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作声明:本文为虚构创作,请勿与现实关联
1986年腊月,北方小城的火车站,一个南方姑娘蹲在候车室角落里,冻得嘴唇发紫,说话含含糊糊。
周建国本想着把她送去收容所,可她那死攥着不放的手,让他鬼使神差地把人领回了家。
他没想到这一领,就领出后面那么多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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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下着大雪。
周建国记得很清楚。腊月二十三,小年。
他去火车站接他三叔,三叔从省城回来过年。火车晚点了,他在站台上冻了快两个小时,脚趾头都没知觉了。
候车室里人多,都是等着接站的。炉子烧得旺,一股煤烟子味混着人身上的汗味。
周建国挤到炉子边上烤手。
他就是在那里看见她的。
候车室东南角,靠墙根的地方,一个姑娘蹲着。她穿着一件灰扑扑的单褂子,脚上是一双塑料凉鞋,脚趾头露在外面,冻得通红。
这地方零下二十度。
周建国多看了两眼。
姑娘抱着膝盖,脸埋在臂弯里,头发乱糟糟的,上面还沾着草屑。旁边的人来来往往,没人搭理她。
一个穿蓝棉袄的中年妇女走过去,弯下腰问她什么。姑娘抬起头,嘴唇动了动。那妇女摇摇头,走了。
周建国把手从炉子边移开,走了过去。
“你咋了?”
姑娘抬起头。
周建国愣了一下。
她长得白。
不是那种抹粉的白,是天生皮肤底子好。脸蛋儿挺秀气,眼睛大大的,但眼窝凹下去,像是好几天没吃饭了。
“我……”她开口,声音很小,“我没地方去。”
口音怪怪的。不是本地话,也不是省城那边的调子。
“你家在哪儿?”
姑娘摇摇头。
“你家里人电话记得不?”
还是摇头。
“来这儿找谁的?”
她张了张嘴,眼神有些怯,支支吾吾的。周建国听不太懂,只听出她是跟人过来的,但那人不见了。
周建国叹了口气。
这时候广播响了,他三叔那趟车到站了。他得去站台上接人。
“你在这儿等着,别乱跑。”他说完又觉得自己这话蠢,她能往哪儿跑。
他跑到站台上,接了三叔。三叔大包小包拎了不少东西,爷俩一边说话一边往外走。出站口的时候,周建国回头看了一眼候车室。
人还是那么多。
他没再进去。
到了外面,三叔问他厂里的事,他有一搭没一搭地应着。走到公交站牌那儿,他停住了。
“三叔,你等我一会儿。”
他跑回候车室。
她还在那儿。姿势都没变。
周建国走过去,从兜里掏出两个包子。纸包着,还温乎。那是他早上买的,本想着等三叔的时候垫垫肚子。
“吃吧。”
姑娘看看包子,又看看他。
“吃啊。”周建国把包子塞到她手里。
姑娘接过去,咬了一口,嚼得很慢。然后开始大口大口地吃,嚼两下就往下咽。
“慢点儿,别噎着。”
她吃完了一个,把另一个攥在手里,没舍得动。
周建国蹲下来。
“你总得有个去处吧。火车站不是待的地方,晚上更冷。”
姑娘不说话,低着头。
“要不……”周建国想了想,“送你去收容所?那边有吃有住的。”
他一说“收容所”,姑娘猛地抬起眼睛,那眼神像是被什么东西蜇了一下,身子往后缩了缩。
“不去。”
声音不大,但很坚决。
周建国有点犯愁。
“那你有啥打算?”
姑娘沉默了一会儿,眼泪无声地掉下来。不是嚎啕大哭,就是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滚,滴在她那件脏兮兮的单褂子上。
她用袖子擦了把脸。
手抓住了他的袖子。
抓得很紧,手指头都在发抖,像是抓住什么救命的东西。
周建国心里头一软。
他站起来,往候车室外面看了一眼。雪还在下,地上积了厚厚一层。
“走吧。”
姑娘仰头看他。
“先去我家。”
她没动,像是在判断这话是真是假。
“走啊,冻在这儿也不是办法。”周建国伸出手。
姑娘慢慢站起来。起来的时候腿都蹲麻了,踉跄了一下,扶住墙才站稳。
她把那个包子小心地揣进兜里,跟在他身后往外走。
出了候车室,冷风夹着雪粒子扑过来。姑娘打了个哆嗦,缩起肩膀。周建国把自己那件半旧的工作服棉袄脱下来,披在她身上。
姑娘看了他一眼。
“穿上。别冻死半道上了。”
三叔在公交站牌那儿等着,看见他领着个姑娘出来,嘴巴张得老大。
“这谁啊?”
