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
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娶了24岁的高种姓姑娘，四年里生了三个娃，她连娘家的一根线头都没提过。
印度那么大，就算和父母闹翻了，总得有个想家的时候。
今年秋天，她接了个电话瘫在地上，非要回老家看病危的亲妈。
我带着三个孩子陪她踏上那趟绿皮火车，想去给她父母认个错。
可当我跟着她下了长途大巴，眼前的一幕直接把我钉在了原地...
2012年，古尔冈的夏天热得像一口烧开的铁锅。
柏油路面晒化了，鞋底踩上去能拉出黑色的黏丝。
我穿着沾满黄土的工作服，从通信基建工地走回办公室。推开玻璃门，空调的冷气扑面而来。
阿米塔坐在角落的工位上。她二十四岁，是公司新招的当地数据分析师。
她皮肤白，鼻梁很高，眉眼深邃。这是典型的印度高种姓特征。她穿着素色的棉布纱丽，手腕上没有戴那些叮当响的繁杂饰品。
每天中午，别的当地同事围在茶水间吃咖喱大声聊天，她总是单独坐在位子上，低头翻看厚厚的英文数据报表。
项目到了交付期。机房的线缆铺设出了问题。
我拿着一叠图纸走到她的工位旁边。图纸拍在桌面上。她抬起头。
“阿米塔，这组基站的数据对不上。得重新跑一遍模型。”我指着图纸上的红圈。
她拿过一支铅笔，顺着红圈往下划了一道线。“周鹏，这组数据昨晚我已经跑过两次。是你们前方的光缆损耗率算低了。”
她说话声音不大，吐字很清晰。铅笔尖在纸上敲了两下。
晚上九点，办公室里的人走空了。窗外是古尔冈轰鸣的摩托车声。
我关掉电脑，看她还在对着屏幕敲键盘。“去路口吃点东西，我请客。”
她停下动作，收拾好桌上的文件，跟着我走出了写字楼。
路边的棚子底下挂着一盏昏黄的灯泡。灯泡周围飞满了一团团的小虫子。我点了一份塔里餐，要了两瓶冰镇汽水。
“在古尔冈工作几年了？”我把汽水推过去。
“两年。”她咬了一口面饼。
“听口音，你不是新德里这边的人。”
她嚼面饼的动作停住了。过了十几秒，她咽下食物，喝了一口汽水。“我是来打工的。哪里有工作就去哪里。”
她避开了这个话题。我没再接着问。
接下来的一年，项目进度很紧。我和阿米塔天天泡在机房和办公室里。我们开始在周末去市场买菜，去城外的电影院看宝莱坞电影。
雨季来的时候，古尔冈连着下了半个月的大暴雨。
街道全淹了。黄泥水漫到了台阶上。我们在二楼的公寓里躲雨。她站在窗前看外面的水流。
“我们结婚吧。”我拿着毛巾擦干头发，走到她身后。
她转过身，眼睛睁得很大。雨水打在玻璃上劈啪作响。
“过两天雨停了，去买几件新衣服。我也得请个假，买几盒好烟好酒。我陪你回一趟老家，去拜访你父母。”我把毛巾搭在椅背上。
阿米塔猛地往后退了一步。她的后背撞在窗户玻璃上。
桌上放着一个玻璃水杯。她伸手一挥。水杯砸在地砖上，碎成了几十块。水花溅在我的脚面上。
“我不回去！”她声音突然拔高，双手紧紧抓着纱丽的边缘。
“结婚是大事，总得见见你爸妈。”我弯腰去捡地上的碎玻璃。
“别提他们！别提娘家！”她蹲在地上，双手捂住耳朵。“他们是旧派人，死板，规矩大！他们不会同意我嫁给外国人！我一旦回去，就再也出不来了！”
她浑身发抖，指甲掐进胳膊的肉里。
我把碎玻璃扫进垃圾桶。拿纸巾擦干地上的水迹。
“好，不回。不提了。”
我们在当地的中国使馆办了手续。拿到了两张红色的结婚证。
没有办酒席。只请了项目组的四个中国同事，在古尔冈的一家中餐馆吃了一顿烤鱼。同事们喝了三瓶二锅头，扯着嗓子唱了几首老歌。
阿米塔穿着一件红色的新裙子，坐在旁边给他们倒茶。
结了婚，阿米塔当天就向公司递了辞呈。
她去营业厅销毁了旧手机卡。买了一张新卡，只存了我一个人的号码。
她的生活范围缩小到了这套两居室的公寓楼里。除了去隔壁街区的菜市场买菜，她几乎不出门。
