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寄一炷心香——纪念梅维恒教授

一、迟迟不能落笔的初夏

“梅维恒（Victor H. Mair）于两天前，即2026年6月28日（星期日）逝世。我们稍后会发布一系列正式的悼念帖文和相关链接，但目前先附上他哥哥丹尼斯在脸书发布的帖文、他的维基百科页面，以及Language Log上由他撰写或提及他的帖文链接。”（June 30, 2026 @ 2:20 pm，Filed byMark Libermanunder Announcements）

在浏览Language Log网站时，六月三十日，看到梅维恒教授去世的消息。二〇二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星期日，他在费城辞世，享年八十三岁。看到这个消息，我在案头枯坐了很久，电脑打开又收起，几次想敲打键盘，几次又不太忍心。

我素来不是一个动辄伤感的人。做我们这一行的，与故纸旧牍打了半生交道，见惯了一个个名字从“著者”变成“先师”“先生”“已故某某”，见惯了讣闻里那一行行冷静的生卒年月。可是这一次不一样。听到他离世，我竟迟迟不能动笔——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太多，一时不知从何说起；不是不愿写，而是每一次想动笔，都仿佛又要在心里把这些年往返于三大洲之间的那一封封电子邮件重新读一遍，而每读一遍，都要难过一回。

于是拖延着，拖延了两天，拖到了此刻。可我终究明白，越是难写，越是要写。一个优秀的学者走了，若连与他相知相交的人都缄默不语，那才是对他真正的辜负。我想起他生前最爱做的一件事，就是把冷僻的、边缘的、几乎被世人遗忘的语言与文字，一次次拉回到光亮之下，让它们重新被人看见、被人讨论、被人记住。他一生都在“打捞”那些将要沉没的东西。那么今天，轮到我们来打捞关于他的记忆，把它写下来，让它不至于随风散去。

我与梅维恒教授，终其一生，从未谋面。我们相隔太平洋与半个地球，一个在美国东岸的费城，一个在日本关西的大阪与京都之间。我们没有一起喝过一杯茶，没有在任何一场学会的走廊里握过手，没有在任何一张合影里同框。若按世俗的说法，我们甚至算不上“认识”。然而我却固执地认为，我们是相知的朋友——是那种以文字相交、以学问相许、以一门濒危的语言为暗号而彼此确认的朋友。

谨以此文，从京都向他敬礼，为他默哀。

二、一位牵线人：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

要说清我与梅维恒教授的因缘，就不能不先说另一个人——陆西华（Gertraude Roth Li）先生。若没有她，便没有后来的一切。

陆西华，德裔美籍学者，满学界的前辈。她是那部许多人案头都摆着的满文教科书的作者，是把满语一字一句教给英语世界几代学生的人。我与她相识，要追溯到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一九九二年，或者是一九九三年——如今连她自己也记不太真切了——在哈萨克斯坦的阿拉木图，一场阿尔泰语言学的会议上，我们初次相遇。那时我还年轻，她也比现在年轻。多年以后她翻检旧箧，还能找出当年我们两人的合影，照片里是“年轻版本”的她和我。她把照片重新扫描了寄给我，附了一句俏皮话：“也许你还是那副模样，可我知道我不是了。只要再加上二十八年就好！”——后面还画了一个笑脸。

隔着近三十年的光阴，一句自嘲的玩笑，读来却让人鼻酸。学者之间的情谊，往往就藏在这样一些不经意的细节里：一张泛黄的旧照，一句“add 28 years”，一个手写的笑脸符号。

陆西华是个极其谦逊的人。二〇二一年四月，她给我发来一封邮件，起因是她收到了梅维恒教授的一封求助信。梅维恒遇到了一件与满文有关的疑难，想请教她。可她在信里坦率地写道：自己已经很久没有active地碰满语了，几年前甚至把毕生收藏的整套满文资料都捐了出去，如今再看满文，手已经“生”了（rusty），不敢贸然下断语。于是她把Victor的信原样转给了我，问我：“你能不能看一看Victor的这封邮件，说说你的看法？给他，也给我，一个答案？”

一个在满学领域耕耘了一辈子、著作等身的前辈，面对一件疑难，不逞能，不硬撑，坦然承认“我生疏了”，转身把问题托付给她信得过的同行——这份坦荡，本身就是一种了不起的学者风范。也正是她这一转手，把我和大洋彼岸那位素未谋面的梅维恒教授，第一次连在了一起。

