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我把那叠账单放在茶几上，厚厚一摞纸，边角都磨毛了。
蔡玉珍脸上的笑还没来得及收，就僵在嘴角。
我一张一张翻给她看：“2016年3月，转给你5万。你说儿子买房。”
“2017年9月，你说家里亲戚结婚，拿了2万。”
“2018年一整年，每个月5000，总共6万。”
她的脸一点一点变白，嘴唇哆嗦着，想说话却张不开嘴。
“你……”她终于挤出几个字，“你什么时候记的？”
我端起茶杯，手有点抖。
“从你给我端第一碗面那天。”
窗外传来收破烂的吆喝声，和她搬进来的那天一模一样。
只是那时候，这个家是两个人的。
现在，就剩我一个了。
01
蔡玉珍第一次来我家，是2015年秋天。
那天我正对着灶台上的锅发愁。
退休快两年了，我只会煮面条、熬稀饭，连炒个青菜都能糊锅。
女儿陈晓萍看不过去，托人找了个保姆，说是个利索人。
她来的时候拎着一个旧布包，穿着碎花衬衫，头发齐耳，脸上带着笑。
我让她坐，她去厨房转了一圈，出来就说：“锅里剩的那点面条都坨了，我给您重新做一碗吧。”
不到半小时，一碗热腾腾的打卤面就端到我面前。
面条筋道，卤子香，上面还卧了个荷包蛋。
我吃了两碗，连汤都喝得干干净净。
她坐在对面看我吃，笑着说：“哥，您胃口不错。”
我没接话，心里想的是：这女人嘴真甜，叫“哥”叫得顺口。
后来我问她情况，她今年五十五，老家在隔壁县城，前夫走了二十年，一个儿子在省城打工，还没成家。她一个人过了半辈子，什么活都干过。
说这些的时候，她的语气很平淡，像在说别人的事。
我瞅着她手上的茧子，心里叹了口气。
那之后她每天来，打扫卫生、买菜做饭、洗衣服。家里一下子有了烟火气，客厅那盆半死不活的绿萝也被她救活了。
我一个月给她三千块，包吃。
两个月后的一天晚上，她正在厨房洗碗，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觉得这个家太安静了。
我想了想，走到厨房门口说：“玉珍，要不你住下来吧。”
她手里的碗“哐当”一声掉进水槽里。
“你说啥？”
“我说住下来吧。”我重复了一遍，“我加你两千，一个月五千，你就在这儿住着。”
她没马上答应，低头洗了好一会儿碗才说：“我考虑考虑。”
三天后她搬来了。
邻居们的闲话传得很快，说我老不正经，找了个保姆当老伴。
我去接孙子的时候听见小区大妈们嘀咕，没理会，回了家继续吃她做的饭。
儿子陈英武打电话来旁敲侧击，问我是不是找保姆了，我说是，他说那就行，没多问。
倒是女儿陈晓萍话多，专门跑回来了一趟，看了看蔡玉珍，又瞅了瞅我，最后说：“爸，你高兴就行。”
我送她出门的时候，她压低声音说了句：“爸，钱的事你自己长个心眼。”
我笑笑说：“你爸不糊涂。”
但那天晚上，我想起了老伴李素芬。
她走了三年零两个月，走之前拉着我的手说：“老陈，以后一个人要学会照顾好自己。”
我没学会。
还好来了个蔡玉珍。
她教我种花，阳台上的茉莉开了一茬又一茬。她爱听戏，吃完饭就打开电视听黄梅戏，我也跟着听，听着听着就睡着了。
日子就这么过，平淡，但也安稳。
只是我做梦也没想到，这份安稳背后，藏着一把刀。
02
同居半年后，我开始习惯家里有个人。
早上起床，桌上摆着稀饭油条或者小笼包，偶尔还有她亲手蒸的馒头。中午她炒两个菜，晚上做个汤，荤素搭配，比我一个人吃的时候讲究多了。
她这个人很会来事。天凉了提前给我把毛衣拿出来，感冒了追着我让我喝药，隔三差五还给我按按肩膀。
我嘴上不说，心里是感激的。
2016年春天，她第一次开口跟我提钱。
那天吃完晚饭，她坐在沙发上织毛衣，忽然说了句：“哥，我儿子国伟在省城看中了一套房子，首付还差五万。”
