难民是负担还是机遇？苏丹人涌入埃及，有人看到重建的希望钥匙

据《新阿拉伯人》7月7日报道，随着埃及去年5月公布新庇护法实施细则，越来越多苏丹难民因担忧前景不明，涌向联合国难民署驻埃及办事处，更新个人信息或查询案件进展。

更严格的庇护规定，也让许多苏丹难民在证件、工作、生活成本和被拘留风险之间艰难维持。23岁的优素福·萨利赫离开喀土穆时，只有片刻时间收拾行李。苏丹战争吞噬这座城市时，他的父亲死在城中，他甚至来不及安葬父亲。后来，在他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逃离、试图保住这个家庭残存的一切之后，父亲由陌生人代为下葬。

将近两年过去，这名苏丹青年每次回到位于埃及吉萨省哈达耶克阿赫拉姆区那间简陋的住处，仍会反复想起当时的情景。

但如今伴随他的恐惧，已不再来自炮火声，而是来自被安全巡逻人员拦下检查的可能。萨利赫告诉《新阿拉伯人报》，他在2024年夏天前往埃及，并不是为了寻找新生活，而是为了在战争几乎摧毁自己未来之后，尽力把它保住。

他说：“我原以为，只要能完成大学学业，等战争结束后，我就能回去帮助重建苏丹。我从没想到，自己最大的战斗竟然是继续读书。到埃及后，我租了一间小公寓安顿家人，然后开始找工作，想分担不断上涨的生活成本。”

“但接下来的几个月，现实完全不同。随着新庇护法开始实施，各国难民在办理手续和更新证件时都开始遭遇困难。”他说。

萨利赫说：“我手里的联合国难民署庇护卡有效期到明年10月，但这并不能让我安心。每天我都能看到有人被拦下检查证件。官方说他们针对的是违规者，但我知道几十名被拘留的人都持有有效居留许可。”

“有些人被遣返了，另一些人则在苏丹驻开罗使馆出具担保后获释。我害怕的不是拘留本身，而是和母亲、两个妹妹失去联系。”他说。

为了兼顾学业、养家和工作，萨利赫不得不暂时搁置自己的梦想。他如今在开罗西部一处住宅区内，为一家小型出租车服务公司开车，难以同时承担所有责任。

他每天在天亮前出门，直到午夜过后才结束工作。在漫长的工时里，收音机和手机成了他了解苏丹的唯一窗口。他通过这些渠道关注战事进展、停火努力、返乡者的消息，以及所有关于苏丹人在埃及处境的报道。

他告诉《新阿拉伯人报》：“媒体和社交媒体上的话不会停留在空中，它们会落到街头。突然之间，你就会发现，自己被期待去证明，你不是现有问题的成因之一。”

“我并不怨恨埃及人。我遇到的大多数人都很尊重我。但人们正承受物价上涨和生活艰难的压力，有些人把每一场危机都归咎于难民。”他说。

“这样一来，难民就像双重异乡人：一次是因为失去了祖国，另一次是因为每天都得证明自己有权留下来。我不要求永久居留，也不要求援助。我只想完成学业，等安全了，再带着母亲和两个妹妹回去。流亡不是我们的选择，是被迫的。”他说。

优素福·萨利赫的经历，折射出自2023年4月苏丹战争爆发以来，埃及在相当大程度上承受的一场重大难民危机。联合国难民署2026年6月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埃及目前有110万登记在册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其中，苏丹人约有84.9万，占绝大多数。自战争爆发以来，这一数字增长了14倍；与2022年相比，登记难民总数上升了281%。

联合国难民署表示，“埃及已成为接收逃离苏丹战争人群最多的国家，同时也在运行全球规模最大的难民身份认定工作。”

不过，这些数字只反映了危机的一部分。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近日表示，埃及境内有超过1050万外国人，其中包括移民和难民，这给教育、医疗、住房和基础设施带来沉重负担。

他呼吁国际社会加大对接收国的财政支持。上周，塞西在会见联合国难民事务高级专员时强调，埃及从未把难民问题当作政治讨价还价的工具，但国际社会应更公平地分担责任。

埃及人权团体表示，这两组数据之间存在巨大差距，反映的是不同的统计方法。政府数据涵盖所有居住在埃及的外国人，不论其法律身份如何；联合国的数据则仅限于正式登记的难民和寻求庇护者。

对优素福·萨利赫来说，这些数字并不只是统计。他说：“这些数字中的每一个，背后都是一个人。他们留下了房子、大学、工作，或者家人中的某一个。”