“回去再说。”
公交车上,三叔一直拿眼神问他。周建国假装没看见。
姑娘靠着车窗坐着,棉袄裹得紧紧的,眼睛盯着外面白茫茫的街道。她脸上没什么表情,但周建国注意到她的手一直攥着衣角,指节都发白了。
公交车开了四十分钟,到了城西那片。
周建国家在机械厂家属院,四排平房,红砖墙,每家一个小院子。房子是厂里分的,他爹当年是厂里的老职工,分了一间半。爹走了以后,就他跟母亲住。
推开院门的时候,周母正在灶房忙活。
听见动静,老太太出来了。围着油布围裙,一手面粉。
“接到你三叔了——”
话没说完,她看见了那个姑娘。
老太太愣了一下。
“这是谁?”
周建国把三叔的行李放下。
“妈,先进屋说。”
屋里生着炉子,暖和不少。姑娘站在门口,也不往里头走,就那么杵着。
周母打量了她两眼。从头看到脚,从脚看到头,目光在那件棉袄上停留了一会儿。
“丫头,你叫什么?”
“阿秀。”声音很小。
“哪儿人啊?”
阿秀低下头,不说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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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人呢?”
还是不说话。
周母看了儿子一眼。周建国把事情简单说了。
“我先给她弄点吃的。”周母没再多问,转身去了灶房。
那天晚上,阿秀吃了两大碗面条。周母在旁边坐着,看她吃。
吃完,周母找出几件旧衣裳,让阿秀去里屋换上。那些衣裳是周建国妹妹的,妹妹嫁到外地好几年了,衣裳压在箱底,还带着樟脑丸的味道。
阿秀换好衣裳出来的时候,周建国正在外屋坐着喝水。
他抬起头。
脸上的灰洗干净了,露出底下的皮肤。鹅蛋脸,眉眼周正,就是瘦得厉害,下巴尖尖的。那些破衣服穿在她身上,怎么看怎么不合身。
她站在那儿,手指绞着衣角,有点局促。
周母把她拉到灯底下,仔细看了看她的脸,又看了看她的手。
“你过来。”
周母把儿子扯到灶房,压低了声音。
“这姑娘不简单。”
“啥不简单?”
“你看不出来?那双手,不是干粗活的。说话那调子,不是北边的。十指不沾阳春水的主儿,落到这步田地。”
周建国没接话。
“她嘴里没一句实话。”周母说,“问她家在哪儿,不说。问她家里有什么人,也不说。不是跑了,就是出了什么事。”
“那怎么办?”
周母想了想。
“你先住你三叔那边去。她先住这儿。”
周建国应了。
头几天,阿秀基本不说话。
周母给她铺了个床,在原来周建国妹妹那屋。她就在屋里待着,出来也就是帮忙择个菜、烧个水。做活很笨,不会生炉子,不会用擀面杖,连土豆皮都削不利索。
周母冷眼旁观,不说什么。
邻居过来串门,瞧见屋里多了个生面孔,少不得打听。周母说是远房亲戚家的孩子,过来住几天。
“哪儿的亲戚?长得怪俊的。”
“南边的。”
就这么敷衍过去。
周建国每天照常上班。机械厂三班倒,他干维修,活儿不轻松。下班回来的时候,阿秀有时候在院子里,有时候在灶房帮厨。
她看见他回来,也不说话,就是眼神跟着他转。
有一天晚上,周建国下班回来,发现阿秀在院子里蹲着。
天已经黑了,外头冷得厉害。她蹲在院墙根底下,不知道在看什么。
“你蹲这儿干啥?”