陆西华的电子邮件签名下面，常年附着一句话，我一直记得。大意是说：当我离家在外，我看见的是祖国的万家灯火；等我归来，我却更多地察觉到了那灯火背后的阴影。这句话像一枚小小的印章，盖在她每一封信的末尾。一个在两种文化、两片大陆之间往返了一生的人，才写得出这样清醒而又深情的句子。而我们三个人——一个锡伯人、一个德裔美国人、一个美国汉学家——恰恰都是这样在“家”与“远方”之间来回奔波的人。

三、一卷伪满文，牵出一段缘

现在要说到那件“引子”了。整段友谊，是从一卷假画开始的。

事情是这样的。二〇二一年四月，有人拿着一卷手卷去请教梅维恒教授。那是一件绢本长卷，画的是观音菩萨的种种法相，共八尊，据称出自张大千（一八九九——一九八三）之手，约作于上世纪四十年代。卷上除了汉文题识，还有一些看起来像满文的文字。卷主想弄明白：那些究竟是不是满文？如果是，它们和旁边的汉文对不对得上？

梅维恒教授一时也拿不准。那卷上的字，形貌看着确实像满文，可他读不通。作为一位以博通著称的汉学家，他很清楚自己知识的边界在哪里，于是先去问了陆西华；陆西华又把问题转给了我。这封邮件里，梅维恒教授问了一个极有意思的问题——他说，张大千本就是“谜团裹着赝品”般的人物，这画到底是不是他画的，很难说；可他最好奇的是，四十年代的造假者，是从哪里找来一个能把满文写得如此“专业”的人的？还是说，他们只是照着现成的满文照猫画虎？可若是照抄，又怎么能抄得如此以假乱真？

我把那四张图片一张张看过去。凭着这些年读满文档案、也见过不少满文赝品的经验，我心里很快有了数：那些字，乍看是满文的样子，其实根本不是满文。它写得有满文的“形”，笔势、字母的连缀都学了个大概，可是通篇根本无法作为满文来解读，连一句完整的话都读不出来。既然连字都不成字、词都不成词，那就更谈不上什么语法对不对、词汇错不错了。这是一个根本不会满文的人，在刻意模仿满文的样子——用今天的话说，是一种“装饰性满文”“伪满文”。

我告诉梅维恒教授，这样的造假我见过不止一次。有意思的是，那位造假者其实是个“高手”——他是一个能把假造得极像真的高明伪造者，偏偏就是不会满文本身。我还注意到一个破绽：那四幅画上“写”的满文，若硬要辨认，几乎是同样的一堆笔画，只不过换了换位置、挪了挪次序，外行看上去便像是四卷不同的经文、四段不同的文字，其实翻来覆去就是那么一点东西。为了把话说清楚，我特意做了一份PDF，把我的判断、依据、比对，一条条写明白，附给了他。

我至今记得他回信时那副样子。那封邮件里，几乎每一句话后面都跟着一长串惊叹号。他连声道谢，说这份PDF“太棒了”，说我“救了他这一天”，说这简直“了不起”。一个国际知名的老教授，为了一份素不相识的同行寄去的鉴定意见，高兴得像个孩子，把惊叹号敲得噼里啪啦。那一刻我忽然懂了，为什么那么多人爱戴他——他身上有一种近乎天真的、对知识本身的欢喜。学问于他，不是职称、不是名位、不是可以计较得失的资本，而是实实在在能让他“这一天都变好了”的快乐。

后来，他把这件事写成了Language Log上的博文，题目大意是《装饰性满文：一个造假者能走多远》，接着又写了续篇《仿满文·装饰性满文之二》。他在文末郑重地向我和陆西华致谢，说是我们帮他完成了这两篇文字。在写博文之前，他还特意来信问我：“我可以在博客里引用你的话吗？”——他分明是可以直接引用的，那本是他的园地，可他还是要先征得我的同意。这一问，问出的是一个大学者对同行、对一个远方无名者最起码也最珍贵的尊重。

也是在那几封往返的信里，他从我的名字（Kicengge）猜到我是一个锡伯人或者满洲人，特意来信确认。我想，从那一刻起，在他心里，我大约就不再只是一个“能帮忙鉴定满文的学者”，而是一个“活着的锡伯（满洲）人”——一个母语和血脉都连着那门他一直牵挂的语言的人。这层身份，让我们之间的通信，从此多了一种别样的分量。

