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北
参考来源：《一个革命的幸存者——曾志回忆录》（广东人民出版社，1998年7月）；陶斯亮《一封终于发出的信——给我的爸爸陶铸》（人民日报，1978年12月）；光明网·文摘报《陶斯亮回忆母亲曾志》；人民日报《曾志与陶铸——红色伴侣生死情》；炎黄纵横《战士永远跟党走——缅怀敬爱的曾志同志》；炎黄纵横《曾志的闽东情结》；中新网《陶斯亮解读革命母亲曾志：她有铁骨更有柔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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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8年的北京，初夏的暑气刚刚爬上窗沿，某处病房里却静得只剩下呼吸声。
陶斯亮守在母亲曾志的床边，已经连续好几天没有睡过整觉了。
那段日子，母女俩谈了许多过去从不曾触碰的话题，有些话藏了几十年，一直没有机会开口，却在那个时候，一句一句地浮了出来。
曾志躺在那里，白发稀薄，手背上的血管清晰可见，可目光依然是清醒的、坚定的。
她这辈子，走过井冈山、闽东、延安、东北、广州，一路风雨，把三个孩子送了出去，把自己的一切都搭在了革命上，从来不曾在任何人面前真正软下来过。
可就是在那几天，她对陶斯亮说了一些话——关于她和陶铸走到一起的那段往事，关于那段婚姻背后的一个秘密，一个她压在心里几十年、从未向任何人说清楚过的隐情。
陶斯亮坐在床边，静静地听着，越听，手握得越紧。
待母亲把那段话说完，她的眼眶已经慢慢红了，泪水顺着脸颊无声地落下来，那一刻，她终于明白了母亲这一生，到底扛着什么，那份重量，比她想象中，沉得多得多。
【1】湖南宜章走出的女孩，十五岁把命搭进了那条路
1926年10月，湖南省宜章县，一个十五岁的女孩站在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大门口，把入党志愿书交了出去。
旁边负责接收材料的同志抬起头，打量了她一眼，问道："你叫什么名字？"
"曾昭学，以后叫曾志。"她回答得很干脆。
那人又问："年纪不大，知道入党意味着什么吗？"
"知道。"她顿了一顿，"意味着随时可能死。"
那人沉默了片刻，把材料收了下去，没有再多问一个字。
从那一刻起，曾志踏上了一条再也没有回头的路。
那是她投身革命的起点。
在此之前，她已经在衡阳湖南省立第三女子师范学校读了三年书，是同龄女孩里少有的既能进学堂、又愿意往危险里闯的那种人。
1926年8月，她考入衡阳农民运动讲习所，成为那一期唯一的女学员——连男人都挤破头想进的地方，她一个女孩子硬是闯了进去。
入党两个月后，时局骤然紧张。
1927年春，曾志辗转到衡阳、郴州一带从事地下工作，同年与中共衡阳地委组织部部长夏明震结婚。
那段婚姻，带着那个年代最真实的底色——夏明震跪在她面前说他真心爱她，她心软了，就此走进了那段关系。
可那时的革命者随时都有牺牲的可能，谁也不知道明天在哪里。
果然，1928年3月，夏明震在湘南暴动中牺牲，那段婚姻，就这么戛然而止。
一个月后，曾志随部队上了井冈山，担任红四军后方总医院党总支书记，参加了黄洋界保卫战。
就在井冈山，她与蔡协民走到了一起，1929年两人正式结婚，开始了长达数年的并肩战斗，辗转于赣南、闽西、漳州、厦门、福州之间，一路颠沛，一路坚持。
那段婚姻里，曾志生过三个孩子。
第一个，1928年11月在井冈山出生，未满月便送了出去，寄养在老乡家，后因天花夭折。
曾志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那个孩子生下来，她连看清楚是什么样子的时间都没有，就被抱走了。
那段话写得很简短，没有一个多余的字，却是任何人看了都会心里发紧的那种简短。
第二个，1931年出生，孩子才六十多天大，厦门中心市委决定用一百块大洋把他送给了有钱人——那笔钱是急需的活动经费，组织上做了决定，曾志知道的时候，孩子已经不在了。
后来有人问她，那时候怎么撑过来的。