阿秀站起来。
“没干啥。”
冻得嘴唇都紫了。
“进屋去。”
她进了屋。
周建国发现灶台上温着一碗面。面坨了,汤也没有,上面搁了两片白菜叶子。
周母从里屋出来。
“她给你留的。我说了我来做,她非要弄。”
周建国看了看那碗面。面切得粗细不匀,有的地方还粘在一起。他拿起筷子吃了一口。
咸了。
但还是吃完了。
周母在旁边看着,一句话没说。
过了一个星期,周母把儿子叫到自己屋里,关上门。
“我想好了。”
周建国等着。
“你娶她。”
“啥?”
“你听我说完。”
周母摆摆手,“这姑娘来历不明不假。但你看这几天,她不是那种坏心眼的人。她不说自己的事,指定有她的苦处。她现在这样,送到哪儿去都是个死。咱家条件虽然不咋样,但多双筷子多个碗还是养得起。”
“妈,这都什么年代了——”
“什么年代?什么年代也得讲良心。”周母声音硬起来,“人是你带回来的。你带回来就得负责。再说了,你岁数也不小了,厂里分房就差结婚证。这事我想了好几天,就这么定了。”
“我跟她都没说过几句话——”
“慢慢处呗。你爹跟我结婚前也就见过两面,不也过了一辈子?”
周建国张了张嘴,想说什么,又咽了回去。
他知道他妈的脾气。认定的事,十头牛拉不回来。
第二天,周母跟阿秀说了。
怎么说的周建国不知道。他下班回来的时候,阿秀在院子里洗衣服。她蹲在压水井旁边,搓得很用力,手指头都搓红了。
听见脚步声,她抬起头。
两个人对视了一眼。
阿秀迅速低下头,继续搓那件已经搓得很干净的衣裳。
周建国往屋里走。到门口的时候,他停了一下。
“水凉,掺点热水。”
身后没声音。
他推门进去了。
婚事办得简单。扯了证,周母做了顿饭,请了三叔和几个要好的工友,算是摆了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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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大奎是头一个来的。
“好小子,不声不响就把媳妇娶了。”他拍着周建国的肩膀,嗓门大得半条街都听得见,“我还说给你介绍个对象呢,你这倒好,跳过介绍直接入洞房了。”
周建国瞪了他一眼。赵大奎嘿嘿笑,端着搪瓷缸子去找三叔喝酒去了。
阿秀坐在屋里,穿了一件红毛衣。那是周母托人从供销社买来的,算是结婚的新衣裳。她坐在床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一动不动的。
外屋闹到晚上十点多才散。
周建国进了里屋,关上门。
阿秀还坐在床沿上,姿势都没变。
屋里就亮着一盏十五瓦的灯泡,光黄黄的。
周建国拉了把椅子坐下。
沉默了好一阵子。
“你不用怕。”他说,“我不碰你。”
阿秀抬起眼睛看他。
周建国站起来,从柜子里翻出一床旧褥子,铺在地上。
“晚上你睡床上,我睡地上。”
他脱了外套,裹上那床半旧的被子,翻了个身,脸冲着墙。
背后很久没有声音。
然后他听见很轻很轻的一声,像是松了口气,又像是在叹气。
周建国闭上眼睛。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
周建国睡了一个多月的地铺。他妈发现以后,骂了他一顿,但也没办法。
白天他去厂里上班,阿秀在家跟他妈学着做家务。她学得很慢。北方冬天的那些活计,她一样都不会。
腌酸菜,她往缸里撒盐撒得不均匀,一缸菜烂了半缸。蒸馒头,她发的面不是酸了就是没发起来,蒸出来硬得能打死人。
周母有时候急眼了,说两句。阿秀也不顶嘴,就低着头,下次接着做。
邻居们都知道周家娶了个“笨媳妇”。
赵大奎的婆娘过来串过几次门,回去就嚼舌头:“那个阿秀,连个煤球炉子都不会换。白长了一张俊脸,干什么都不中用。”
传到周建国耳朵里,他没说什么。
春天的时候,厂里接了一批急活,周建国加班多了。有一回连着干了三个夜班,回来的时候人都快散架了。
推开门,灶台上温着饭。
一碗白菜炖粉条,两个馒头。菜里放了肉。
他吃了一口。
味道比以前好了不少。
阿秀从里屋出来,在他对面坐下,也不说话,就那么看着。
“吃了吗?”