我放下报纸看着她。
她连忙说：“就借，等房子下来就还你。”
我沉默了一会儿，起身去卧室拿卡，取了五万现金递给她。
她接钱的时候眼圈红了，说：“哥，你对我真好。”
我说：“一家人不说两家话。”
那晚她比平时更温柔，给我泡了茶，又帮我修了修指甲。
我躺在床上，心想这就是有个伴儿的好处吧。
可第二天我翻包找东西的时候，发现了她在垃圾桶里扔的一张纸条。上面歪歪扭扭写了一串数字，我认出来了，是省城一个银行的账号，户主姓蔡。
我当时没多想，以为是给她儿子的。
但后来我多了个心眼。
我把家里的账本翻出来，一笔一笔记下了那五万块钱的去向。
老伴在世的时候我就有记账的习惯，一个月工资多少、花在哪儿都记得清清楚楚。
这个习惯，现在派上了新用场。
过了一个月，她儿子也没来家里坐坐，我说让国伟来家里吃顿饭，她说孩子工作忙。
我心里犯起了嘀咕。
但日子照常过，她对我还是那样体贴，我也不好意思问什么。
转眼到了2017年，我们同居快两年了。儿子的生意做大了，回来看我的次数少了，倒是女儿时常打电话。
有一天蔡玉珍接完电话回来，脸色不太好。
我问她怎么了，她说娘家那边亲戚结婚，要送礼。
我主动问她要多少，她说两万。
我给了。
这次我没问那么多，但晚上坐在阳台上抽烟的时候，心里有点堵。
老哥们在老年活动中心碰到我，问起蔡玉珍，半开玩笑半认真地说：“老陈，你可得长点心，别让人把你那点棺材本都骗了。”
我笑着说：“不会不会。”
可心里打起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结。
那天晚上回去，我发现蔡玉珍在楼下和一个男人说话。那男人看着四十出头，低着头，不像她儿子。
我走近了，她看见我，明显慌了一下。
“谁啊？”我问。
“哦，是、是老家一个亲戚，来县城办事顺便看看我。”
男人冲我点了点头，匆匆走了。
我没追问，但那天晚上我看电视的时候，她在旁边织毛衣，我发现她手上那团毛线抖了几下。
我没说话。
但从那天起，我开始注意她每个月的五千块怎么花了。
03
2018年，我得了次小病。
也不是什么大毛病，就是高血压犯了，头晕，住了一天院。
蔡玉珍守在病房里一宿没合眼，给我擦身子、倒水、量血压，隔壁床的老人羡慕得很，说自己孩子都没这么尽心。
我心里暖和了一会儿，但很快就凉了。
出院那天，她趁我去办出院手续的时候，拿了我的手机翻通讯录。
我回病房的时候撞见了。
“你干嘛？”我问。
“我、我想找个电话，没找到。”
她的解释很牵强，但我也没拆穿。
只是从那之后，我出门买菜或散步，都有意无意看她的手机。她比以前更爱背着我打电话了，有时候一打就是半小时。
我问她打给谁，她说儿子。
可有一次我听到她在电话里哭，说“他还没松口”。
谁没松口？什么事没松口？
我心里警铃大作。
这年夏天，小区里出了件事。一个老人被保姆骗了近二十万，那保姆还是在他家干了五年的。老人最后气得住进了医院，他女儿回来报了警。
邻居们议论这件事的时候，蔡玉珍也在旁边听着，她的表情很平静，但我总觉得她攥着拖把的手比平时更紧了。
晚上吃饭的时候，我故意提起这件事。
“那保姆也真是，干了五年怎么下得去手。”
蔡玉珍夹菜的手停了一下：“是啊，人不能太贪。”
“你说，人跟人相处，到底是感情重要还是钱重要？”
她抬头看着我，笑了一下：“有钱没感情也不行，有感情没钱也难过。”
我没接话，低头扒饭。
那天夜里我睡不着，起来翻了翻账本。
四年了，光每月的五千块就是二十四万。加上那五万和两万，还有平时给她买衣服、买手机、过年过节包的红包，加起来三十万出头。
三十万，在县城能买套小房子了。
我把账本合上，心里沉甸甸的。
但第二天她照样给我做早饭，笑嘻嘻地说：“哥，今儿个包韭菜馅饺子，你最爱吃的。”