2013年底，大女儿出生了。
古尔冈市立医院的病房里一股浓烈的消毒水味。外面的吊扇嘎吱嘎吱地转。阿米塔躺在白色的床单上，满头是汗。护士把用毛巾裹着的女婴抱过来。
我接过孩子。孩子的眼睛紧紧闭着，皮肤红彤彤的。
“是个女孩。”我把孩子放在她的枕头边。
她侧过脸，嘴唇干裂。“女孩好。女孩不用背那么重的担子。”
日子一天天往前走。外派的工作总是做不完的方案和开不完的会。阿米塔一个人在家里带孩子，做饭，洗衣服。
2015年春天，一对双胞胎儿子出生了。
家里彻底乱成了一锅粥。阳台上挂满了尿布和婴儿衣服。奶粉罐堆在桌角。两个儿子整夜交替着哭。
阿米塔变得更瘦了。颧骨高高地凸起来。她把家里的窗帘整天拉着，只留一条窄缝透光。
她得了一种怪病。我管这叫“乡愁恐惧症”。
那天晚上，我靠在沙发上喂大儿子吃米糊。电视里正在播一档旅游节目。屏幕上出现了大片金黄色的沙丘，几头骆驼走在夕阳下面。画外音介绍着这是拉贾斯坦邦的沙漠风光。
阿米塔从厨房走出来，手里端着一盘切好的苹果。
她看了一眼电视屏幕。盘子直接掉在地毯上。苹果块滚得到处都是。
她几步冲到电视柜前面，双手抓住电源线，用力一扯。插座里冒出一点蓝色的火星。屏幕瞬间黑了。
“阿米塔，干嘛呢？”我放下碗。大儿子在怀里吓得哭了起来。
她大口喘着气，死死盯着黑掉的电视屏幕。“这节目太吵了。吓着孩子。”
她转过身，跪在地上把苹果一块一块捡进盘子里，快步走回厨房。
还有一次是在小区外的公园。
难得的休息日。天气不热。我推着双子婴儿车，阿米塔牵着大女儿。公园草地上有很多鸽子。大女儿追着鸽子跑，咯咯地笑。
我从包里拿出一台数码相机，对准女儿和婴儿车按下快门。
闪光灯亮了一下。
阿米塔转过头。她几步冲过来，一巴掌拍在相机镜头上。
相机带子挂在我的脖子上。镜头盖掉在草坪上，滚进了泥土里。
“别拍！”她脸色苍白，指着相机。
“拍两张照片留个念。我还没给孩子们照过几张相。”我弯腰捡起镜头盖，吹掉上面的土。
“不能拍！不要把照片发到网上去！不要让任何人看到孩子们的脸！”她拉起大女儿的手，推起婴儿车，头也不回地往公寓的方向走。
晚上，等孩子们都睡熟了。
我坐在床边看着她。“阿米塔，四年了。你父母连你有三个孩子都不知道。他们真的那么可怕吗？”
她拉过被子蒙住一半脸。“周鹏，你记住。永远别提我娘家人。提了，我们这个家就散了。如果你非要逼我，我现在就死给你看。”
我把被子拉下来，看着她的眼睛。里面全是血丝。
我没再说话。关了台灯。
2016年深秋。
古尔冈的夜里有了凉意。窗户留了条缝，风吹得窗帘一鼓一鼓的。
凌晨两点。客厅那个落满灰尘的座机突然响了。
铃声在安静的房子里特别刺耳。响了三声，停了。隔了几秒，又开始响。
我坐起身，准备去拔线。阿米塔已经掀开被子，光着脚冲出了卧室。
我跟到客厅门口。她抓起听筒，贴在耳朵上。
她没有说话。只有听筒里传来断断续续的方言口音。
一分钟后，听筒从她手里滑下来，砸在电话机壳上，发出沉闷的磕碰声。阿米塔双腿一软，整个人瘫痪在地板上。
她双手捂着脸，喉咙里发出低声的号哭。
我走过去把她拉起来。“怎么了？”
“我妈中风了。”她指甲抠进我的手臂。“他们说，熬不过这两天了。”
“去买票。我们明天一早回去。”我拍着她的后背。
“不行！不能去！”她拼命摇头，眼泪甩在地板上。“去了就回不来了！”
“你妈快不行了！那是生你的亲妈！”我按住她的肩膀。“我请十天假。我陪你回去。带着三个孩子一起去。你爸妈看到外孙外孙女，心里的气也就消了。有我在，没什么好怕的。”
阿米塔瘫坐在地上，哭了整整半个小时。最后她点点头，爬起来去翻柜子底下的行李箱。
第二天上午，我给公司打了请假电话。
我们塞了三个大行李箱。两个装满孩子的奶粉尿布，一个装大人的换洗衣服。
古尔冈火车站里挤满了人。空气里全是汗酸味、香料味和尿骚味。