“吃了。”
她还没走,手指头在桌面上划拉着什么。
“怎么了?”
“没事。”
她站起来,进了里屋。
过了一会儿,周建国吃完饭洗碗,发现灶台上多了个搪瓷缸子。
里面是热茶。
第二年夏天,厂里机器故障,周建国爬上爬下修了一整天。
下来的时候手一滑,从平台上跌下去。右胳膊擦掉一大块皮,骨头倒没事,就是伤口看着吓人。
回家的时候,阿秀看见他胳膊上缠的纱布,愣了一下。
“咋弄的?”
“蹭了一下。”
她去端了盆热水,拿了毛巾。
周建国把衬衫脱了,露出胳膊上的伤。阿秀蹲在旁边,用热毛巾慢慢擦伤口周围的药渍。她动作很轻,眉头拧着。
“疼不?”
“不疼。”
擦完了药渍,她又去拿了干净纱布,重新缠上。一圈一圈的,仔仔细细。
“你这手,厂里还能上班不?”
“歇两天就好了。”
那两天,阿秀变着法子给他做吃的。她不太会做北方的饭,但开始试着做些别的。有一回她端上来一碗馄饨,皮薄馅大,汤里面放了虾皮和紫菜。
周建国吃了一口,看了她一眼。
“以前学的?”
阿秀摇摇头,又点点头,没多说。
周建国没追问。
他开始教她用缝纫机。家里那台老蝴蝶牌的,他爹当年买的。阿秀学得很快,不到一个月就能自己扎衣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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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碎布头做了两个枕套,白色的底,上面绣了点花。绣得歪歪扭扭的,但看得出用了心。
周母亲瞧见那枕套,拿在手里翻来覆去看了一阵。
“这丫头,手是真的巧。”
秋天的时候,粮店进了一批大米,要排队买。
周建国起了个大早,推着板车去排队。阿秀说她也去。
两个人在粮店门口排了两个多小时的队,买了五十斤米。周建国在前面拉车,阿秀在后面推着,从城东走到城西。
路上遇见赵大奎。
“哟,两口子买米呢。”赵大奎叼着烟,笑呵呵的,“周建国你个王八蛋干那点活儿还用让人家阿秀跟着去受累。”
周建国没接话,拉着车往前走。
阿秀在后面说:“我自己要去的。”
赵大奎愣了一下,烟差点掉了。这是阿秀头一回跟外人说话。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去。院墙根底下种了几棵向日葵,是阿秀种的。她说以前在老家见过,想试试这边能不能活。
向日葵长得很好,到秋天结了大大的花盘。
阿秀把葵花籽晒干,炒了一小盆。周建国下班回来,就着葵花籽看电视,她坐在旁边,手里忙活着什么活计。
电视里播的是新闻。什么南方特区建设,什么引进外资。
阿秀本来是低着头的,听见电视里的声音,手一下子停住了。
周建国没注意。
第三年冬天,周建国三班倒熬得太狠,发了烧。
阿秀守了他一天一夜。周母要换她,她不让。
烧退了以后,周建国嗓子哑得说不出话。阿秀端了碗梨水过来,坐在床边,一口一口喂他喝。
“我自己来。”
“别动。”
她喂完了梨水,把碗放下。
“周建国。”
“嗯?”
“谢谢你。”
周建国靠在床头上,看着她。
“谢什么。”
阿秀没说话,低了低头。
“那年冬天,在火车站。谢谢你。”
周建国咳嗽了一声。
“多少年前的事了。”
“我记得。”
她说完就站起来,端着碗出去了。
窗户外面的雪下得很大,跟那年腊月一个样。
第四年的春天。
电视里播新闻,什么南方特区又建了个大厂,市里的领导都去剪彩了。
画面一晃。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站在一群人中间,面前是一条红绸子。
阿秀本来在灶房洗碗。周母在屋里看电视,喊了一声:“这排场真大。”
阿秀擦着手进来,习惯性地往电视上扫了一眼。
她整个人定住了。
手里攥着的抹布掉在地上。
周母扭头看她。
“咋了?”