她系着围裙在厨房里忙活，头发扎起来，露出后颈。我看着她，心里那个结突然松了松——也许是我多心了。
我走过去，站在厨房门口说了句：“玉珍，谢谢你。”
她回头看我一眼：“客气啥，又不是外人。”
可我吃完那顿饺子的时候，发现她手机落在茶几上，屏幕上弹出一条微信。
发信人备注“老蔡”。
消息只有一句话：“钱什么时候能到位？”
04
看到那条微信的时候，我嘴里还嚼着最后一个饺子。
我盯着屏幕上那五个字看了好几秒，脑子里嗡嗡响。
“老蔡”，是谁？
她说前夫姓蔡，已经死了二十年。
我没动她的手机，假装没看见，把碗端进了厨房。
洗着洗着碗，手就开始发抖。
我关了水龙头，站在水池前愣了好一会儿。她走过来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就是头有点晕，她就让我去躺会儿。
我躺在床上，眼睛盯着天花板。
老伴走了以后，我时常觉得自己是在熬日子。退休了，孩子们忙自己的，一个人守着三室一厅的房子，连说话的人都没有。
蔡玉珍来了之后，我这日子才又有了奔头。
可现在，那个“奔头”后面到底藏着什么？
我决定查一查。
第二天我找了个借口说要去省城体检，让她不用跟着。她问要不要陪我，我说不用，我自己去就行。
其实我是去找外孙女郑曼妮。
曼妮今年十六岁，上高一。这孩子打小跟我亲，嘴甜，人也机灵。她爸妈离婚早，跟着她妈也就是我女儿陈晓萍住，周末有时候来我家玩。
我到了省城没去医院，直接去了她学校。
曼妮出来的时候一脸疑惑：“外公，你怎么来了？”
我找了个安静的地方，把事情大致说了一遍。我没说多严重，就说想查查银行卡的流水。
曼妮听着听着，眉头皱了起来：“外公，你是说蔡阿姨每个月那笔钱……”
“不是，”我打断她，“是我给她的钱。”
她懂了，没多问。她帮她妈看店的时候经常去银行存钱取钱，对这套熟悉。她拉着我去了银行，拿我的身份证一查，打了近三年的流水单。
单子打出来了，曼妮一张一张翻着，脸色越来越不对。
她把单子放在柜台上一张一张指给我看。
2016年3月15日，我转给她五万。3月16日，转账出去四万八，收款人姓名蔡国胜。
2017年9月，我转给她两万。9月5日，转账出去一万九，收款人还是蔡国胜。
每个月我转的五千块，有四千五左右会在三天之内被转走，收款人都是同一个人。
蔡国胜。
她说她前夫死了二十年。
可这个账户，开户时间是2010年。
曼妮抬起头看着我，眼睛有点红：“外公，你被骗了。”
我拿着那摞流水单，手抖得不行。
银行大厅里人来人往，有个孩子跑过去撞了我一下，我都没反应过来。
“外公，要不要报警？”
我想了很长时间，摇了摇头。
“先别。”
不是不想报，是想知道，这八年她对我的好，到底有几分是真的。
05
回去的那天晚上，我一夜没合眼。
蔡玉珍看我回来不说话，问我检查结果怎么样，我随意说了句“血压有点高”，她赶紧去给我倒了杯水拿了药。
看着她忙前忙后的样子，我心里像被人拧了一把。
第二天一早，我去了县城一个老同学介绍的律师事务所。
接待我的是一个姓何的年轻律师，说话很客气，我把情况说了，他建议我先做一份遗嘱公证，把名下房产明确继承权，同时做一份资金冻结公证，以防财产被转移。
“陈叔，目前您跟她没有法律上的婚姻关系，她无权继承您的任何财产。但是为了防止她打您存款的主意，建议您先把能转的转给子女，留下的部分做个公证。”
我听完，心里踏实了一些。
可又觉得不是滋味。
对付一个跟你住了四年床的人，居然需要用律师。
我按律师说的做了，房产公正在我这，遗嘱里写清楚了，房子留给儿子和女儿一人一半。
回到家的那天，蔡玉珍做了我最爱吃的韭菜盒子。
我咬了一口，还是那个味道，和第一次来我家做的那碗打卤面一样，能吃出人味儿来。
