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
门铃响了。
我手里还攥着擀面杖，手指上沾着面粉。围裙上也是。锅里煮着水，等着下饺子。
我拉开门的瞬间，一个男人站在门外。
楼道里的灯坏了很久，光线暗得很。
他的脸在昏暗中显得更瘦了，颧骨像是要从皮肤下面顶出来。
嘴唇干裂，嘴角有血口子。
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夹克，袖口线头松了，露出里面泛黄的棉絮。
他看着我。
我也看着他。
他的眼睛凹下去了，但那双眼睛，我还认得。
“玉慧，是我。”他说。声音沙哑，像是被砂纸打磨过。
罗永平。
毕业照上坐我后座那个男生。圆脸，爱笑，爱打篮球，爱在物理课上睡觉。那年夏天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快30年了。
楼道里忽然很安静。楼下有人拎着菜篮子上来，脚步声一下一下的。经过我们身边时，那人看了他一眼，又看了我一眼，没说话，上去了。
他站在那里，手插在夹克兜里，低着头。
“我……”他说，喉结上下滚了一下，“我能在你家待几天吗？”
我没回答。脑子里嗡嗡的。
“我妈刚走。”他又说，“我没别的地方去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小。不是怕我听见的那种小，是没有力气的那种小。
他手上的青筋凸出来，骨节很大，指甲剪得很短。那双手，跟毕业照上那个少年的手，已经完全不同了。
我侧了侧身。
他犹豫了一下，走了进来。
从门口到客厅，他走了六步。每一步都很慢，像是脚上绑了沙袋。
我的生活，就是从那个下午开始变的。
01
他进门之后，站在客厅里，四下看了看。
房子不大。两室一厅，装修还是十年前的样子。客厅摆着一台旧电视，一张布沙发，茶几上放着我的备课本和红笔。
“房子不大。”我说。
“挺好的。”他说。
他把背上的旧背包放下来。包不大，拉链坏了，用一根橡皮筋绑着。他放在沙发边上，没坐下。
“渴不渴？我给你倒杯水。”
“嗯。”
我去了厨房。水壶里有半壶凉白开，我倒了满满一杯端出来。
他接过去的时候，我看见他的手在抖。不是特别明显的那种抖，是一种轻微的、不稳的抖。他两只手捧着杯子，喝了一口。
“坐吧。”我说。
他坐在沙发上。沙发陷下去一个坑。他又喝了一口水，然后看着水杯，像是在看什么东西出神。
“吃饭了吗？”我问。
“不饿。”
“我去煮碗面。”
他顿了顿，说：“好。”
我进了厨房。烧水，下面条。冰箱里有昨天买的青菜，还有两个鸡蛋。我切了葱花，打了一个蛋花。锅里咕嘟咕嘟地响，热气升上来，模糊了窗户。
我往外看了一眼。他坐在沙发上，低着头，两只手搭在膝盖上。瘦削的肩膀微微弓着。
面条煮好了。我盛了一大碗，汤多面少。端出去放在餐桌上。
“吃吧。”
他走过来坐下，拿起筷子。看着那碗面，看了好一会儿。
“怎么了？”
“没什么。”他说，“就是……很久没吃家里做的面了。”
他挑了一筷子面，吹了吹，送进嘴里。嚼得很慢。然后又吃了一口。再吃一口。每一口都像是在慢慢咀嚼、慢慢吞咽。
吃了大概一半，他放下了筷子。
“不吃了？”
“胃不好。吃多了胀。”
我没强求。把碗收走，去厨房洗。他走到厨房门口，靠在门框上，看着我洗碗。
“你一个人住？”他问。
“儿子在外地上大学。”
“你老公呢？”
“走了。九年了。”
他没再追问。我听见他叹了口气，很轻，几乎听不见。
那天晚上，我收拾了次卧。床单被罩都是干净的，上个月才洗过晒过。我把枕头拍松了，在床头柜上放了一杯水。
他走进来，看了看房间，把包放在角落。
“谢谢。”他说。
“不客气。”
“水电费我也会分摊的。不会白住。”
“不用。”
“要的。”
他说话的语气很平静，但很坚决。我没再说什么。回到自己房间，把门关上。听见他在那边也关了门，然后是“咔哒”一声——锁门的声音。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窗户开着一条缝，能听见楼下偶尔有汽车经过的声音。远处有狗叫。
高中那会儿，他坐我后座。
物理课我完全听不懂，老师在上面讲，我在底下急得快哭了。