阿秀蹲下去捡抹布。捡了两回才捡起来。
“手滑了。”
她的声音发干。
电视里的画面已经切到下一个新闻了。阿秀愣愣地盯着屏幕,眼睛里的东西说不清是什么。
那天晚上,周建国回来的时候,阿秀在院子里站着。
开春的天还冷,她就穿了件薄毛衣。
“怎么不穿外套?”
“不冷。”
周建国看了看她。
“出啥事了?”
阿秀没答话。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开口。
“我想起一些事了。”
周建国心里一震,面上没露出来。
“我想回去看看。”阿秀看着院子里那几棵向日葵的枯秆。“我知道我家大概在哪儿了。”
周建国沉默了。
“你陪我,行吗?”
她转过身看着他。月光底下,她的眼睛亮得有点不一样。
“行。”
周建国说。
决定去南方的事,周母知道以后,沉吟了很久。
“该去。”老太太说,“来了四年了,总得有个说法。不管找得到找不到,心里头那块石头得搬开。”
周建国请了半个月的假。他把家里的积蓄都取出来,又跟赵大奎借了三百块钱。
赵大奎把钱塞给他的时候,压低了声音。
“你媳妇儿该不会一去不回吧?”
周建国没理他。
火车票买的是硬座。从北边到那座南方城市,两天一夜的路程。
出发那天,周母送到门口。阿秀抱了抱老人。
“妈,我回去看看就回来。”
周母拍了拍她的背。
“去吧。”
绿皮火车晃晃悠悠地往南开。车窗外面,先是光秃秃的原野,渐渐变成了绿油油的田地,又变成了水田和丘陵。
车厢里人挤人,烟味汗味泡面味混在一起。有人带着活鸡上车,咯咯叫了一路。
阿秀靠着车窗坐着,不怎么说话。越往南,她的神情就越紧绷。有时候盯着窗外发呆,有时候低下头,手指头绞着衣角。
周建国坐在她旁边,隔一会儿问她渴不渴饿不饿。她应一声,但心思明显不在这上头。
车过长江的时候,阿秀站了起来,往窗外看了很久。
江水很宽,黄浑黄浑的。
“快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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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坐回去,声音很轻。
周建国注意到她的手在发抖。
“紧张?”
阿秀点点头。
“快四年了。”她说,“不知道他们还在不在。”
周建国没说话。
火车继续往南开。车厢里的广播开始报站名,一个接着一个。
阿秀攥住了他的手。
这是她头一回在外面这样。
周建国看了她一眼,没把手抽回去。
两天一夜之后,火车终于开始减速。
阿秀坐直了身子。
“到了。”
她的声音有点发颤。
火车慢慢驶进站台。车窗外面的站牌上,写着那个城市的名字。
一个很大的城市。
站台上人来人往,跟北方的火车站完全不一样。人多,车多,到处都是拉客的,推着板车卖水果卖甘蔗的,吵吵嚷嚷的。
周建国拎着行李,阿秀跟在他身后,走得很慢。
出站口更挤。人挤人,人挨人。有举着牌子接站的,有拽着旅客问住不住店的。
周建国护着阿秀往外走。
出了出站口,眼前是一条大马路。马路对过是几栋高楼,楼顶上有大招牌。街上跑着出租小汽车,不是北边那种拉达,好些是没见过的牌子。
阿秀站在出站口外面,望着眼前的街道,眼神有些恍惚。
周建国把行李放下。
“接下来怎么走?你记得家在哪个方向不?”
阿秀没回答。她的视线越过马路,越过那些高楼,落在很远的地方。
然后她的身子僵了一下。
周建国顺着她的目光看过去。
出站口左侧,停着三辆黑色轿车。车漆锃亮,车头上竖着小红旗。最前面那辆的车牌,是黑底白字。
几个穿黑色西装的年轻男人站在车旁边,腰杆挺得笔直,一看就不是普通人。
他们朝出站口这边快步走过来。
为首的一个中年人目光锐利地扫过人群,最终定格在他们两人这边,随即快步走来。