前端关口，注意力不能仅关注在“捕不捕”的判断上，要让法律监督的触角从个案延伸出去。

政治效果，

抬头看路，才能走得更远

如果说证据审查是术，法律监督是法，那讲政治与讲法治的统一就是道。

桑涛检察长分享了一段经历，他参与撰写指导性案例时，在最高检反复要求修改的过程中逐渐悟出，有的案件案情相似、甚至“效果更好”却没入选，差距就在政治效果。一个案件放在卷宗里逻辑自洽，但放到发展大局中考量，是否经得起检验？是否符合群众对公平正义的朴素期待？这才是“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必须回答的问题。

具体到日常办案中，我们要自觉用习近平法治思想武装头脑，深刻领会案件背后所涉及的民生保障、营商环境等大局问题，自觉将个案办理融入发展大局。比如办理涉企案件，要思考是否有利于稳就业、保民生；办理涉众型经济犯罪，要考虑是否有利于维护金融安全和社会稳定。当法律适用存在多种可能时，选择那个最能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相统一的方案。

培训最后一晚，我又路过学院的初心亭。六天前带着困惑走进去，六天后带着答案走出来，但真正刻进心里的，是亭上那两个“初心”，办案越久，越需要回到原点，问问自己为什么出发。沙河七日，不虚此行。

作者简介

吴颖，江苏盐城人，华东政法大学法律硕士，从检4年，现为江都区院五级检察官助理。

文字：吴颖

编辑：吴恙

审核：孙晓蒙 纪思源

审签：茆小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