他从后面递过来一张纸条，上面画了解题步骤。
字迹歪歪扭扭的，但每一步都很清楚。
后来每次考试前，他都把自己的复习笔记借给我。他的笔记很乱，有些地方用红笔标了重点，有些地方画了箭头，写着“这里会考”。
有一年冬天，下大雪。
放学路上我摔了一跤，膝盖磕在路沿上，破了一层皮，血渗出来。
他从后面跑上来，二话没说就把我背起来，一直背到镇上的卫生所。
那天之后，同学们开始起哄。
“罗永平喜欢沈玉慧！”
“他俩谈恋爱了！”
我很害怕。
那个年代，镇上风气保守得很，谁家的闺女跟一个男生走得近，整个镇子都能传出闲话来。
我开始躲着他。
不接他递过来的纸条，不跟他说话，连看都不看他。
他站在走廊上，我从另一边绕过去。
他喊我，我假装没听见。
毕业那天，他站在教学楼后面那棵梧桐树下，等了我很久。有同学来告诉我，说罗永平在等你。
我没有去。
我绕道走了。从学校后门出去的。
之后，我再也没见过他。
我翻了个身。枕头有点硬，我拍了拍，重新躺下。
他怎么瘦成这样了？
02
第二天早上五点四十，我就醒了。
天还没全亮。窗外灰蒙蒙的，楼下那个卖豆浆的摊子已经出动了，能听见他的三轮车咯吱咯吱地响。
我穿好衣服，走到客厅。
他已经坐在那里了。
穿着昨天那件夹克，面前放着一杯水。没开灯，就那么坐着。
“起这么早？”我吓了一跳。
“习惯了。”他说，“早几年在外面跑，天亮就得走。后来改不过来了。”
“睡得好吗？”
“还行。”
他说话的时候，笑了一下。嘴角牵动的幅度不大。
我去厨房做早饭。煮了粥，煎了两个荷包蛋，切了一碟自己腌的萝卜干，又蒸了昨天买的几个馒头。
他吃了小半碗粥，一个鸡蛋白，三块萝卜干。馒头一口没动。
“馒头吃不惯？”
“不太饿。”
“你昨天也没吃多少。”
“胃口一直不好。”
我没再多说。
吃完饭，他去洗碗。
我把碗端过去，他说“我来”，然后接过去。
打开水龙头，挤了点洗洁精，一个一个慢慢洗。
洗完了还用清水冲两遍，用干布擦了，放进碗柜里。
“你做事还挺细致。”我说。
“一个人在外面住，什么活都得自己干。”他说，“慢慢就学会了。”
他洗完碗，在围裙上擦手。看见阳台上的晾衣架上挂着我昨天洗的衣服，走过去伸手摸了摸。
“干了。”他说，“不收的话，晚上会有露水打进屋里。”
“哦。我收。”
我赶紧把衣服收进来，叠好，放进衣柜。
上午我去学校。我是市二小六年级的语文老师兼班主任。上午四节课，讲朱自清的《背影》。
“父亲说，‘我买几个橘子去。你就在此地，不要走动。’”
教室里很安静。
孩子们的眼睛亮晶晶的。
我读到那句“蹒跚地走到铁道边”，心里打了个颤。
脑子里忽然闪过了昨晚他走进我家的样子。
一步一步，走得很慢。
中午放学，我回到家。
他不在家。
客厅茶几上压着一张纸条，是从我备课本上撕下来的纸。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行字：“我去附近转转，中午不回来吃饭。”
字迹歪歪扭扭的。笔画没有力气。
我做了碗鸡蛋面，一个人吃了。下午又去学校，改作业，备课。放学的时候，天快黑了。我骑着车子回家，在一楼停车，走到三楼。
门开着一条缝。
他已经回来了。在阳台上坐着那把旧藤椅上，看着楼下。夕阳照在他侧脸上，他眯着眼睛。
“回来了？”他听见门响，转过头来说。
“嗯。你吃过了？”
“在外面吃了一碗面。”
他站起来，走到屋里。他的步子很慢。
“我去做饭。”我说。
“我帮你。”
“不用，你是客。”
“不是客。”他说。
我没接话。
进了厨房，从冰箱里拿出土豆和肉。
他也进来了，站在旁边看。
我洗土豆，他递过来一个菜篮子。
我切肉，他把切好的土豆片放进盘子里。
两个人，一句话也没说。但他递东西的动作很自然，好像做过很多次似的。
晚饭我做了土豆烧肉，清炒小白菜，一个紫菜蛋花汤。他还是吃得不多，但比昨天多吃了小半碗饭。
“你手艺不错。”他说。
“一个人住，总要学会的。”
他看着碗里的饭，没说话。
吃完晚饭，我收拾碗筷。他去客厅坐着，打开电视，调到新闻频道。电视的声音不大，嗡嗡的。
我在厨房洗碗，听见他在咳嗽。一声，两声，很压抑的那种。像是怕吵到我。
我洗完碗，擦干手，走到客厅。他看见我，把电视关了。
“你早点休息。”我说。