她只说了一句话："没有时间停下来，只能往前走。"
这就是曾志，她这一生，几乎从不停在一处悲伤里，总是转过身，继续往前走。
1932年10月，闽南党内开展"反蔡协民路线的斗争"，蔡协民和曾志双双遭到批判。
蔡协民要去上海，曾志留在福州，两人临别，曾志提出了分手。
那段婚姻，就在那一刻，画上了句号。
分手的时候，没有什么多余的话，两个人各奔各的方向，带着各自的包袱，继续走。
那是1932年秋天，曾志二十一岁。
她已经失去了两个丈夫，亲手送走了两个儿子，还揣着一个即将临盆的第三个孩子，只身来到了福州，等待下一步的安排。
等在那里的，是一个名叫陶铸的人。
【2】福州那个冬天，两个人以"假夫妻"的名义相遇，假的慢慢成了真的
1932年冬，福州，中共福州中心市委机关。
曾志到任的第二天，机关里一位老同志把她拉到一旁，低声说了几句话。
"上头安排你和陶铸配合工作，具体的他会跟你说，你先有个准备。"
曾志点了点头，没有多问，那个年代做地下工作，很多事是不问的。
没多久，陶铸把她叫过去，把安排说清楚了：组织需要两人以"夫妻"名义建立一个掩护用的"家庭"，以便开展工作，不能引起敌人注意。
曾志听完，只说了一句话："好。"
就这样，两个人从那个冬天开始，住进了同一屋檐下。
对外，他们是夫妻；实际上，在最开始，两人只是工作上的搭档，是为了完成任务而配合的同志。
陶铸其人，1908年1月16日生于湖南省祁阳县，是黄埔五期的学生，参加过南昌起义和广州起义，1930年还亲自带领十一人突击厦门监狱，以零伤亡代价救出四十余名被关押的同志。
那一年他才二十二岁，在地下工作的圈子里，早已是个响当当的名字。
地下工作的日子，外表平静，内里绷着的是随时可能断裂的弦。
每一次外出，都不知道能不能平安回来；每一次接到上级指令，都可能意味着随时要转移、随时要面对最坏的情形。
在这样的环境里，两个相互扶持着活下去的人，感情往往在不经意间就已经扎了根。
曾志后来在回忆录里写道：自从和陶铸相处，她乐于和他在一起，心里总是挂念着他。
每当他外出，她心里会有一种揪着的感觉——在她和蔡协民相处的那些年里，那种感觉，从未出现过。
那种细微的差别，让她自己也感到意外。
1933年2月，曾志生下了第三个孩子，那是她与前夫蔡协民的骨血。
孩子出生，陶铸在旁边给了无微不至的照料。
可孩子出生才十三天，就被送给了别人抚养——曾志刚刚生产，伤还没好，就亲手把孩子交了出去。
那种撕裂，没有任何人能替她承受。
陶铸就在身边，什么话都没有多说，只是做了他能做的一切，把那段日子陪着她撑过去了。
感情的根，就是那样一点一点扎下去的。
然而，就在这段感情刚刚生根的时候，变故来了。
1933年3月，陶铸被调往上海另行安排工作。
他走的那一天，曾志送他出门，两个人没有说什么特别的话，只是说了声"注意安全"，就此分开。
二十天后，机关里突然收到紧急通知——陶铸在上海被国民党当局逮捕，并被指控叛变，要求福州中心市委各机关立即疏散。
消息传来，机关里炸开了锅。
曾志的处境，一下子变得极为尴尬——自己背着党内的处分，丈夫被扣上了"叛徒"的帽子，没有任何名分可以依靠，也没有任何人站出来帮她说一句话。
一位同志找到曾志，话说得很直接："你现在这个情况，市委机关不好留你，组织上的意思，让你去闽东。"
曾志没有争辩，只问了一句："什么时候走？"
那人说："尽快。"
1933年6月，曾志带着重重的委屈，只身离开福州，前往闽东，开始了那段被她自己形容为"发配"的岁月。
离开福州的那一天，没有人送行。
而那个她刚刚开始在乎的人，陶铸，此刻正关在南京的监狱里，生死未卜。
【3】闽东五年，南京监狱来信，那个秘密开始一点一点沉进心里
1933年6月，曾志抵达闽东，那里的局面一团乱麻。
福安县地下中心县委分裂成两派，相互对立，矛盾极深，组织工作几乎陷入停滞。
曾志带着身上的处分，顶着"叛徒之妻"的标签，在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从最难理的地方开始做起。
她挨个找人谈，挨个做工作，用了几个月时间，才让那片混乱的局面有了一丝转机。
闽东那几年，险情从未断过。
白色恐怖在山区里如影随形，曾志独身一人在那些险峻的山坳里周转，靠着那股子不服输的劲儿撑着。