“哥，”她突然开口，“我想跟你说个事儿。”
我抬头：“你说。”
“我侄子，就是我姐家那个孩子，今年要结婚了，想在县城买个房。我想问问你，能不能先把我们这套房子借给他住几年，他租金照给，等人搬了新房就搬走。”
我放下筷子，看着她。
“我们这套房子”？
这套房子是我和老伴用半辈子积蓄买的，房产证上写的是我一个人的名字。
“玉珍，”我说，“房子的事咱们回头再说。”
“我就是问问，你要不愿意就算了。”
她笑了一下，继续吃她的韭菜盒子。
但她的眼神出卖了她。
那天晚上，我又翻了一遍那个账本。近四年的记录，一笔一笔，清清楚楚。加上之前的总数，接近四十万了。
四十万，把我这个小县城退休老头扒皮抽筋，也就剩这么多了。
她不仅想要我的钱，还想要我的房子。
我合上账本，长出了一口气。
天亮的时候我起来，在抽屉最底层放了三个东西：一本账簿、一张银行流水单、一份房产公证书。
那天早上她照常起来做早饭，锅里煮着白粥，蒸笼里放着馒头。她穿着那身碎花睡衣，头发乱糟糟的，脸上还带着睡意。
“哥，粥马上好，你先刷牙洗脸去。”
我看着她的背影，突然眼眶一热。
八年了，这个男人一辈子只结过一次婚，只爱过一个女人。老伴走后，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是她把我从那股孤独里拽出来。
可也是她，在我背后插了一把刀。
06
又过了一年。
这一年我表面上什么都没变，照常吃她做的饭，照常跟她听戏种花，每个月准时给五千块。她也照常打牌、买菜、接电话。
可有些东西变了。
我不再跟她交心了。她说话的时候，我听着，但很少搭腔。她问我想吃什么，我说随便。她要拉着我散步，我说腿疼不想去。
她大概也察觉到了，但没说破。
2019年冬天，她感冒了，病得不轻。躺在床上起不来，我给她熬了粥，端到床头。
她看着那碗粥，眼泪突然掉了下来。
“哥，对不起。”
我坐在床边：“好好养病，说什么对不起。”
“你有事瞒着我。”她看着我，“这一年你变了。”
我没接话。
沉默了好一会儿，我起身要走，她拉住了我的手。
“你是不是查我了？”
我停住脚步，没回头。
“玉珍，”我说，“咱俩还有多少实话能说？”
她松开了手。
年关的时候，她儿子蔡国伟来了一趟。
那是我第二次见他，上次还是前几年。小伙子长得挺精神，见了我就叫叔，提了两盒好烟好酒。
吃饭的时候，蔡玉珍一直往她儿子碗里夹菜。我看着他，突然想起一件事——这些年，我给她和国伟的钱，到底去了哪儿？
我问国伟：“国伟，你那个房子多大面积？”
他愣了一下：“啊、叔，什么房子？”
“你妈不是说你买了房子吗？”
他看了他妈一眼，蔡玉珍连忙接话：“就是、就是小户型，几十平的。”
“在哪个小区？”
“那个……”国伟支支吾吾，“在城东，叫……叫幸福花园。”
我没再问。
但我知道，省城根本没有叫“幸福花园”的小区。
那天晚上他们娘儿俩在阳台说了很久的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假装睡着了，隐约听到了几个字“……还不死心”
“他知道了怎么办”。
心里那块石头彻底落了下来。
第二天国伟走的时候，我送他到门口，他把一个红包塞到我手里，说是拜年的。我推辞了几下收了。
他走后我拆开一看，五百块。
我拿着那五百块在客厅站了好久。
五百块，抵得上我给他的一个零头。
可还回来的时候，却让人心里发堵。
“哥，”蔡玉珍在厨房喊，“中午吃红烧肉吧。”
我没应声。
我在桌子上铺开那本账本，翻到最后一页，用笔写下最后一行字：“2020年2月，累计付出48万零6百元。利息，还有我八年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