“嗯。你也早点睡。”
我回房间了。躺下之前，我走到门口，隔着门听了一会儿。那边没声音。安静得不像住了一个人。
03
第三天下午，陈秀兰来电话了。
当时我正坐在客厅改作文。她的电话一响起来，我就知道肯定有事。她这个人，没事从不打电话。
“玉慧，我听说你家来人了？”她开门见山。
“你怎么知道的？”
“吴玉璎打电话给我妈说的。我妈又告诉我的。”陈秀兰说话像机关枪，“谁啊？”
“罗永平。”
电话那头沉默了好几秒。我都怀疑她是不是挂断了。
“罗永平？那个经常坐你后面的罗永平？你让他住你家里了？”
“他说他母亲刚走，没地方去。”
“你疯了吧？”陈秀兰的声音一下尖了起来，“你知不知道他这些年过得什么样？”
“什么样？”
“我听说了。他以前在深圳开了一个厂子，亏了。欠了一屁股债，跑了好几年。他前妻那边的人都说，他不是什么正经人。”
“他没跟我说这些。”
“那你就让他住？玉慧，你是一个女人，快五十岁了，一个不知道底细的男人住进你家里，要出了事怎么办？”
“他能出什么事？”
“我怎么知道？反正你小心点。不行就让他走。”
挂了电话，我坐在沙发上，手里攥着手机。心绪有些乱。
我走到阳台透气。垃圾桶里有几个烟头。他抽过烟，躲着我抽的，抽完了还把烟头丢在垃圾桶里，用纸盖住。
我在阳台上站了很久。楼下有人在遛狗，小孩在骑自行车，笑声传上来。
如果我让他现在走，他会走吗？
应该会的。他没跟我签什么契约。一个老同学，借住几天，合情合理。就算他现在走了，我也不欠他什么。
但我不想让他走。
我说不上来为什么。
那天晚上，他修好了我那台旧收音机。
收音机是王建国还在的时候买的。有十几年了。后来坏了一直没扔，放在电视柜角落里落灰。他吃完饭，蹲在电视柜前面，把那台收音机拿了出来。
“这是什么？”
“收音机。坏了很久了。”
“能修吗？”
“你会修吗？”
“试试。”
他把收音机翻过来，拆开后盖，露出里面密密麻麻的线路和零件。
他仔细看了看，把几个零件拆下来，用棉签沾了点酒精，擦干净。
又用一个螺丝刀拧了几个地方。
“还能修好吗？”我问。
“应该能。老款的收音机好修。这种电器，只要不是核心零件坏了，都还能再活的。”
他拧上最后一颗螺丝，插上电源，按下开关。
收音机里先是一阵刺啦刺啦的噪音，然后声音慢慢清晰起来。是一个戏曲频道，正在唱《梁祝》。
“好了。”他把收音机递给我。
我接过来，收音机还有点温热。那个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在安静的客厅里回荡。
“谢谢你。”我说。
他把剩下的零件装回那个小纸盒里，放回电视柜下面。
那天晚上，我把收音机放在床头柜上，开了一小会儿。听着里面唱戏的声音，听见楼下偶尔有车经过。
收音机的灯是橙黄色的，昏昏的。
04
第四天傍晚，他从外面回来，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
袋子里装着两包薄荷种子，还有两个小花盆。
“给你种两盆薄荷。”他说，“夏天凉拌菜你之前说喜欢吃凉拌菜，正好可以用。”
“你还知道这些？”
“我妈以前种过。”他说，“阳台那个位置太阳好，应该能长起来。”
我们一起下楼去买花盆。
小卖部的老板娘姓刘，认识我很多年了。她看见我俩一起进来，笑了一下。
“你家有客人啊？”
“老同学。”
“哦，老同学。看着挺精神的。”
他笑了笑，没说话。刘姐打量了他一眼，又看了一眼，没再说什么。
他挑了两个陶土花盆，又买了点营养土。我帮他提着。
回去的路上，他走在我前面。我这才仔细看见他的背影。
他真的很瘦。那件夹克穿在身上，空荡荡的。走路的步子很慢，差不多是拖着自己的身体在走。走几步，会停下来缓一会儿。喘气声很重。
“你走不动吗？”我追上去问。
“没事。就是腿有点没力。”
“我帮你提。”
“不用。不重。”
他坚持自己提着。回到家的时候，额头已经出了一层薄汗。他坐在沙发上歇了一会儿，然后才去阳台，开始弄花盆。
把营养土倒进花盆里，用手扒出一个小坑，把薄荷种子撒进去，覆上土，轻轻拍实。最后浇了一点水。
动作很慢，但是很仔细。他揉了揉自己的膝盖，站起身来。
“行了。”他说，“你浇浇水就行，不用太勤快，干透了再浇。”
“长得好的话，一个月就能摘了。”