我们买了去拉贾斯坦邦的软卧票。大女儿牵着我的衣角，双胞胎被放在推车里。
火车开动了。车厢发出有节奏的哐当声。窗外的景色从城市建筑变成了大片的干旱农田和黄土。
车厢里很闷热。头顶的电风扇转得很慢。
阿米塔坐在下铺，抱着一个儿子。大女儿趴在车窗边看外面的牛群。
随着火车一路向西，阿米塔的脸色越来越白。她嘴唇发干，不停地喝水。
她把孩子放在铺位上，拉住我的手。她的手心里全是冷汗，黏腻冰凉。
“周鹏，你听好。”她压低声音，凑到我耳边。
“到了地方，不管看到什么，都不要多问一个字。”
“不要离开我半步。不要让任何人单独抱走孩子。”
“如果情况不对。你什么都别管。抱起孩子往外跑。直接跑去火车站，买最近一班回新德里的车票。听懂了吗？”
我看着她严肃到近乎扭曲的表情。“阿米塔，你老家到底是什么情况？”
“别问。记住我的话。”她转过头，死死盯着车窗外一闪而过的枯树。
火车开了十几个小时。在一个偏远的小站停了下来。
站台上没有几个人。风很大，卷着黄沙打在脸上。
我们提着行李走下火车。站外停着一辆破旧的长途大巴。
大巴在坑洼不平的土路上颠簸了四个多小时。一路上，人烟越来越稀少。大片的荒漠和长满尖刺的灌木丛向后退去。
天快黑的时候，大巴在一个岔路口停下了。司机指了指车门，示意我们下车。
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只有一条铺着碎石子的岔路通向远处的山包。
我把行李箱搬下车。大巴吐出一股黑烟，开走了。
四周安静得只剩下风声。
“我们在这等。”阿米塔把大女儿拉到身后，紧紧抓住双子推车的扶手。
等了不到二十分钟。岔路尽头扬起一片黄色的土沙。
马达的轰鸣声越来越近。三辆黑色的越野车从土路那边开了过来。
车停在我们面前。卷起的尘土扑了我一脸。
第一辆车的车门开了。
跳下来四个身材魁梧的男人。他们穿着黑色的短袖衬衫，手臂上全都是横肉和疤痕。
最要命的是，这四个人的肩膀上，每人都挂着一把实弹步枪。黑洞洞的枪管随着他们的走动晃来晃去。
我下意识地往后退了一步，挡在推车前面。
中间那辆车的后排车门开了。
一个穿着白色传统长袍的中年男人走了下来。他留着浓密的黑胡子，右眼戴着一个黑色的眼罩。仅剩的一只左眼透着一股阴冷的光。
阿米塔看到这个男人，整个人僵住了。
“大伯。”她低下头，用方言喊了一句。
独眼男人没有理她。他走上前，目光直接越过我，死死盯在推车里的两个双胞胎男孩身上。
他的嘴角往上扯了一下，露出一个极其古怪的笑。
“上车。”他用方言甩出两个字，转身上了车。
四个持枪的大汉走过来。两个人毫不客气地拎起我们那三个巨大的行李箱，像扔棉花包一样扔进后备箱。另外两个人站在我们两侧，手按在步枪的背带上。
阿米塔面如死灰。她一句话不说，抱起一个儿子。我抱起另一个，牵着大女儿，硬着头皮钻进了中间那辆越野车。
车门关上。车厢里弥漫着一股浓烈的烟草味和皮革味。
车队重新启动，顺着那条碎石路往深山里开。
越往里开，路况越好。碎石路变成了平整的柏油路。
半个小时后，前方出现了一堵高得离谱的围墙。
车队驶入一个被高耸围墙和高压电网死死包围的巨大私人庄园。
庄园里不仅有奢华的宫殿式建筑，还有明显带有半军事化巡逻的私人武装，我甚至亲眼看到当地的高级警长在庭院里对阿米塔的大哥卑躬屈膝。
那个穿制服的警长在大哥面前腰弯得极低。大哥拍了拍他的肩膀，就像拍一条听话的狗。警长连连点头，甚至倒退着走了几步才敢转身。
我看着这一切，手心里全是冷汗。这根本不是什么普通家庭。
车子在宫殿一样的大楼前停下。大伯先下了车，大哥扯了扯皮夹克，也走了下来。他们对我的存在视若无睹，只是对阿米塔摆了摆手，示意她跟上。
“周鹏，抓紧我的手，看着孩子。”阿米塔的声音低得像蚊子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