就在那段时间里，她突然收到了一封从南京寄来的信。
寄信的人，是陶铸。
信里说：被判无期徒刑，病重，恢复自由遥遥无期。
曾志把那封信看了又看，在回忆录里，她记下了那一刻的感受：她深信陶铸没有叛变，因为他被捕之后，福建地下党的机关无一被破坏，没有一名同志因此落难，那就是最好的证明。
可"恢复自由遥遥无期"这八个字，落在纸上，是真实的重量。
那时她二十三岁，在一片险境里独自扛着，收到了这样一封信，没有任何人告诉她接下来该怎么办。
她做了一件事——从没收的财物里领出二十块大洋，亲自冒险去福安县城的邮局，把那笔钱寄给了陶铸。
当年抓捕她的悬赏金是三千块大洋，那趟去邮局，是真真正正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一次冒险。
那二十块大洋寄出去之后，陶铸用那笔钱买了药，控制住了咯血的肺病，才撑过了那几年的关押。
多年以后，陶斯亮听曾志讲到这段，问过她："妈，你知道吗，那笔钱救了他的命？"
曾志沉默了一会儿，才说："不知道，那时候谁也不知道他能不能出来。就是觉得，能做什么就做什么。"
那段在闽东的岁月，还有另一段曾志后来少有提及的往事——那时她太年轻，在险境里扛着太多，陶铸入狱、前途未卜，她在回忆录里坦承，那时她认为自己有权利重新选择，她不是那种愿意用等待把自己困住的人。
可最终，在各种阴差阳错的因素交织下，她与陶铸的这段关系，没有就此断掉。
1935年春，敌人大举进攻闽东苏区，根据地陷入险境，曾志在病情严重、与组织完全失联的情况下，辗转离开了闽东，开始了漫长的寻找党组织的历程。
1936年10月，她在上海重新与地下党建立了联系，距上次失联，已经整整过去了一年零八个月。
1937年9月26日，陶铸在党组织的多方营救下，终于走出了南京的监狱——他在里面待了整整四年零五个月。
出狱之后，陶铸受组织委派，到湖北应城汤池训练班担任顾问，而曾志，也几乎在同一时期到了那里，担任党支部书记。
就在应城汤池，阔别将近五年的两个人，再度相见。
那五年里，一个在监狱里扛了四年多，一个在闽东的险境里经历了无数次生死，再见面时，两个人都已经从各自的淬炼里走出来了。
此后，陶铸去往鄂中大洪山开辟敌后根据地，曾志独立前往荆门、当阳、远安一带，担任荆当远中心区委书记，把当地地下党员从最初的十六人发展到年底的五百余人。
1939年12月，曾志抵达延安，进入马列学院学习。
1940年5月，陶铸以鄂中七大代表的身份，也来到了延安。
在宝塔山下的窑洞里，两个人，终于真正有了一个家。
而那个藏在曾志心里的秘密，也正是在那段时间里，彻底沉到了最深的地方——那件她在结合之初并不知情的往事，她选择了压下去，不去追问，不去翻旧账，只是带着它，继续往前走。
就这样，那段隐情跟着她，走过了延安，走过了东北，走过了广州，走过了特殊时期最黑暗的岁月，走到了1998年那个初夏的病房里，才终于，第一次对女儿陶斯亮说了出来。
陶斯亮后来在撰文中写道，母亲去世前的那几天，她们谈了许多过去不曾涉及的话题，而那段往事，是母亲这一生里，始终放在心底最深处的一块。
那一天，曾志把那段话说完，陶斯亮坐在床边，手握得紧紧的，泪水无声落下，那一刻，她才真正明白了，母亲这一生扛着的，到底是什么重量。
1998年，曾志病重，母女俩在那几天里，谈了很多过去从未开口的话。
有一天，陶斯亮压低声音，开口说："妈，有件事我一直想问你，就是——你和爸当初走到一起，中间有没有什么……没说清楚的事？"
病房里安静了很长时间。
曾志慢慢开了口，把那段她从未对外人讲过的往事，一字一字地说了出来。
说那段"假夫妻"开始之前，她并不完全知情的某段往事；说那件事她后来是怎么知道的，又是怎么选择把它压进去的；说那些年她从未翻过旧账的理由，以及那个隐情跟着她走了几十年的感受。
陶斯亮坐在那里，越听越觉得胸口发紧。
等曾志把话说完，陶斯亮才问出那句话："妈，那你……难受吗？"
曾志停顿了许久，没有立刻开口。
病房里只有机器运转的低鸣，窗外偶尔飘进一阵初夏的风。
终于，曾志缓缓说出了那句话，说完，把眼睛闭上了，陶斯亮再也忍不住，泪水顺着脸颊大颗大颗地落了下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