他蹲在阳台上，看着那两个花盆。夕阳照在他后背上，那件夹克的肩膀处磨破了，露出里面的灰色衬里。
“老罗。”我叫了他一声。
“嗯？”
“你是不是有什么事瞒着我？”
他没有立刻回答。背对着我，停顿了一会儿。
“我能有什么事。”他说。
还是没有转过来。
那天夜里，我又听见他在咳嗽。不是一两声，而是一阵一阵的，停不下来。
我起来上了个厕所。路过他的房间门口，听见他咳完了，然后是拧瓶盖的声音。他在吃药。然后是喝水的声音，咕咚咕咚的，喝了好几口。
又过了一会儿，听见他躺下的动静。床咯吱响了一声。
他在黑暗中翻了一次身。
又翻了一次。
我在门口站了很久，最终还是没有敲门，转身回房了。
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
这些年，我一直以为，一个人住，一个人过，也就这样了。
白天上班，回家做饭，晚上看电视，周末洗衣服打扫卫生。
每年暑假去看一次儿子，寒假儿子回来住十几天。
我觉得自己把日子过明白了。
但昨天晚上，我在门口站了那么久，却不敢敲门。
我在想什么呢？
05
第五天早上，他说要出门，去医院开点药。
“哪家医院？”我问。
“就附近的社区医院。”他说，“开点止咳的药。”
他出门的时候没有穿夹克。就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袖T恤。
“披件外套吧，早晚凉。”
“没事，不冷。”
他走了之后，我在家收拾房间。扫了地，擦了一遍桌椅。又去阳台上看了看那两盆薄荷，土还是湿的，他就浇那一次水，现在还没干透。
收拾完了，我又走到客厅。
他的夹克挂在门后，就是昨天那件。
我没想翻它。我只是站在那儿，看着那个鼓鼓囊囊的口袋。
那张纸露出一角。
我伸手拿了出来。
是一张医院的诊断证明。折叠得很整齐，折痕处都磨白了，看来被攥在手里很多次。
省城第一人民医院。
“患者姓名：罗永平。诊断：肺部恶性肿瘤（晚期），已伴纵隔淋巴结转移。评估生存期：约3至6个月。”
下面是日期。三个月前。
诊断医生签名，医院公章，清清楚楚。
我拿着那张纸，在沙发上坐了下去。
没动。
脑子里一片空白。窗外的汽车喇叭声，远处某个工地的敲打声，一时间好像都被隔在了另一层世界里。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把那张纸仔仔细细地叠好，放回他的口袋里，放回原来的位置。
然后我去厨房，倒了一杯水。手在发抖。
喝了一口。又喝了一口。
大概快两点的时候，他回来了。提着一个塑料袋，里面装着两盒药。
“医院人真多，”他说，“排队就排了一个多小时。”
他把药随手放在茶几上，也没多说什么。
“锅里有饭，还热着。”我说。
“好。”
他去厨房盛了饭，端到餐桌上，坐下开始吃。
我坐在沙发上，视线被他的背影挡住了。
只能看见他的一侧肩膀，因为瘦，肩胛骨的形状隔着衣服都看得出来。
我张了张嘴。
又闭上了。
我能说什么呢？是问他为什么不告诉我，还是问他为什么不留在医院？
哪一个问题，我也没法问出口。
那天晚上，他又去阳台上坐了一会儿。我端着两杯水，也走过去，递给他一杯。
他接过去，说了声谢谢。我们并排坐在各自的小凳子上，没有开阳台灯，周围有点暗，能看见楼下路灯把影子拉得很长。
“这地方挺好。”他说，“晚上很安静。”
“就是太静了。有时候静得让人心里发慌。”
他没接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玉慧，你这些年，过得好吗？”
“还行吧。上班，下班，做饭，睡觉。过日子呗。”
“没有再找？”
“没有。”
“为什么？”
我沉默了一会儿。
“不是没想过。也有人介绍过。都不合适。”
“怎么不合适？”
“人家一听我有个儿子在上大学，就犹豫了。有的直接说，压力太大，就算了。也有说不介意的，但见面一聊，感觉不对。我也不是非找不可的年纪了。”
他点点头，没再说下去。
夜风吹过来，有点凉。他缩了缩肩膀。
“进去吧。”我说。
我们一前一后进了屋。他关门之前，回头看了外面一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