四、三个人、三个大洲的一张网

于是，一张小小的网就这样结成了。网上有三个结点，分处三个大洲。

一个是我，承志（Kicengge），锡伯人，其时在日本关西，任教于追手门学院大学，又在京都大学讲授满语与清史研究课程。一个是陆西华，德裔美国人，住在科罗拉多州丹佛近郊的高地牧场（Highlands Ranch），满学耆宿。一个是梅维恒，美国人，宾夕法尼亚大学中国语言文学教授，Language Log的主笔之一，声名满天下的汉学家。

我们三个人，母语各不相同——锡伯语（满语）、德语、英语；护照各不相同；所在的时区，一个白天，另一个正是深夜。可是我们被一门几乎快要被世界遗忘的语言——满语——牵到了一起。这门语言，是我的来处，是陆西华一生的功课，也是梅维恒教授四海搜求的无数疑难中，他始终不肯轻慢的一个题目。

我常常想，这世上有多少种缘分，是靠一门“冷门”的、“没用”的、“快要死掉”的学问维系的。别人眼里的边角料，成了我们之间最结实的纽带。陆西华会在信里回忆她当年在哈佛的岁月，也知道我不久前刚在哈佛做过访问，便惦记着问我：疫情有没有太打扰你的行程？她看过我的简历，郑重地说“很了不起”，还半开玩笑地猜想，也许将来某一天，我会不会也落脚到美国去。梅维恒教授则会在信末，一如既往地叮嘱一句他那句著名的口头禅——记得去检查你的垃圾邮件箱！很多正经邮件都掉进那里丢了！

这些琐碎的、家常的、甚至有点好笑的细节，如今一桩桩想起来，都成了最暖的东西。学问是骨架，而正是这些人情的血肉，才让一段学谊真正活了起来、暖了起来。

五、万里寄书，海天一线

从那卷伪满文之后，梅维恒教授便记住了我。

此后的几年里，只要他手边遇到任何与满语、锡伯语、通古斯诸语，乃至更广义的北方民族、内亚文明有关的材料，他几乎总会想到我，把它不远万里、远渡重洋地寄来。有时是一封信，有时只是一个Language Log的链接，附上寥寥数语，点出关节所在。我把这些年他寄来的题目在心里排了一遍，简直像一部微缩的、由他亲手编织的“满学与内亚见闻录”：

二〇二一年六月，他寄来一则讣闻——契丹文、女真文研究的大家康丹（Daniel Kane，一九四八——二〇二一）辞世。他知道，这样一位与通古斯、契丹诸文字打了一辈子交道的学者之死，我一定会想知道。学者与学者之间，连报丧都是一种默契。

同年九月，他转来一段网上关于锡伯语的讨论，说是有人“莫名其妙”地寄给了他。他为人极其审慎，特意声明：他对其中涉及的锡伯语言、族群、文字乃至当地生活的种种说法，一概不持立场，也不为任何主张背书；他只是觉得，应该让同行们知道，“外面正在进行着这样一场讨论”。这份分寸感，是一位真正的公共学者的自觉——传递信息，而不越俎代庖地替人下结论。

同年十一月，感恩节前后，他写来一封长信，考证北京圆明园西侧一个古怪的地名——“骚子营”。他说自己八九十年代常年借住在北大那一带，燕北园、勺园、蔚秀园……那么多带“园”的名字里，偏偏这个“骚子营”最勾他的好奇心，因为它带着一股旧日清代的味道。他一层层往下挖，从字面的贬义，挖到蒙古兵、挖到“鞑子”的来历，最后回过头来问我：你觉得这里头，会不会藏着一个蒙古语或满语的词？——你看，这就是他。一个地名，他能追到语言、追到族群、追到几百年前的驻防，而追到最后，他总要停下来，谦逊地问一句同行的意见。