刚到埃及的头几个月，这里更像是一个临时落脚点，而不是替代性的家园。他一直告诉自己，只要一学年一学年地熬过去，等战争结束，就能回到喀土穆。

但战争拖长了。他说：“我们原以为，最艰难的事是逃离炮火。后来才发现，难民生活充满了日常考验。”包括人权观察和国际组织在内的国际人权机构表示，更严格的居留程序不应导致成千上万寻求庇护者因行政违规而被拘留。

这些机构呼吁逐案评估，尊重“不驱回原则”，并在过渡期给予难民足够时间，使其法律身份合规化。它们还强调，改善难民处境，不能脱离改善与他们共同生活的本国公民处境。

苏丹国家毕业生就业基金前主任古拉希·布哈里表示，难民危机不应仅被当作人道或安全问题来处理，也应被视为一种能够让各方受益的经济机会。

他告诉《新阿拉伯人报》：“如果处理得当，数十万苏丹人在埃及的存在，可以从暂时负担转变为长期发展机遇。”布哈里说，尽管两国具备实现成功所需的一切条件，埃及与苏丹之间的经济融合项目几十年来一直受困于政府官僚体系。“现在应该由私营部门发挥主导作用，把两国的历史关系转化为真正的生产和投资伙伴关系。”

他提议建立一个埃及—苏丹联合投资平台，把两国企业界人士、投资者和专业人士聚集起来。布哈里还呼吁建立更灵活的工作许可制度，为移民劳动者发放可续期的临时许可，同时为专业人员提供更长期限的许可，以帮助规范劳动力市场，而不是让它长期停留在非正规状态。

他说，依法规范苏丹劳工，不仅有利于难民，也能缓解安全担忧、增加税收，并为苏丹未来重建储备所需的熟练劳动力。

他强调：“我们不应等到战争结束才考虑重建。有些地区已经恢复了一定程度的稳定，那里可以开始工作。埃及有建筑公司、工程经验和熟练工人，而苏丹需要这一切。苏丹对埃及具有经济和战略纵深意义，而埃及可以通过由私营部门主导、两国政府支持的伙伴关系，成为重建的天然门户。”

萨利赫说，他有几位朋友已经决定返回苏丹，尽管战争仍在继续。他说：“与其作为难民长期生活在焦虑中，他们宁愿回到自己的国家面对未知。没有人愿意现在回去，但有些人觉得自己别无选择。苏丹人在埃及的未来不能一直悬而未决。流离失所两年后，这场危机已经影响到数十万人的未来。他们夹在一个被战争撕裂的祖国和一个承受越来越大经济与安全压力的接收国之间。”

“我理解埃及有权规范外国人的存在，也知道埃及人正面临艰难处境。但我们几乎失去了一切。我们带来的，是仅剩的积蓄和技能。我们需要的，只是一个公平的机会。”他说。

埃及于2024年12月通过首部全面庇护法，并于2026年5月出台实施细则。新制度将于明年8月开始全面实施，届时将设立难民事务常设委员会，并最终从联合国手中接管庇护案件的处理职责。

埃及政府表示，此举旨在建立一套现代化的国家体系，在兼顾国家安全和埃及国际义务的前提下，识别哪些人有权获得国际保护，同时打击非法移民。

但在萨利赫看来，这场过渡呈现出另一种样貌。他说：“程序每变一次，就意味着新的问题、漫长的队伍、等待和额外开支。”

联合国难民署驻埃及机构表示，其每天接待3000至4000名难民和寻求庇护者，并通过热线每天处理500多通电话。该机构承认，由于资金短缺，其提供援助的能力已经下降。

根据最新数据，截至2026年5月，联合国难民署在埃及的行动资金仅到位所需金额的大约四分之一，因此不得不减少获得经济援助的人数。

萨利赫说：“很多难民并不依赖这类援助，而且大多数人也拿不到。大多数我认识的苏丹人都靠工资生活，或者依靠亲属寄钱。”

国际移民组织近期估计显示，埃及的大多数移民都有工作，要么从事相对稳定的职业，要么在非正规部门就业。苏丹和叙利亚投资者已经创办了数以千计的中小企业，创造了数千个就业岗位。

萨利赫说：“我认识一些苏丹家庭，他们带着积蓄来到埃及，开了餐馆、商店、作坊和办公室。他们不是在等救济。”

但这并不能抹去许多埃及人看到的另一面现实。在接纳了数以千计新来者的城市和社区，当地居民抱怨房租上涨、就业竞争加剧，以及人口快速增长带来的社会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