再往后，是二〇二二年关于满语与汉语里某个字眼的语源考；二〇二三年接连几篇关于“多语的乾隆”“通晓多种文字的满洲皇帝”的讨论，以及关于满语复兴的札记；二〇二四年，又有《用汉字拼写满语》，有考订德国语言学家穆麟德（Möllendorff）——那位满文罗马字转写方案的奠基人之一——的长文。他有一次在信末落款，说自己正“从内布拉斯加州的中部”给我写信。原来他还是那个爱在广袤的美国大地上长跑的人——据说他曾一程一程地跑过林肯公路，从印第安纳一直跑到芝加哥。我读着那一行“from the middle of Nebraska”，仿佛看见一位白发的老教授，风尘仆仆，跑在辽阔的中西部原野上，脑子里却还转着几千公里外、几百年前的满洲文字。这样的画面，想起来又好笑，又让人肃然。

而最让我难忘的，是二〇二四年底那一篇——《满语没有消亡》（Manchu is not dead）。

对一个锡伯（满洲）人来说，没有比这五个字更让人五味杂陈的了。多少年来，多少人断言满语已是一门“死去的语言”，说它只剩在故纸堆里，说它随着一个王朝的落幕一同殉葬了。可梅维恒教授，一个美国人，一个汉学家，却偏偏要写一篇《满语没有消亡》。他把它转寄给我，还特意“为交叉转贴致歉”。我回信告诉他：文中那位对话里的年轻人，是新疆伊犁察布查尔的锡伯族母语者，是我熟识的朋友。他回信只有短短几句，说很高兴知道那位是我的朋友，很高兴我喜欢那篇文字。落款是他一贯的“best, vhm”。

那封信，竟成了我们之间最后的往来之一。我用满语给他道谢——ambula baniha，意思是“多多致谢”。如今再看这四个字母，眼前一热。他一定不会想到，“满语没有消亡”这五个字，从一位美国学者的笔下写出来，交到一个锡伯人手里，会是怎样一份沉甸甸的安慰。他更不会想到，这竟像是他隔着重洋，替我们这门语言、替我们这个族群，说出的一句最温柔也最有力的辩护词。

六、他的人格魅力与学术情怀

写到这里，我想把笔停一停，为这位素未谋面的朋友，画一幅像。

梅维恒教授一八四三年——不，是一九四三年三月二十五日，生于美国俄亥俄州东坎顿。年轻时在达特茅斯学院念书，还打过校篮球队；毕业后加入和平队，在尼泊尔服务了两年。后来他成了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语言文学教授，一做就是一辈子。他在一九八六年创办了《汉学与人类学论丛》（Sino-Platonic Papers），几十年如一日，把无数冷僻而重要的研究送上舞台；他和J. P. Mallory合著的《塔里木木乃伊》，把中亚古尸、印欧东迁这样宏大而幽深的题目带到了世人面前；他主编的《哥伦比亚中国文学史》，是一代人的案头书。他一生主张用拼音、用字母顺序去编排汉语辞书，认为那样对中文教育、对计算机化、对辞书学都更有利——这在很多人看来近乎“离经叛道”，可他坚持了一辈子。

然而，若只罗列这些头衔与成就，便远远说不尽他这个人。在我心里，梅维恒教授最动人的，从来不是他有多博学，而是他如何对待知识、如何对待人。

他有一种近乎孩童般的热忱。前面说过，他会为一份鉴定照片高兴得满纸惊叹号。这种热忱，是装不出来的。一个人做学问做到七老八十，还能为一个小小的发现由衷地雀跃，这背后是一辈子未曾冷却的好奇心。他的治学，素来是“越界”的——从汉语跨到梵语，从佛典跨到木乃伊，从敦煌跨到塔里木，从中国跨到近东。他的学生说他“总把网撒得很大”，说他那种在今天被人称作“跨学科”的东西，于他而言毫不时髦，只是因为他对知识有一种“永不满足的胃口”。可无论撒得多远，他的每一步都踩在扎扎实实的语文考据上——这才是真本事。

他还有一种难得的平等与谦逊。他是名满天下的大教授，却肯为一件疑难，一路问到陆西华、再问到远在日本的我这样一个无名之辈；引用别人的话之前，一定先问一句“我可以引用你吗”；对网上寄来的、连来路都不清的材料，他谨慎地声明自己“不持立场”，绝不轻率地借同行之口去打自己的旗号。他把Language Log办成了一个真正的公共讲坛，让全世界成千上万素不相识的人，都能像“笔友”一样，把自己偶然撞见的一鳞半爪的语言现象寄给他；而他，据许多人回忆，哪怕收件箱早已满溢，也总是那么和气，采用了会道谢，不采用也从不让人难堪。

他更有一种深沉的悲悯——对小语言、对弱势族群、对那些行将湮没之物的悲悯。他一次次地写锡伯、写满洲、写那些“活着的满语”，一次次地宣告“满语没有消亡”。他不肯让一卷伪满文蒙混过关，因为他敬重真的东西；他不肯让一门真的语言被人草草判死刑，因为他珍惜活的生命。一个人的学问里若没有这份体温，是写不出《满语没有消亡》这样的题目的。

素未谋面，我却从这一封封信里，触到了一个完整而温热的人。这，大概就是所谓“文如其人”，也是所谓“人格魅力”——它不需要一次握手来证明，隔着一块屏幕、一片汪洋，照样能把一个人照得清清楚楚。

七、满学作为一条线索

回过头看，我们三个人这一段跨越三大洲、绵延数年的通信，若要寻一条贯穿始终的线索，那便是满学。

这实在是一件意味深长的事。满语，在今天，是一门公认的濒危语言。会读会写的人越来越少，母语者更是屈指可数。它连着一个已经落幕两百年的王朝，连着一段复杂难言的历史，连着一个如今人口不足二十万、大多散居在新疆、吉林、辽宁的族群。按世俗的功利眼光，这是一门“没有前途”的学问。

可正是这样一门学问，把我们三个背景迥异的人牢牢系在了一起，也照见了国际学术最可贵的那一面。你看——满学的当事人（我，一个锡伯人）、满学在西方的传灯者（陆西华，一位德裔美国学者）、以及以博通天下为己任的美国汉学（梅维恒教授），因着一卷假画、几行伪字，竟结成了跨越太平洋的莫逆。真正的学术共同体，从来不问你从哪里来、说什么母语、拿什么护照；它只问一件事：你是否真诚地面对真理，是否郑重地对待那些哪怕再小、再冷、再不起眼的真实。

梅维恒教授一生做的，某种意义上，正是在“打捞”这些不起眼的真实——从塔里木的古尸，到北京的地名，到一卷绢本上的伪满文，到察布查尔一个锡伯青年口中“没有死”的锡伯语（满语）。而我们与他的交往，恰好是这打捞事业里，小小的、却也真真切切的一段。

我愿意把这一段，郑重地记下来，称它为国际学术交流史上感人的一页。它没有宏大的场面，没有隆重的仪式，只有三个人、三台电脑、一门濒危的语言，和数不清的、一来一往的电子邮件。可正是这样朴素的一页，最能说明学术为何物、友谊为何物、一个人的胸怀又可以宽到何等地步。

八、从京都遥寄一炷心香

梅维恒教授走了。这张网，从此少了一个结点。

我时常遗憾，我们终究没能见上一面。若有机会，我多想当面把一份满文的东西摊在他面前，看他又敲起那一串噼里啪啦的惊叹号；多想听他讲一讲，当年是怎样一程一程跑过林肯公路，跑过内布拉斯加那望不到边的原野；多想用满语，当着他的面，再说一次ambula baniha。

可这些都不能了。人世间的许多相知，原来是可以不必谋面的；而人世间的许多遗憾，也原来是补不回来的。

然而我并不觉得这段情谊就此断了。那一封封信还在，那一份份他不远万里寄来的资料还在，那两篇因我而写的博文还在，那句"满语没有消亡"还在。只要满语还有人读、有人写、有人教，只要察布查尔的锡伯人还在说着他们的母语，只要还有像陆西华那样的人把它一字一句传给后学，只要还有像我这样的人，肯在深夜的灯下，为一卷伪满文较一次真——那么，这门语言就没有死，这段学谊也就没有死，Victor H. Mair（梅维恒）这个名字，也就没有死。

陆西华信末那句话，我想借来送给他，也送给我们所有还走在这条路上的人：当我们离家在外，我们看见故国的灯火；当我们归来，我们更懂得灯火背后的阴影。他这一生，正是这样一个在文明与文明之间、在光与影之间往返不息的人。如今他归去了，愿他终于回到了那片没有阴影、只有灯火的地方。

谨从京都，向梅维恒教授，深深地敬一个礼。

默哀。

Victor H. Mair（一九四三——二〇二六），安息。

ambula baniha, sefu.（多谢，先生。）

承志（Kicengge）2026年7月2日谨志于京都宸翰楼

来源：承志（Kicengg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